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1158-第4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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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浩点了点头，自己去找赵昚了。
而后没过几天，朝廷准备加征农税的消息传来了，据说加征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增加百姓的负担，刮穷鬼的钱，而是要根据土地数量的多少来加征税收。
简而言之，朝廷准备丈量田亩，根据田亩数量向土地多的人征收更多的税，以此填补军国大事的用度不足。
消息传出，好家伙，整个朝廷的震动和官员们的反应比当时他们针对张浚的时候还要强烈，一个两个立刻就和被踩了尾巴的野猫一样暴起发难，差点没把这个政策的提出者史浩给生吞活剥了。
一口一个与民争利，一口一个贪心无度，一口一个祸国殃民，一口一个千该万死。
史浩明明老老实实做了那么多年的官，忽然间在他们嘴里变成了大宋第一祸国殃民的罪人，甚至还有人上书给赵昚让赵昚远离史浩这种小人，避免被他蒙蔽。
对于这个反应有所准备的史浩闭门不出，对于很多忽然间来他家门口搞骚扰的人视而不见。
而另一边，赵昚也坚挺住了和史浩打配合，拒绝批复类似的奏表，拒绝接见前来求见他的官员，一直到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整个尚书省都有点难以正常运转之后，赵昚才终于松口。
既然你们都不愿意朝廷征收农税，那就加征商税好了，总而言之朝廷要加税，不加农税就加商税，你们自己选。
这一回，那些跳起来的官员们有点不太敢跳了，在两个选择中，明显后一个比前一个要好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的态度软化了。
史浩恰如其时的站了出来，递交了加征商税和给多个地区加派税收的建议，这个建议被赵昚火速签署，然后火速交给尚书省要求通过并且执行，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天。
很多人在时候才回过味儿来，意识到这是皇帝和史浩唱的双簧，两人一个冲锋陷阵，一个剧中策应，把大家玩弄于鼓掌之中。
很多人都为此感到生气，但是木已成舟，他们也没什么办法，只能说绝对不能让史浩好过就是了。
商税还是关系到一部分官员的利益的，他们肯定不会老老实实交钱。
至于另外一个加征……
穷鬼的钱，大家三七分成就好，这个没什么意见。
除了少数人站出来为百姓哭喊，做做政治表演之外，大多数人也没什么多余的建议。
这件事情在中央层面就这样过去了，至于在地方上会引起什么反响，暂时还看不到。
但是既然有人的利益受损，就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发展顺利，必然会有更多更特别的情况发生。
南宋这边正在为了税收的问题而产生层层涟漪，长江以北的明国也在经历着深远的变化。
苏咏霖返回中都以后，经过数月辛苦如老黄牛般的地狱级别的工作，终于把混乱时期积累的很多问题解决掉了，政务也处理掉了，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终于逐步走上了既定轨道。
通过突击培训班培训出来的政工干部一个接一个的奔赴地方，为原先那些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活的前辈们分担压力去了。
地狱一般的加班一直到洪武三年的九月底十月初才堪堪恢复到了苏咏霖大规模反腐之前，而这段时间里，别说苏咏霖累的够呛，就算是一直身体强健的辛弃疾都累病了一次。
好在十月之后，中都政法学校突击培训的一大批政工干部的下放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辛弃疾从军队里转业出来的一批基层干部也完成了下放，逐渐将地方上空缺出来的职务给填上了。
苏咏霖终于能让自己和朝廷喘口气，休息两三天，睡个好觉，洗个澡，好好放松一下。
不过国家的问题总是接踵而至，这边刚刚不用天天地狱加班，那边又有大问题砸在了苏咏霖的脑袋上。
洪武三年十月初六日，苏咏霖刚刚结束一天的休息，就接到了复兴会监察部主任孔茂捷的报告。
看了看这份报告，苏咏霖的眉头渐渐紧皱。
这不是一个突发的问题报告，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汇总报告，是监察部经过数月的调查之后给出的报告。
苏咏霖过去所了解到的基层状况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农业生产力逐渐恢复和发展的过程。
但是他很清楚，自己取消了苛捐杂税和对农民的高度剥削之后，这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
这是小农经济本身具备的强大的恢复力和生产力，只是过去被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以及糟糕的基础建设给抑制了、破坏了。
他解决了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增强了基础建设，完全释放了这部分生产力，这部分生产力随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而骤然爆发，于是建国三年来，每年夏粮和秋粮的产量都节节攀升。
这固然可以说是政策带来的变化，但同时，这也是自然规律，必然发生的事情，每一个朝代都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
而明国与之不同的是制度层面的不同，通过制度层面的不同，明国基层可以调动农民进行水利、道路的修缮，以此达到增加粮食产量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目的。
