启明1158-第7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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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壁垒越高的行业内专业人士往往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那就是特别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
曹参作为优秀武将，知道隔行如隔山的道理，也知道自己在治国这方面不专业，会坏事，闹不好还要出人命，强烈的忧患和专业意识使他高薪聘请了专业人士盖公为他参谋治国。
被他高薪聘请的专业人士盖公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就就告诉他治理国家很简单，只要按照国家制定的律法办事，规规矩矩的，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全的稳定的环境，其他的都不用管。
治理国家的要义就在于官府千万不要好大喜功，追求政绩，过多插手百姓的事物，顺其自然就好了。
这种做法长期以来都被人批判，被认为是不思进取的错误做法。
诚然，苏咏霖自己也承认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这种处理事务的理论的真正核心并不在于什么都不做，而在于【按照律法办事】。
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做到这一点几乎等于天职，没什么难度。
但是对于掌握权力的人来说，这一点恰恰是最难做到的。
而曹参做到了，他不仅自己做到了，还带动麾下一群官吏一起做到了，他按照这种做法治理齐国，九年之后，齐国变得非常繁荣，经济也很不错，发展得很好。
此后，萧何去世，惠帝刘盈遂调任治理齐国有功绩的曹参到中央当相国，面对全新的挑战，曹参上任以后的做法是让人大跌眼镜的。
他充分了解了一下他麾下的一群官吏，然后几乎罢免了所有办事效率高、口才好、有追求有抱负的能吏，提拔了一群只知道按部就班，照章办事的老实巴交的官员，嘱咐他们照章办事，不要逾越。
这之后，他就彻底大松心，成天喝酒吃肉听小曲，小日子过得飞起。
惠帝得知，非常生气，赶快过来兴师问罪，问曹参为什么要这样办事，这样做对得起他的信任吗云云。
这之后发生的故事，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了。
曹参当然不是傻子，也不是懒汉，他只是一个非常讲规矩且有专业意识的专业人士，而且政治头脑也不错。
且不说吕后当政时期汉中央尖锐的矛盾容不得一个有所作为的锋芒毕露的相国，对于萧何已经定下的被证明有效果的治国方针大略，只要执行下去，一定会使人民休养生息，国家富足。
曹参更加清楚的是，当时刚立国不久的汉国经历秦末战乱和刘邦讨伐诸侯国的战争，真可谓是一地鸡毛百废待兴，这种时候，如果为了个人的名利而大搞政绩工程，对于汉国来说，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曹参经过学习之后，对流官制所缔造的官僚这个群体已经非常了解了。
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管是为了自己的政绩还是老百姓的生活，该做的事情都是要做的——不然还怎么靠着政绩升官啊？
熬资历？空等白头？
不行，必须要主动出击，有困难就要解决困难，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解决困难。
自古官僚多如此。
你们没有困难，我还怎么捞政绩升迁啊？
古代朝廷也会开年会，也会开财政会议军事会议等等，在年初就会把一年要做的事情规范好，花多少钱也会准备好，如果严格按照预算执行，财政绝对不会出问题。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正是洞悉了这一点，曹参于是抑制住了想要“扬权”、彰显自己的权势的个人欲望，规规矩矩不去折腾，他带着一群按部就班老实巴交的官员按照规矩办事，不仅没有引来吕后的打压，也平安的度过了自己三年的相国任期，病逝于任上。
后来，民间把成天喝酒吃肉听小曲的曹参称为贤相。
汉初几代相国执政班子的行为被称作无为而治，给汉国积蓄了强大的国力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反击匈奴，从而【变无为为有为】，为了在政治上统一人心，顺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趋势，遂对汉初几十年这无为而治的做法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否认。
但是在苏咏霖看来，没有任何一种执政方式可以称之为无为而治，真正的无为根本不可能治理国家。
所谓的无为，本质上都是王朝建立初期集合一大群能人制定好完善的律法、革除前代弊政之后照章办事，官府官员守规矩、不搞事、与民休息，是一种较低损耗的组织形式。
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低损耗模式的优势很明显，只是全面战争时期，这种较低损耗的组织形式不能适应高烈度的全面战争。
想想也明白，人类社会一旦形成一个组织，哪里能存在什么所谓的无为而治呢？
民众体感的无为而治，恰恰证明了官府执政的成功。
官府设置了一套规矩，自己也进入其中，大家一起规规矩矩照章办事，不超脱，不乱来，不破坏规矩，时间长了，最初的有为就成了底层民众体感上的无为。
想要办大事，需要有为。
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积蓄国力，并且得到民众的认可，降低执政成本，恢复民生和因为战乱而损失的人口，就需要“无为而治”。
