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1925-第1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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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毕竟军队的训练难度及强度，一旦提高到一定水平，就会变得相对残酷，士兵们没有意见才是怪事。当然，这又引发另外一种变化，为更大程度鼓舞解放军官兵的士气，让他们明白这样严格的理由，吴安平终于主动破除原有限制，将新民党的理念引入到军队中，走上了军队政治化的道路。效果自然极好，但将来要使军队国家化而不是政党化，或许就有些麻烦。
不管怎样，蒋百里、左纯庵、余大成、余铁鹏、李章及安柄朝，应该算是第一批被吴安平搞晕的人，李大钊反而是后来的事。但是，被吴安平的一连串举动，弄到晕头转向不知所谓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人，除了他们，非但还有冯玉祥、蒋介石、蔡元培、毛择东等几位大人物；甚至连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几位流氓头子，也一并又惊又喜又忧又惧。
先说冯玉祥。这位原西北军统帅，虽然几个月前便已答应吴安平，出任最高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但由于西北一直也没什么事需要他出面对外交涉，所以几个月来，他其实一直留在陇东，或者跟着学习新民党的政治理论，或者到处考察西北的社会变化，有时也到军队训练场走走，看一看解放军的别样风貌。
他是越看越心惊的，同时也越看越疑惑。
政治方面不用说，吴安平绝不会薄此厚彼，为新民党提供的理论文献，比为**提供的其实更要多几倍，只是目前党务这块还没整理，这些文献暂时只供个别党员借阅，还没有进行过集体学习和讨论。冯玉祥虽不是新民党员，但这些资料对他也是开放的。他林林总总看下来，便觉新民党虽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但理论体系之庞杂细致，更远非其他政党可比。
社会方面，各种政策的推广及各项建设的准备，虽然还处在一个铺垫期，看上去有些喧嚣和混乱，还没有完成整体的蜕变和提升，但各个领域却持续在发生变化，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几乎一天一个模样。他有些预感，这仿佛就像妇人的分娩，一个新社会的雏形正在西北的胎腹形成，当阵痛来临的那一刻，就会有新亮而茁壮啼声出现。
军队就更不用说。只有深入到解放军内部，他才知道这支只有两年历史的新式军队，到底有多恐怖。虽然此时，解放军还是原来的制式装备，更先进的装备还未定型及换装，但到三月中旬，除西疆军和河肃军外，制式装备已普及到所有的新军，一千套26式坦克部件已全部组装完毕，前锋战机的也增加到了两百架之多。
这些冯玉祥已有预料，还不算最惊讶。虽然早已认败，但他只承认西北军是败在武器和后勤上，以为解放军的战术水平及单兵技能，比起西北军其实要差不止一筹。且不说，这种看法正不正确，又有无意义，最起码这几个月，他已看到解放军的作战水平在飞速提升，这方面也超过了原来的西北军。这才是让他最惊讶的发现。
解放军那些原本还略嫌青涩的各级指挥官，一个个如饥似渴在吸收新的军事知识和战术理论，并且每领会一些新知识，便通过各种级别的对抗，将之拿到演练场上反复检验，进而再修正及改进，直至掌握其精髓。
这是金钱堆出来的成就，同时也与他们能通过吴安平，接触到最先进的军事理论直接相关。只要解放思想，放飞想象力，他们便能举一反三，战术应用越来越灵活，仗打得越来越霸道或者越来越巧妙。无论怎么说，冯玉祥都已不敢再小看这些整日手中拿着书本的毛头小伙子。没人天生会打仗，但学习加上实践，却能让不怎么会打仗的人，成为战斗竞技场上的狡狐或猛虎。
冯玉祥疑惑的是，凭借这样一支军队，吴安平横扫民国当无多大困难，但他竟仍甘愿窝在西北，这是在谋划什么？或者说，是在畏惧什么？这些不解，他还没机会和吴安平说，吴安平就已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做一件事，而正是这件事把他彻底弄糊涂了。
吴安平准备让冯玉祥去武汉。这本没有什么，冯玉祥既然挂着外交委员的职衔，又有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若是西北有事想与武汉方面交涉，那正该他出面。但是，此时的武汉是国民党左派和**的大本营，虽已在迁都之争上，战胜了蒋介石、张静江等国民党右派，但双方争执却愈演愈烈，这时往里插一脚，合适吗？
冯玉祥就是这么问吴安平的。吴安平态度很坚决，认为这时正合适。他告诉冯玉祥，让他过去并不是要搞破坏，而是要达成四个目的，其他纷争概不用插手。
第一，为国民党左派提供经济支持，保持其**性和凝聚力，不使之散架；第二，如武汉方面也要清共，则尽量使之气氛缓和，避免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第三，经济支持并非直接给钱，而是将西北的经济触角深入两湖，这既是为其增加税收，也能惠及民众，与国共两党争夺影响力。第四，提前使陇东集团大规模进军造船业。
