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1925-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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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峰时甘陕变化的源头，这里的人自有其骄傲，再加上几乎所有人不是直接为陇东集团工作，就是与其有些关联，或许与吴安平比这些官员还亲近，所以无论谁见到官老爷，都把胸膛挺得高高，并无其他地方“见官矮三分”的畏缩姿态。
官员们有的并不在意，有的虽在意但也是伶俐人，从解放军推行的政策就能猜到吴安平的倾向，所以也没有一个趾高气扬，都很和气，这在其他地方也是少见。
除了官员，趁此时机赶来西峰的还有几类人。
一类不用说，是国、共驻甘陕支部党员，虽然解放军没有加入北伐，但对两党成员的活动并没有什么限制，相比北方其他省份，甘陕其实更为安全一些。另一类是民主人士，这些人大多本就在两省居住，虽然解放军占据甘陕时日未久，却也能觉察出两省政治氛围宽松，现在西峰这次会议，就将决定甘陕前途，他们自然要过来看看。
还有两类人很特别。一类是听到风声的商人工厂主，一类是想打探风声的地主和乡绅。陇东集团给商人、工厂主带来的好处多多，他们自然想看看接下来风向如何，是利多还是情势反转；解放军在各地的清洗，还未深入到乡间，但却早吓坏一些地主、豪绅，他们唯恐刀架到脖子还无所觉，自然也要主动过来探听，看具体政策如何，以便应对。
其他甘陕周边势力，如果听到了风声，自然也会派一些探子过来。
为保证会议顺利召开，吴安平直接将警备师派在各个街道警戒，防止有人搞破坏。与此同时，他也命令兰州、固原、榆林一线的各部解放军保持警惕，决不能让西北军产生任何侥幸心理，如其来攻，可暂居守势，待西峰之事完毕再回过手来解决。
三极行政大会要讨论的事情很多，无论临时政府还是新民党的组建，都是要建立一个体制或体系，绝不仅仅是发个公告就算完事，还涉及许多细节问题。比如政府这块，总不能换个牌子就行，还要制定出施政方针、政策，这样百姓才能明白，甘陕已是换了人间，每个人都有新生活可以期待。
吴安平先小范围做了沟通，结果喜忧参半。在甘陕省政层面，对他提出的政权架构，很多人存有疑虑，并不是很爽快就表示支持，其中最大的异议，就是他这样集权，已有新军阀的姿态，难免有人忧心，生怕他只是表面诚恳，实则暗藏欺诈。暗自调查一些县级官员的反应，显示却是一边倒的支持，不过他宁愿相信，这其实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百般释疑，将其中利弊一一摆上台面，又翻来覆去论证、引述，最后才勉强打消一些人的疑虑。吴安平知道，这仍只是暂时的妥协，能否让所有人都认可这种体制，还要看他接下来如何做，是不是真能像他所宣称的，更有助于提高百姓的福祉。
政党问题反而简单。吴安平不能不佩服，出自夏听白父亲之后的新民党党章，及其完善的新民党主旨理论，不但体系完备严密，还真有意想不到的吸引力，经过几次小组讨论，当时便有一些省政高层要求加入。其中，司法、教育、民政、议会系统一个不落，只有财政系统、几位道尹和陕西省长还在犹豫，连出身西北军的薛笃弼都表现得很积极。
其实原因很简单，新民党的党章、纲领、理论，都是目标式的，正合这些人的从政抱负，因为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及实现道路，也体现不出与现实势力的冲突。这就是说，新民党将是具有最明确目标，也具有最广泛道路，这样的政党自然最能团结各阶层民众。
而且，权利需求层级理论，其实源自马洛斯的层级需求理论，既新颖又容易验证，只要稍作了解，就能明白其主旨何在。大多数人会有同样的感觉，这似乎是当前最能体现民主意识的政党理论，也正因为有这种认识，一些原本对吴安平心存疑虑的人，也略为放下了些心来。
小范围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吴安平又扩大了征询范围，在正式会议召开之前，几乎所有抵达西峰的官员，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正如先前所说，级别越往下走，他得到的支持就越多，吴安平隐约感觉，这些人其实和普通百姓一样，根本不关心上层怎么折腾，他们关注的始终是自己以及身边人的简单生活。只要能生活更好，独不**根本没人在乎。
一切准确就绪，十月一日，甘陕三极行政大会终于在西峰正式召开。
此次会议持续进行十天时间，详细经过自然不必再说，但各方面的成果却需要表述一番。
政权架构方面，吴安平最初的设想得以多数通过，确立了最高委员会的权威，以及政府、陇东集团、解放军的三方关系。同时，司法系统被**出来，直接向最高委员会负责，就当前来说，暂时就是向吴安平一人负责。
十月三日，西北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吴安平被推举为最高执政。十月四日，新民党正式组建，吴安平顺理成章成为党魁，而薛笃弼、狄世襄、赵元贞、刘凤五、郗朝俊被推举为执委，左纯庵、余大成、余铁鹏、李章、安柄朝、关岭东、陶玉山、徐复郭、戚远山、谭根也同时位居执委，即便有几人实际缺席了会议。
十月五日，参考《人权法案》及《联合国人权宪章》完成的《权利法案》颁布，成为西北执政的最高纲领及施政依据。同日，《西北临时约法》颁布，这部参考民国及后世律法制定的宪章性法律，成为西北的最根本法律，也有人称其为“西北临时宪法”。将晚，《民族法案》、《信仰法案》连续颁布，同样成为政府处理民族及宗教问题的根本依据。