虽然时代变了，斗转星移，汉初黄老之学倡导的无为而治已经不可能适应当下的生产力状态，强行回到过去，那就和王莽一样，那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大型社会实验。
但是其本质并未过时。
即每一个人都守规矩，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想要民间守规矩，不难，想要官方守规矩，很难，因为规矩本身也是官方制定的，如何让官方也守规矩，考验着执政者的执政水平。
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精髓。
曹参没有刘邦的威望，没有萧何的天才，所以他把那些喜欢搞事情、天天想着升官发财的不稳定分子赶出自己的执政班子，换了一群老实巴交只知道照章办事的人来帮他贯彻萧何留下的规章制度。
官方守规矩，就意味着不折腾，意味着较少的侵害民间利益，就意味着较低的行政司法成本，就意味着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繁荣。
当然了，不管对于西汉也好，对于大明来说，曹参的做法都只能在一定的时期内起到正面效果，轮到变革时期，这套机制必然要变。
但问题在于，这种切换对于古代王朝来说几乎是不可逆的。
古代朝廷一旦因为某种原因结束了这种轻徭薄赋的无为状态之后，在需要有为去处置的大事变终结以后，就几乎不可能再切换回来，下一次的无为而治，必然是下一个王朝。
因为一次有为变革耗尽了民力之后，官僚们就不守规矩了，不再给民众下一次休息的机会，一直那么有为下去。
而农业时代的民力积攒的不够快、不够多，经不起官僚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捞政绩形式的“有为”，农民会加速破产，帝国也会加速走向灭亡。
事到如今，苏咏霖已经不奢求自己建立的国家哪怕在自己死了之后都能一直维持火红的状态，但是他也不能允许这个国家堕落。
所以他决定为明国建立三套机制，立下三个机制下的三套规矩。
第一套机制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机制，第二套机制是局部战争时期的机制，第三套机制是全面战争时期的机制。
他要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将这三套机制制定完毕，使之成为贯彻明国上下的三套规矩，通过法律形式将这三套规矩确定下来，成为全民共识。
未来大明出了什么事情，按照三种情况来分辨，决定启用哪一套机制就可以了。
就苏咏霖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从无为转变成有为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而从有为切换回无为状态，就相当相当的困难了。
原因很简单。
无为状态下，官方守规矩，不能为所欲为，民间依靠规矩，反制力量较强，官方需要更多的让利民间，因此做官难度较大。
简而言之，想高升想政绩要名望的官儿在无为时期不会很舒服。
而在有为状态下，因为各种需要，无为状态下的规矩被打破，官方力量开始冻结之前的规矩，权力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权力陡然增强，便于进行总动员。
这种情况下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是相当恐怖的，汉武帝以此动员整个大汉对匈奴发起了空前猛烈的战略打击。
然而这不是没有代价的。
第1602章 大明的民众太累了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运行逻辑，若要改变这些运行逻辑从中取得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伴随着有为状态而来的，就是官员感受到了权力扩张的快感。
借助有为状态的治理逻辑的转变，官方力量空前增强，需要办的事情陡然增多，官僚队伍也会因此吸纳数量更多的新人进入。
有为状态会快速诞生一个庞大的官僚团体依附于其上，成为事实上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高度绑定有为状态，视之为政治正确。
没有规矩的束缚，他们很快就会失控，他们很快就会把合理有限度的有为状态带到无理无限度的有为状态，肆意侵害农民的利益。
而且就那么一直的“有为”下去，不断的“有为”，直到把民间在无为状态期间的积蓄榨干、爆发农民起义为止。
而当统治者发现问题所在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有为状态带来的问题，而是有为状态本身。
那规模极其庞大的臃肿不堪的官僚队伍以及其腐朽堕落的奢侈生活模式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统治者若想要挽回帝国江河日下的局面，就要约束、裁撤官员，而这，必将引起官僚队伍的强烈反弹，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王安石，张居正，还有雍正皇帝，这三个典型的改革代表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此。
苏咏霖从来不认为官府过度干预民间事务是一件多好的事情，过度干预本身就意味着要做的事情更多，就要附带有大量的官僚队伍。
而官僚是不产出任何财富的，他们只会消耗财富，若只是守规矩的消耗还好，他们还会抢夺财富，还会霸占财富，此消彼长之下，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最终必然有人站出来帮他们均贫富。
就苏咏霖所观察到的大明的现状来看，有为状态持续十数年以来，整个明国社会快速结束了封建时代积累的多项弊病，消灭了封建时代的食利阶层，前所未有的解放了民间生产力。