所以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也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不增长才是问题所在，传统经济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到顶峰的状态，苏咏霖这样做，只是加速传统经济发展到顶峰这个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并非没有问题，并非一帆风顺。
大约五年一次的自然灾害和气候异常暂且不说，监察部这份报告聚焦在基层农会干部是否称职的问题上。
通过这份报告，苏咏霖了解到了当前广大基层农会内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
第893章 灾难性的后果
苏咏霖得到的这份报告上描述的是一些分配到基层农村里担任农会指导员的政工干部和一些乡农会会长的作风问题。
报告上说因为复兴会组织在基层展露出了极强的组织力和行动力，加上明政府的政府信誉极高，使得农民非常信任复兴会派来的指导员和复兴会的上级组织部任命的乡农会会长。
这种情况极大的促进了农民和农会之间的关系，也使得农会可以最大限度的组织农民办大事。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地方的基层出现了村农会指导员、乡农会会长独断专行、一言以决村、乡全部事务的情况。
根据监察部的走访和调查，很多村庄农会的搭建主要都是复兴会政工干部的功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自己对农民们的绝对信誉和权威，乃至于可以绕过农会对农村事务做出决策。
而后来被农民们推举的本地农会会长以及村民们组成的农会反而是空架子，沦为指导员做出决策之后的执行机构，没有其他的权力。
因为不具备学识的硬伤，相当长一段时间，农会的搭建和农会的生产都是指导员一力承担，这需要权力的集中，需要高度的话语权。
一开始，这的确是利大于弊的。
因为只有指导员具备那个能力把农会搭建起来，并且组织大家完成土地分配、登记和恢复生产的工作，其他人不行。
所以这一阶段，大大小小的农会组织完成建立，明政权得以高度统合基层力量，完成了很多在南宋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随着几年来扫盲教育的大力推动，农民们逐渐脱离蒙昧，有了一定的知识，有了一定思维能力，而村子里的指导员们却似乎还没有从大家长的身份完成属于自己的转变。
他是来辅助工作的，不是这个村子里的太上皇，不是来这里对大家指手画脚作威作福的。
然而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指导员们因为建立农会、分配土地、恢复生产和指导扫盲的巨大功劳，使得村民们包括农会会长都习惯性的无条件的服从他的指令。
苏咏霖最初设计农会制度当中规定的农会领导层由全体农民选举产生、农村事务决策需要农会全体表决这两条几乎就没有运行过。
当然，最开始这条制度确实没有运行起来的条件，大家依靠惯性推举农户中大家都能服气的人来做农会会长已经是极限。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认字的农民们多了起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有一些指导员和农会会长因为过于强势的态度和盲目遵从上级指令、不体恤农民实际处境的情况，从而和农民发生冲突。
比如苏咏霖因为多次战争的胜利使得财政状况大为宽裕，于是定下了大基建政策，要求各地审时度势，根据实际需求订立工程计划，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修筑足够的基础设施以对抗自然灾害。
结果这个命令传到地方就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加油干，一定要赶在自然灾害到来之前完成水利工程和道路，这是陛下的号召！
于是政令一层一层往下传达，一层比一层要求急切，到了乡、村这两级，乡农会就开始要求村一级的农会限期修路、修水利工程。
政令下达的很快、款项到位也非常干脆，然后就要村子里抽出劳动力负责修建水利和道路，觉得这是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一定很高兴。
但是事实上传达政令的时候还是在农忙时期，农民们还要忙着自家的土地耕种，忙着自家的一些活计，没时间，工期跟不上，以至于抽不出足够的劳动力来做工。
有些人家觉悟好，出了劳动力帮着修建水利工程和道路，结果自家农活跟不上进度，夏粮和秋粮守成不好。
而有些人家偷奸耍滑，没有让主要劳动力去帮忙修建水利工程好道路，主要就是在忙着自家的农活，自家农活做的不错，收成好。
这样一来，村子里的农民也产生了矛盾，觉得不公平，村农会不能很好的协调，便纷纷罢工不干，吵着闹着要先把自己的土地伺候好。
这种情况下，合理的方式应该是村农会向上与上级部门争取，协商，争取把时间调整过来，为农民减轻负担。
或者本身劳动力数量足够的话，就和农民们协商一下，组织部分劳动力集体耕种大家的土地，保证大家的农业收成不会耽误，另一部分劳动力前往修筑工程，满足上级需求，两不误。
但是实际执行层面上，这样的情况出现的不多，反而出现了部分指导员和乡农会会长为了争取功劳、讨好上级而不顾实际需求，强制要求下级完成目标的情况。
为了讨好上级、彰显自己的功绩和能力，这些村指导员和乡农会会长不顾农民的实际情况、强逼他们上工，以至于农民非常不满。
甚至于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村指导员强制要求农民上工，农民忍无可忍，于是拥护农会会长驱赶农会指导员的事情。
