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1950-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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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杀美国人不去上战场，来找我们抓到的战俘，这些愣头青脑子里怎么想的？”肖子程现在非常懊恼，原本他自告奋勇来管战俘营是想要积累一点成绩的，没想到这个战俘营比看守所难管理不知道多少倍。之前倒也还好，不过是战俘之间闹矛盾，有些美国兵犯病之类的，这些懂得军队纪律的战俘没那么难对付。但没想到他遇到的最大的麻烦不是在战俘营里，而是关系到了朝鲜当地人。
“他的村里人对他进行了鼓励，简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肖子程的助手之一黄景洪也看了那份报告，里面分明写着他们村里人每天鼓励他去报仇。
“这种事情要我们怎么处理啊，我以前管看守所的，这种事情算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肖子程无奈地说道。
解放军在解放朝鲜半岛的过程中沿途实行军事管制，有些朝鲜人自己顾不过来的地方就交给解放军维持秩序。按理说军管地区和战俘营都是有相关规定来处理犯罪行为的，但是这下子偏偏是遇到外国公民袭击我国看押的战俘这种复杂事件，没有一条法律法规是有预料到这种情况的。
“幸好那个英国人没死，不然事情就更复杂了。我们这次要怎么处理那个朝鲜人，按国内的法律判杀人未遂还是朝鲜人要自己判？”黄景洪问道。
“我请示过了，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处理的，那个英国战俘是归我们管，但是那个朝鲜愣头青是归正在军管的部队管。上面的意见好像是给判个一年半年的，然后会有人给他和当地村民做做思想工作。”肖子程对这类事情是完全专业不对口，他既不太懂法律，也不太懂怎么给人做思想工作。
而中央对这件事情的考虑也是很麻烦的，朝鲜农民不可能懂得什么叫法治，他们要搞报仇雪恨那一套而且自认有理，中国军队作为外国人很难跟他们讲清楚为什么要保护战俘的人身安全。
朝鲜人的行为显然已经给中方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为了抢救约翰上尉79集团军军属野战医院用掉了不少珍贵医疗耗材，而且根据事后勘查，朝鲜村民在当天毁坏了战俘修筑的十几米铁路路基。原本这条铁路支线就是修筑在朝鲜境内的，算是中国监督联军战俘对朝鲜人民进行的赔偿，因此朝鲜人的行为让不少战士觉得非常不可理喻。
朝鲜当局对于这件事却是把所有处置权交给中方，摆明了一副推卸责任的态度，朝共知道这件事请处理难度大，而且中方的处理结果很可能会引起朝鲜当地人的不满。这种既能增强朝鲜民众对自己的向心力，又能让中方在朝鲜地区的影响力减弱的办法便是金日成主动推出的。
“这个金日成，看来也是想借这次事件让我们对朝鲜半岛松手啊。”毛主席看着朝共新发来的，将这起案件全权交给中方处理的电报，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我们处理这个事情，可能会搞得两头不讨好，但是不处理，又不能就这么放人回去。”周总理对朝鲜人的态度也很不满意，虽然这件事情中方的戒备不足也是原因，但是朝鲜人的基层工作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恩来啊，你看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朴亦坚？我的意见是，处罚是要处罚的，但是思想教育还是要优先一点。”主席拿起放在桌子上的茶碗，稍微喝了一口。
“我赞同思想工作要优先这一点，朝鲜同志们没有在农村地区做好宣传，我们的解放军以为是国内这样军民一家的环境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周总理点头同意。
“当地村民的思想工作也要关注一下，我们到人家的国土上作战，现在又得让解放军管着人家。作战的时候还好说，我们的战士们和当地百姓相处比较融洽，但是作战结束之后，我们的将士们没有进一步和当地民众打好关系，没有和他们解释抓俘虏是为了什么。结果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战士和他们的人民就出了矛盾，这个矛盾一来就不好解决了。”毛主席简单地总结了一下，解放军的战士们在国内都是战时拿枪打仗，不打仗时拿锄头帮老百姓种田开荒，这样就形成了军民鱼水的关系。但是一到了国外，虽然解放军秋毫无犯，但是在军管的时候收到的任务是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并没有沉到朝到鲜百姓当中去，这也是朝共当局的请求，否则会给他们未来的工作造成困难。