也因此，这十几年间，明国财政收入连年递增，民间财富积累也连年递增。
但是随着有为状态的持续，明国也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官僚问题，甚至侵蚀了理想加成的复兴会队伍，让苏咏霖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吏治状况。
明国和一般封建王朝不同的是，一般的封建王朝完成更新迭代之后，就会快速进入无为修养期。
他们只会对站错队伍的前朝余孽发动清洗，而不会对全部的地主豪强阶层发动清洗，反而会拉拢他们，尽快让国家恢复正常，所以他们可以快速进入无为修养期，开始与民休息。
这个过程可能只在王朝建立之后的两三年就开始了。
而明国为了彻底解决弊病、完成革命和生产改造任务，建国之后就没有无为修养期，而是快速进入了有为革命期。
明国在苏咏霖的带领下催动数量相对庞大的官员干部队伍深入民间，把权力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用号召政令的形式动员民众消灭地主豪强等旧时代的余孽。
通过如此暴烈彻底的行动，明国将整个食利阶层连根拔起，在全国范围内消灭的一干二净，开创了新的历史，由此颠覆了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极度释放了民间的生产积极性。
之后明国不断革新，不断革命，建立集体农庄、集体工场，建设民兵队伍，建设全国性质的扫盲识字班，四处征战，开疆拓土，消灭敌人。
在这个过程中，官方队伍越来越庞大，官方权力越来越大。
也因为其正义性质和对底层民众利益的保护，以至于越来越得到民间的欢迎和支持。
消灭食利阶层所带来的极为庞大的物质收获也为这一行动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支撑，使得有为状态下本身相当剧烈的损耗能够被兜住。
有了民间的配合，行政成本司法成本极低，让明国的内耗极低，对外辐射的力量极其庞大。
在全新的集体经济模式的催动下，明国的生产力几乎达到了中古时代的顶峰，并且由于蒸汽机的出现，甚至有了向工业时代飞跃的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有为状态。
官方掌控几乎全部的权力，而民间因为不断的胜利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习惯性的已经唯苏咏霖为代表的大明国马首是瞻，一个地方的一个政令发布，民间会遵守，就能改变一切。
统治集团的内部规则能够被较好的遵守、大家还心怀理想的时候，这种有为状态是非常优越的。
这能够最大限度的成就古今未有之壮举，并且还会对民生产生很多积极正面的作用。
但是苏咏霖立足于洪武十三年、共和二零一五年这个时间节点，已然发现了这一状态的问题之所在。
其一，他毫无意外的发现了大明官员队伍里头“扬权”思想的抬头。
他发现不少官员扬权的欲望难以抑制，并且越来越膨胀，他们更加喜欢大家长大包大揽的角色和办事方式，甚至不愿意在内部搞民主集中，更别说听取民众的意见。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刚愎自用，固执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事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民众只要听命令就好了，其他的都不要管，安心生产生孩子就可以了。
大明国难道会害你们？
不存在的。
所以你们要听命令，不能反对，只能遵守。
这种思想逐渐在明国中央和地方高层蔓延开来，势头比较猛烈，若不及时干预，会出大问题。
其二，大明的民众其实挺累的。
虽然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积蓄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累，他们又要农耕，又要做工，又要做正常的工作，又要参加其他的活动，要识字，要学习思想理论。
过去的农民要做的事情他们都在做，过去的农民不需要做的事情他们也在做，所有的时间都被填满了。
虽然建国这一代农民因为吃过封建王朝的苦所以不觉得现在苦，但是下一代人呢？
再下一代人呢？
他们会疲惫不堪的。
苏咏霖通过财政部和农部的大量数据统计发现，当前的大明并没有摆脱封建王朝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主要经济增长点依然在农业生产方面，不在其他方面。
工业和商业的产值对大明的总产值来说，只是添头。
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积蓄越来越多，本质上依然是王朝上升期所致，大量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单位生产效率提升，大量开垦荒地也增加了土地田亩数，粮食产量自然而然的增加了。
而大明之所以看上去更好，是因为革命政策优势，分配做得好，所以农民比王朝统治下的农民的生活要更好一些。
但是他们同样不轻松。
所以本质上，大明的生产模式更加适配的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而不是宪政民主。
只是因为苏咏霖这个大异类带着一群小异类硬生生用爆棚的武德手搓真理，然后把时代强行往前拖，不让它继续慢慢磨洋工。
一旦这个异数消失了，时代会变。
至于变得更好还是更坏，苏咏霖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所以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决定一手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