其实说到底，就是改造两湖的工业及农业，提早开始中国大海军的布局，待大量资本进入两湖，再凭借资本的强大影响力，如有可能，则尽量促成国共和平分手。至于以后，国共愿意怎么打，那是他们的事，西北不会直接插手。
冯玉祥琢磨片刻，突然笑道：“如果像你预测的那样，国共两党真会分裂，并有可能真得打起来，而你又已在两湖做好工农业的布局，如何又能不受战事影响？”
吴安平大笑道：“五十万解放军枕戈待旦，谁敢难为我们？说实话，我反倒打算要影响他们。我倒要看看，谁敢收我们的苛捐杂税？谁敢封堵我们的商路？谁又有本事让我们的工农造我们反？我们没拿着刀枪过去，只带着钱和技术，这对百姓是好事，谁难为我们就是为难百姓，也是与我们为敌。唐生智敢吗？**会吗？”
冯玉祥古怪道：“或许真没人这样不理智。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你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依我看，也不用解放军全军出动，只要从陕西调出十个师，就能攻占河南，把张作霖赶回京津，还能扫平两湖，这样做岂不是更方便，何必费这些周章？”
吴安平没过多解释，只是道：“只凭军队，或许打得下江山，却很难稳得住江山，再说，你刚才说得这些人，还不算我们真正的敌人。”
“那谁才是西北真正的敌人呢？”冯玉祥追问道。
吴安平笑而不答。
冯玉祥直到带着一个警卫团和一个三百人的工农业代表团出发，都还是一头雾水。
他始终没想到吴安平口中的敌人，竟是指东西方列强，虽然解放军军力位居民国之冠，但他并不认为短时间内，西北就具备挑战列强的能力。而吴安平交待警卫团集中使用缴获的苏联装备，虽然火力密度同样惊人，但这未免更让冯玉祥摸不着头脑，有好装备为什么不用，非要再捡起这些二流货呢？
再说说吴安平怎么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位上海滩大亨打交道。
其实西北的会党势力也曾经蔚为强大，其中最庞大、潜势力最雄厚的便属“哥老会”，曾为西北的辛亥**出力甚多，甚至一度占据主导，只是袁世凯时期**党向会党夺权，才导致哥老会有些衰落下来。
哥老会源于四川，在四川称“袍哥”，在长江中下游称“红帮”，与“洪门”和“青帮”齐名，据说是郑成功所创，有说是洪门即天地会的分支，也有说洪门、青红帮与哥老会都是“袍哥”的分支，反正不管怎么说，势力遍及整个民国。
西北自古民风强悍，士民骁勇，清末哥老会在西北兴起后，很受百姓欢迎，一时间，许多地方出现了哥老会的码头、山寨。辛亥**之后，哥老会其实已经渗透到西北社会的部分行业与阶层，各时期的甘军、陕军及地方民团里都有不少哥老会成员。
像原陕军或西北军中的杨虎城、井岳秀、高双成、张廷芝、高桂滋等均参加过哥老会，而谢子长、刘志丹等**员也与哥老会打过交道。最让人惊奇的是，冯玉祥这位西北军统帅，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哥老会的首领。
无论哥老会，还是刀客和马帮，这些所谓的会党的成分与职业，其实都相当复杂；并非主要由游民组成；而是既有士兵、破产农民；也有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他们参加会党；主要是为了互帮互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宗旨；所以并不能明确将会党归属于哪一个阶级，他们的势力再大，也不会引起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吴安平崛起后，通过福利性施政及陇东集团的影响，使西北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剧变，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会党的根基。而后，解放军又对西北猖獗一时的土匪势力，进行全面的扫荡，杀了一大批，关了一大批，放了一大批，这同样对会党势力是一种严厉打击。
到临时政府政府成立，对会党又几乎是零容忍态度，虽没有对其喊打喊杀，但如果有会党身份，那就不能享受福利待遇，也不会给其提供任何的发财机会。不是没闹事的，但西北的大牢不少，解放军的刀枪更利，加上其拥众日少，这些会党日渐衰落，差不多已接近销声匿迹，连各地的首领也不得不转入正行，服从西北的律法约束。
除了极个别的顽固分子，大多数会党首领对吴安平还是很认同的。一来吴安平本身就是西北人，有地缘上的亲切感；二来如果有更好的活路，说实话，也没几个人愿意在会党混日子；第三就要说西北的政策实在有很大的吸引力，人们自然会合计，究竟是保留会党身份，还是摆脱会党身份，对自己更有利。这样一比，倒有些谈会党而色变。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是上海滩声名最响势力最大的青帮首领。
所谓的青红帮，可说是上海最大的两个帮会，在鸦片战争后相继进入上海，由于二十年前三十八位青帮大字辈祖师爷相继移居上海，青帮逐渐成为帮会主流，红帮就逊色不少。除青红帮外，哥老会和有“远东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组建的斧头帮，声势也不小。
此外，还有一些零碎的小帮会散落在上海各个角落，例如就有不少码头帮专吃水路，还有专吃戏院的帮会。