“然后是金日成的问题，他这么处理可能也有对于我们插手朝鲜管理的不满在内，但是我们都知道未来的发展呀。金日成是不是想要搞金家王朝那一套呢，是不是又想在朝鲜半岛上搞封闭小王国呢？”主席戳了戳放在桌上的电报纸，“出了这样的事件，他的第一想法既不是保护朝鲜的法治，把犯了事的这个朴亦坚用朝鲜人的规定处罚，也没有进一步地想要去和当地的百姓做思想工作，反而把事情都扔给我们。他想看我们犯难，想看我们被朝鲜百姓讨厌，这种想法非常不好！”
“现在我们也不能把事情退还给朝鲜同志们，毕竟事情发生的地方怎么说也在我们的管辖之内，我们劝他们到基层多做工作人家不肯也没办法。”周总理也坐在椅子上，侧身看着桌子上的几份文件。
“朝鲜同志们的问题我们之后再处理，现在我们得先处理好这个朴亦坚。”主席从桌上的一沓文件里拿出印有这名持刀行凶的朝鲜青年的照片的一份，“我们让前线军管的同志们先做一个审判，考虑一下他的情感因素，可以适当减轻刑罚。然后也要有基层同志深入一下当地农村，把思想工作做好。工地周围就别再让朝鲜群众靠近了，战俘们也不要和朝鲜群众接触，我们得吃一堑长一智。”
“这样的话，我就先去和一线的同志们沟通一下，传达一下我们的意见，具体的处理可以让辽宁的同志们根据法律来布置。”周总理说道，朝鲜半岛目前的秩序是由解放军维持的，而战俘营则是暂时归到辽宁省政府来支撑。
之后，主席和总理二人又商讨了一下朝鲜当地的农村思想工作要让什么人去打一打基础，这时候他们便联想到了何仁在前不久给他们汇报的一批辽宁省的主动报名参加省外农村工作的大学生。辽宁省的各所大学在穿越之后都陆续收到了学生们想到全国其他地方支援建设的请求，让中央的几位领导倍感欣慰，不过吴铭和何仁却认为不应该让这批大学生直接下乡工作。
当时吴铭是这么和主席总理等人解释的：“未来的大学生和现在的大学生们有些不一样，他们理想热情高涨，但是毕竟不会很适应基层工作，我想等他们在辽宁省培训一下，让我们的农村基干党员给他们上上课也不迟。”
吴铭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这些大学生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热情，但是就他隐晦的表达来看，他对他们的基层工作能力不是很有信心。
“朝鲜当地的话，就解放军战士们的汇报而言，农村情况并不会比我们的农村要复杂，有些地方的工作可能还要简单一些。不如让辽宁省的这些青年们在这类事情上练练手，实践一下试试看？”周总理对刚刚到这里的吴铭说道。
吴铭看起来有些犯难，于是毛主席又说道：“我们的大学生有理想是好事情呀，我知道吴铭同志可能是出于保护的原因不想让他们遭到意外，但是他们既然有这样的热情，我们不能够浇他们的冷水。就让他们在朝鲜先试试看，找一找问题，也有助于成长嘛。”
吴铭听了主席的话，心中也想，这些大学生虽然看起来不是很靠谱，但是理论水平还可以，其他工作可能胜任不了，给朝鲜村民搞一搞思想工作没准还是可以的，大不了让有经验的基层同志跟着，总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于是他说道：“那我这就让培训学校安排一下，就当成一次下乡实习吧。”
辽宁省政府将自愿报名的大学生稍微筛选了一下，并组织了一个培训学校给他们做基层工作培训。不过就这个学校的兼职校长何仁给中央的报告来说，教育情况不是很乐观。这些学生们有一部分认真学习了基层工作的程序和注意点，但是有另一部分对具体工作方式不是很上心，要求学校更注重理论教育，有的还在上课的时候喊口号。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学员们在课余时间好像有比较激烈的争论，他们好像还分了几个理论派系，我觉得吧，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何仁在一次不正式的会议中如此抱怨。
“我们以前不少人也有这个阶段，人都是要成长的，让他们去试试看吧。”吴铭在接到主席的任务后也只能让何仁先组织一下了，多数大学生干基层工作都有一个不熟练的阶段，但到了最后大多不会弄出什么问题来。
于是，辽宁省下乡干部培训学校的一批优秀学员便成立了朝鲜地区的基层工作队，即将负责解放军暂管地区的基层工作，担任起中朝人民的润滑剂的角色。
第64章 老同志也犯难
“何校长，说真的，您给我换一个学员吧，这个我真的不太会带啊！”
辽宁省下乡干部培训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里，前来兼职授课的省长何仁又一次被人缠住了。
“唉，说了很多次了，人家没有违反校规校纪，再说了，老李你就是我们这最有能耐的一个，论经验我都比不上你，能者多劳嘛！”何仁看着坐在自己办公桌前的这名身穿朴素冬季衣装的中年汉子。
李伟龙是辽宁省某农村的一名村支书，作为一名有二十几年工作经验的基层老干部，他的基层工作能力在辽宁省是非常著名的。李伟龙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当上村支书前原本是当地的一个开小卖部的店长，通过在村里的人缘和声望，磨合全村的人际关系。在他工作期间，当地群众生活其乐融融，一直没有爆发过什么暴力冲突和恶性刑事犯罪。