十月六日，又有一些二级法律通过审议，待缓冲期一过，便要颁布实施。其中有《新闻及出版法》、《版权法》、《专利法》、《新刑法》、《新商法》、《新民法》、《新税法》、《教育法案》、《农林法》等，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些法律条文，同样是依据民国及西北实际，由后世律法演变回溯而来，与《权力法案》、《西北临时约法》一样，都出自新时代原苏州政法委副书记之手。
十月七日，由政府主导实施的《西北两年计划》通过审议，随即向外公布，致使西峰城内外呼声一片。同日，《国民保障条例》公布，西峰百姓更是自发游行，欢声笑语响彻全城。
十月九日，经过两天激烈争论，《西北土地法案》公布，同时发布《除罪令》，声明凡是有罪行者，无论商人、士绅、地主、山匪、刀客，均应在十一月一日前向当地政府自首，或直接与受害者达成妥协，届时轻微者可除罪，严重者可减罪。自即日起，解放军将封闭所有甘陕对外通路，并自十一月一日开始，实行为期两月的司法清理和严打治安。
十月十日，《禁毒条例》公布，声明自即日起，全面禁止鸦片种植，有吸食者必须在六个月内将毒瘾戒除，否则将不享有西北所有福利及百姓待遇。同日，《西北人才引进条例》颁布，宣布所有符合标准的各类型人才，若有意到西北定居及工作，临时政府将在住房、薪资、资金等方面提供超常待遇及扶持其创业。
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吴安平未再省钱，而是从十月三日成立西北临时政府，到十月四日组建新民党，再到十月十日公布《禁毒条例》及《西北人才引进条例》，每一天都有几次全国通电对外发布，而且是价格更为昂贵的大通电，十天下来，仅次一项就花费了六十五万银元。
于是，在西峰及甘陕百姓喜笑颜开热情议论之际，整个民国上下，除北伐战场外，俱是一片哗然。各军政势力、民间团体乃至各阶层民众，都没想到竟从西北突然冒出这样一股势力，而且表现如此另类，哗然之后，议论热潮便就此掀起，从南到北由东到西，自此再没不知解放军及吴安平者。
各租界内的列强驻华人员，也受到冲击。他们其实更敏感些，由那些公布出来的条例法规，便推断出这支势力实在非同小可，只是以往谁也不曾对贫瘠的西北多些关注，临时搜集的相关信息，当然不会那么完整，在几位驻华公使尤其是美日公使看来，这绝对是不该出现的巨大疏漏。
同处北方，北洋诸系自然对这支势力极为关注，不过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阎锡山与另两人的反应相比，却又显得平静许多。这两人，一是在绥远的冯玉祥，一是在江西的蒋介石。
见十月三日西峰通电中宣告，西北临时政府就此成立，冯玉祥当即一拍桌子，大叫了声“好”，而蒋介石也拍了桌子，不过他却不由自主骂了一句“娘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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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一章 蒋总（1）
第一百四十一章蒋总（1）
自北伐**军击败吴佩孚，与孙传芳五省联军大打出手，南方国民政府便意识到，江西南昌会战关系北伐全局，于是，蒋介石由湘、鄂前线折回长沙，转道入赣，亲自督师。九月十九日，他进抵萍乡；二十六日进驻新喻。但蒋总无论如何都没想到，在南昌，如日中天的北伐军竟会以一场溃败，来迎接他的到来。
蒋介石能当上**军总司令，主要是利用“中山舰事件”搞政变成功，重创政敌汪精卫的威信，使其不得不秘密离穗，引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军委主席的职位，由他实际掌握了最高权力。这是权谋手段的运用，而非军事才能的体现。事实上，蒋介石在军事上虽决不是庸才，但比起他最擅长的政治手段，这方面的水平还真差上一大截。
北伐**军势若破竹，于数月之内基本扫清两湖，进展可称神速。虽说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将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绝非简单的军事胜利。
其实就军事实力而言，北伐军远不能与北洋军相比，这也是先前包括蒋介石以及苏联顾问在内的南广州政府，迟迟不能下决心北伐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北伐军事行动的背后，有两股庞大的力量在推动：其一，是中国**借助民族主义风潮，组织工农，发动群众运动，刻意广泛宣传；其二，是苏联的援助，经远东港口源源不断运抵广州，提供着物质支持。
北伐军正围攻武昌，刘玉春虽是吴佩孚爱将，才能卓越，但眼看就支撑不住局面。此时就战略形势而言，攻克武汉三镇后，应该趁第四、七、八三路军胜利余威，配合其他各路军，继续大举北上，进取河南；派人至甘陕和解放军协商，放已接受苏联援助的冯玉祥入豫，夹攻直、奉军阀，以定中原。
然而，蒋介石早已决定回兵江西。他虽是总司令，但除直属第一军，其他各军都只是名义上受他辖制的派系新军阀，他既不愿看李宗仁、唐生智等功成名就，自然便想回兵江西，着眼于控制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这里经济繁荣，也是他的发迹之地。