如果非为必要，吴安平是不愿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所谓的“上海三大亨”打交道的，要是在西北，这就是他必须铲除的对象，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一个字“杀”。但一时间，西北的势力还无法深入上海，要想在上海做些特别的事，就必须和这三人扯上关系。
关系有远有近，但七拐八拐都能扯上。当然，这件事吴安平不便出面，他如果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称兄道弟，那也太抬举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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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章 谁都得晕（7）
一九四章谁都得晕（7）
吴安平从解放军和陇东集团内部，找到一些原来在哥老会待过的官兵和工人，由他们指引，以军方的名义，再找到那些原来的哥老会及其他会党首领，从他们手中拿到了第一批“介绍信”。这些人包括绥远王英、陕北白文焕、陕南张宝麟，而西安张凤翙、三原党自新及原马鸿逵的参谋长马玉贵，也是哥老会领导人，名号更响亮。
但最有用的两个关系，却是从冯玉祥这里的得到的。
一个是张树声。这人五十来岁，是青帮大佬，也是大字辈祖师爷，与黄金荣同辈，现就在西北，却曾以青帮大字辈兼洪帮太极山、长白山山主的身分，在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蚌埠、徐州、开封、汉口等地招收青洪帮徒弟，很有些势力。
他在冯玉祥麾下历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参谋长、第十一骑兵团长、察哈尔察东镇守使、国民一军骑兵第一师师长、察哈尔军务帮办等职。早在辛亥滦州起义失败后，他就南逃上海，并在上海加入了青帮和洪帮，后虽又回到冯玉祥军中，这方面却没有丢弃。
冯玉祥兵败，张树声也跟随到了西峰，一直在吴安平提供的寓所内读书，或与冯玉祥讨论时政，或到军校旁听。他年纪有些大，吴安平并没有强求这种岁数的人，也要士官、军官教育再来一遍。原西北军中年龄在五十左右的，基本上都是如此，比较自由些，不过要仍有在军队发挥余力的心思，私底下多用些功也是免不了的。
吴安平找到张树声，说明了这一意思，并请他一同前往上海谋划。张树声此时虽还没有正式的军职，但实际已算是解放军的一员，听吴安平讲明意思和意图，当即就爽快答应了。吴安平也顺势给他安了一个特战第一师师参谋长的职衔，并将黑水公司特勤组大队长马英图提为特战第一师师长，两人共同带队并商议行动计划。
同行的有黑水公司两个特勤中队，和陇东集团几个特意挑选的经理，此外又从西峰驻军中挑选了三百名原哥老会和刀客成员。一伙人全副英式最新装备，一水的冲锋枪、轻机枪，还有三十多杆狙击步枪和十来门迫击炮，以及大量的弹药。这些武器都是从印度扫货得来的。当然，黄金、大洋和外币是需要大量携带的。
另一个关系和王亚樵有关。
王亚樵这时还未把他的秘密社团改组为“铁血锄奸团”，但已进行过多场刺杀，上海滩闻风色变，连黄金荣都有些忌讳。他的秘密社团组织较大，也比较严谨，算是斧头帮的核心武力，已有政工组、联络组、情报组、后勤组及锄杀组等分工，团员有郑抱真等人。而这个郑抱真，两年前在西北军任副官，现在却是王亚樵的高级谋士，这不能不说很是巧合。
吴安平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青红帮大佬准备有两样礼物，一样是其不合作时的用来杀戮的枪炮，另一样是其愿意合作时用来笼络的毒品。
枪炮自不用说，毒品的来源却需要交代一下。解放军从董志塬誓师到占据甘陕，缴获的鸦片烟土足有数万担之多。吴安平是要在西北全面禁毒的，而他又不缺钱，自然也不会将鸦片烟土再贩卖到外地，但烧毁又极可惜，于是他便打算将之提炼成吗啡，做为镇静剂在医疗上限量使用，慢慢将之消化掉。
直到产生与上海青红帮接触的心思，吴安平才突然想起，只要再对吗啡略做些加工，便能得到毒品之王毒品，而对十九世纪初全世界任何一家帮会及社团来说，毒品这玩意却是近二十年来最求不不得的恩物。
每二十公斤鸦片，大约可提炼出两到三公斤吗啡，而每两到三公斤吗啡，则又可加工出一公斤到一公斤半的毒品，纯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解放军缴获的鸦片烟土有数万担，按每担一百斤计算，实际数量约为一千五百吨，吴安平准备只留下三百吨供提炼吗啡用，其他一千两百吨都加工成毒品。这样最后得到的毒品，大约有八十来吨。
毒品是一八七四年英国化学家韦特，最先利用吗啡加上双乙酰合成的。但是，这个名字却是德国药厂拜尔在一**八年注册的，并且最初十几年也一直当做止痛药和儿童止咳药在卖。将毒品制成药物的，就是拜尔药厂的化学家荷夫曼，而在此十一天前，荷夫曼刚将阿司匹林制成药物。
只要原料充足，要生产毒品其实很简单，靠陇东集团那几条磺胺、阿司匹林生产线便完全能够满足需要，而且生产效率比德国拜尔药厂都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