或者某些不愿意看到农民受苦受难的指导员带领农民们去乡农会请愿引发村农会和乡农会矛盾的事情。
双方多次闹到县里面，县里面的官员对于这种事情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不知道是该考虑民情还是考虑上级指令，一时间难以做出决策，只能继续向上反应，缺乏变通能力。
这种事情一开始比较少，没有引起上级复兴会分部的注意，后来随着黄河工程的推进而使得这些问题陡然加剧。
终于，随着山东反腐的问题，这一类问题也被监察部注意到了。
孔茂捷通过部分州县复兴会分部的汇报，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然后派人走访调查相关地区，实地考察数月之后，用汇聚起来的材料写成了这份报告，提交给了苏咏霖。
材料中详细列举了苏咏霖发布大基建计划政令之后地方上的一些乱象。
苏咏霖读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因为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脆弱性，其模式难以抵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局部地区的水利工程不能对冲巨大的自然灾害。
一旦遇到大规模自然灾害，小农经济下就是哀鸿遍野，饿殍遍野。
而在华夏这片大约每五年就要发生一次较大规模自然灾害、气候异常的土地上，小农经济就有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集体农业对冲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将是有效保证农民个人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的有效方法，也能够集中全力修建必要的水利工程以应对灾害。
所以苏咏霖一直都在努力推进农会的搭建，并且也在中央层面推动制定集体农业经济的法律。
他准备在之后出台集体农业法，以法律条文形式把农会这个应急的产物正式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集体化。
然而在此之前，若不能解决掉这种一言堂的普遍情况，不能完善基层农会组织的运行方式，必然会影响到之后的集体农业经济的建设。
由此，苏咏霖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他所着眼的，是千年变局，是大革命，没有工人做先锋队，就只能由他的组织来做先锋队，引领分散的农民集合为整体，向未来前进。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的先锋队不能持续坚决的前进，不能保持坚定的信念，不能指引正确的方向，对于明国而言，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大踏步退回封建轮回都算是运气好。
比起后来的很多国家，苏咏霖面临的情况更加严峻，因为农民人数更多，科技水平更低，识字率也更低，想要完成彻底的变革，对于先锋队的要求太大了。
一支军队打仗，先锋军必须是最精锐的，不仅要开路，还要能打败对方的先锋军，这样可以激励己方士气，要是先锋军战败了，大军也会蒙上浓重的心理阴影。
说真的，苏咏霖承担不起先锋队失去方向的后果。
若要保证先锋队不失去方向，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当然非常繁杂，而在浩如烟海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原则之中，有两个如定海神针一般的基本原则是绝对不能违背和抛弃的。
其一，是民主集中。
其二，是紧紧依靠人民。
这两个基本原则苏咏霖都是写在复兴会规定章程之中的，每一个复兴会员都该是知道的。
但是落到执行层面，一样被苏咏霖滞后了。
所以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他们知道朴素的推举是什么意思，至于需要技术力和规则加持的选举，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该怎么运行了。
同样，他们贯彻落实这两个原则同样需要时间，需要苏咏霖的耐心。
这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事情，但是这依然是他的问题，所以在随后召开的复兴会中央会议当中，苏咏霖进行了自我检讨，向与会会员做了报告。
第894章 民情咨询室
针对这个问题，苏咏霖认为是自己的错。
他认为没能践行这两个原则是他的问题，他提出来了，却没有实行，以至于当前的地方和中央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问题。
但是好的原则的确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需要让大家真正理解。
这是之前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不能盲目拍脑瓜，说上马就上马，那也是不负责任。
所以苏咏霖决定从复兴会中央当中的复兴会内部事务开始，逐渐开始推广、践行民主集中的原则。
先从眼皮底下开始实行。
平时苏咏霖召开的复兴会中央会议的参与成员都是复兴会中央的高层干部，都有各自的职权和负责范围，于是苏咏霖定下了一个原则。
“从今往后，在整个复兴会中央的会议场上，所有关于复兴会内部建设的问题，都遵循一个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即每一个需要解决和执行的议题，都会由全体与会会员进行表决。
之前我们也就一些问题进行过个别表决，但是不成规矩，没有原则，那么从现在开始，这将成为我们的原则，细节上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