蒋总抵萍乡时，便听闻第六军程潜率师与城内工人学生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江西首府南昌。他大喜过望，以为大功告成，却不自知程潜孤军深入，已犯兵家大忌，结果不到数日，就被孙传芳的援赣部队赶出了南昌城。
九月二十日，北伐军南昌溃败后，蒋介石亲到高安指挥，企图反攻。此时李宗仁开赴九江的第七军与程潜第六军失去联系，改道南下击溃五省联军一部，取得北**军入赣后的首场大胜。随即，十月三日，第七军又攻占了南浔铁路重镇——德安。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也进攻到了南昌附近的万寿宫一带。于是，蒋介石更急欲以嫡系第一军，会同第二军与第三军，反攻南昌。
就在这几天，有关西北临时政府及其执政吴安平的信息，被国民党党部汇总后，源源不断送到了南昌前线的蒋介石手上。
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设立在征用的当地富绅的一户宅院内。
正堂偏右一间就是蒋总的办公室：中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桌后有一张可以转动的皮圈椅，隔桌另一面也有两张皮垫弹簧靠背椅；办公桌后高悬着孙中山的遗像和蒋总亲手恭录的正楷“总理遗嘱”；一边的墙壁上挂满了两广、两湖、河南、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示着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和进攻态势。其他几间房，分别住着参谋处、副官处、机要科、秘书科、警卫团和苏联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
这时候，蒋介石刚送走参谋长白崇禧和总顾问加仑。
他们刚才争论得很激烈。白崇禧极力反对蒋介石的硬攻战术，要求其正视南昌守军布置的深沟高垒坚实防御，并大肆渲染北伐军背临赣江之危。加仑与白崇禧意见一致，也一直从旁劝说。但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急图强攻，虽是求胜心切，但更主要是冀图振作嫡系第一军的声威，不使第四军、第七军专美于前，其中政治意味浓重，不可能轻易被人说服。
蒋介石还有些生气，他的机要科长兼私人秘书王亚夫走进来，给他桌前放上了厚厚一叠从前方和后方发给总司令部的文电。这些电报中有前方最新的军事进展、敌情变化，以及后方留守广州的一些文武官员的动态。王亚夫转身还未走出办公室，就听蒋总猛一拍桌子，破口大骂道：“娘希匹，刚把吴佩孚打垮，又冒出一个吴安平来。这姓吴的怎么总不安生？”
其实难怪他焦躁。
屈指算来，他离开广州已有两个多月，身居前线，使他对战场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也更清楚许多。虽然**军也打过败仗，但他仍清晰感觉到，在前线发生的一切，远比他原先所预料的更为顺利，就像一个曾经倾家荡产下过大注的赌徒，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一样，他对北伐的前途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并且已经不自觉开始以中国第一人的高度考虑问题。
蒋介石对冯玉祥绝对不怎么信任，但按最初预计，西北军如果由甘陕发动北伐，势必能催化北方的**形势，到时或打或拉，即便派系横生，最起码名义上国民政府将完成中国的统一，而他不但将以发动北伐的光辉形象载入历史，还将顺利成章登上民国共主之位，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人。
解放军及吴安平的横空出世，对于北伐来说，自然是横生枝节，使蒋介石再难以把握北方局势的发展脉络。他的眼光绝对超过一般人，虽然党部转来的西峰通电中，暂时只有西北临时政府和新民党成立的公告，但政党、政府、武装三者联合意味着什么，他不用想就能隐约觉察到其中危险的讯息。**声势很大，但没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其危险性或许还不如异军突起的吴安平。
蒋介石在军事上当然绝不是一个庸才，但过分精明的投机钻营心理和变幻多疑的性格，妨碍他成为一个能作出正确判断，并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去夺取全局胜利的伟大军事家。他虽然在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和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专门学过军事，但从北伐就可以看出，他在军事上远不如在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成绩显著。
他虽然没有到过专门研究政治的大学深造，但也并非无师自通，这一半得力于他自小受到曾国藩等人的思想熏陶，一半得力于他后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帮会里的那一段复杂难忘的经历。时势造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