但是，老干部遇上新麻烦的情况下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不是，何校长，那些个年轻人他们看我不顺眼，我跟他好说歹说就是没用啊！”李伟龙身材粗壮，在何仁办公室的小椅子上显得有点局促。
“年轻人都是这样嘛，你多给他教育教育就好了。”何仁作为兼职校长其实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但是他自己手上的烫手山芋已经够多了，这些具体细节只能交给李伟龙这类精挑细选的老干部来解决了。
“教育？我倒是想教育！”李伟龙的脾气突然就上来了不少，“你知道那小子之前在私下里怎么称呼我们，他和另外几个叫我走资派，说我们这些当培训员的都是资本走狗，把我给气的！我以前开个小卖部当个体户就变走资派了，我给我们村搞农业升级，和民营企业合作搞科技农业就成资本走狗了，就是搞私有化了，他们入党才几年啊？”
“年轻人一腔热血，不熟悉基层情况嘛，这不正好有个机会，你带他们去基层走走，了解一下工作，说不定就能说通了。”何仁自己曾经就在上课的时候被一个大学生指着鼻子骂“修正份子”，不过他本人倒不怎么介意。
辽宁省政府再决定搞这个下乡干部培训学校的时候，各所大学的反应非常积极，几所大学的校长立马送给何仁长长的名单，把这些大学生都送到这里来。当时何仁还搞不明白为什么大学比大学生本人都要积极那么多，在看了送来的人事资料后他就了解个七七八八了，这群学生包括毛概课在内的课程成绩都不咋样，但是在学校里很是组织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有些“研究小组”还不是在学校里有挂名的，是在网上自己搞得。
何仁觉得这些大学生起码是有热情的，所以大部分提交申请的大学生都通过了。但是麻烦也随之而来了，首当其冲的就是网络问题，辽宁省在这几十天里通过战略物资储备库里的专用服务器恢复了一些基本的网络服务，虽然诸如某度、某站、某乎一类的民营网站短期内是彻底再见了，不过省政府依然架构起一些文字论坛供群众使用。
这些大学生在进入培训学校之后发现这里是不准上网的，于是当即有一半人表示适应不了要退学，而剩下的人中大部分也表现出强烈的网络戒断反应，比如时不时打开自己的手机又没看什么就关掉，课余时间不和人说话在座位上发呆等等。
紧跟着网络问题而来的是生活条件问题，为了让他们能适应农村的工作环境，培训学校是在郊外盖了一些砖房，八个人一间的宿舍，而且厕所和浴室都是五十年代的水平。另外伙食也是专门使用没有精细磨制的大米和面粉，调味品当然仅限于油和盐。由于全国除了辽宁省此时生活物资都比较紧张，他们的伙食是定量供应，到了这里又有一半人放弃。
剩下的这大约四分之一的学员按照何仁的看法应该都是可塑之才了，但是他没想到这群人能在这种环境下坚持下来，有一部分却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不适应性。
这批学员在有经验的基层干部教授如何与农村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完全不想学习，反而会头头是道地给担任培训员的基层干部上政治课，说他们脱离群众，不懂得运用“阶级斗争”。培训员在这一阶段中疯狂地向何仁叫苦，他们很多人都在基层摸爬滚打数十年，是全省乃至全国的基层模范，但是到了这里他们完全搞不懂该怎么做了。
当中央传达了要派一批学员去朝鲜进行实践活动的时候，何仁便挑选了这批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做起实际工作难堪大任的大学生去体验一下。当然了，为了确保中朝人民友谊，他在每个实践的学员身边都安排了一位有经验的基层工作者帮带。
“老李啊，你也知道，年轻人这个样子非常正常，经历一些工作就能明白不少道理了。如果他们真的坚持不下来，那也是我们对他们的人生的一种负责嘛，也是对未来全国农村人民的一种负责嘛！”何仁不停跟李伟龙打哈哈，他现在在省政府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堆报表等着处理，实在不想继续说这些事些情了。
“这不是事关两国人民的友谊嘛，实在不行我自己处理事情，让他们观摩好吗，我只能在旁边指导的话，闹出什么矛盾不是对群众利益损害更大吗？”李伟龙一点也没有让事情就这么过去的打算，这次实践活动在指导文件里说学员将负责主要工作，而培训员负责意见指导，不能直接干预。在李伟龙看来这个形式配合上这批愣头青不出问题才有鬼，到时候闹出什么国际矛盾来谁能承担？
“实践的形式是有学员向主席提交了请愿书，所以中央定了这么一种办法，如果你们培训员有意见的话就整理一份报告出来，我和吴书记再向中央争取一下。如果来不及的话，你们就把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看紧一点，最重要的是人要安全健康。”何仁也很无奈，培训学校的学员在听说了这么一个下乡实践之后直接就写了一份请愿书给毛主席，里面直接说要求不让培训员干预工作，让培训员们都感到非常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