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人格--弗洛依德-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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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实现了弗洛伊德的复仇理想。在听了父亲的讲述后，小弗洛伊德将父亲的举止与很合他口味的另一件事加以对照——那就是汉尼拔的父亲在祭坛前让儿子发誓要对罗马人复仇的动人场面。 自那以后，汉尼拔便在少年弗洛伊德的幻想中占据了一个应有的位置。父为子之根，子乃父之华。 弗洛伊德从父亲那儿，承续了单纯、善良、乐观；而父亲的软弱，又刺激起弗洛伊德奋发图强、不甘屈辱的斗争精神。单纯与不羁、善良与顽强、乐观与坚韧之两两融和，构成了弗洛伊德完备的人格。倘若没有这完备的人格，弗洛伊德怎能应付命运的挑战？
３“光荣的狐立”
A由父亲的逝世而导引的自我分析，宣告精神分析学说开始了它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十年。 这十年，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是孤军奋战的十年。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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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我孤军奋战，所有工作都由我独立担当：这段时间是从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到一九○六、一九○七年。
本来，弗洛伊德有一位最亲密的同事兼朋友：布洛尔。读者一定还记得布洛尔夫妇请弗洛伊德夫妇共同观看《俄狄浦斯王》的演出，并在咖啡馆里共同讨论剧中情节与人物的事。约瑟夫。 布洛尔（１８４２—１９２５）
，不仅是维也纳的著名医生，也是卓越的科学家，他在八十年代初对歇斯底里症（又称“癔病”）的治疗与研究，被视为医学史上的奇迹。 弗洛伊德正是在布洛尔的诊断所里，发现了用催眠疗法治疗癔病的奥秘；也正是在对癔病的治疗过程中，在对催眠法、疏泄法、谈疗法、自由联想法的操作运用中，弗洛伊德慢慢地揭开了罩在潜意识之上的黑幕。 弗洛伊德非常珍视他与布洛尔之间的友谊，为了纪念这一友谊，他甚至用布洛尔夫人的名字“安娜”来为他自己的大女儿命名。弗洛伊德与布洛尔合写过一本书《癔病研究》。然而，正是在“癔病研究”这个问题上，两人发生了分歧。 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弗洛伊德发现，歇斯底里症与性欲有关，病人的神经性冲动起源于性欲，其神经机能病毫无例外地都是一种性机能障碍。 弗洛伊德在好几个不同的医学学术会议上，宣读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得到的却是怀疑和反对，连布洛尔也站在“反对派”一边。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痛心地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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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和布洛尔分手之后，我有十多年间无人相从，完全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 在维也纳，人们对我避而远之，国外也没有人注意过我。《梦的释义》一书于一九○○年出版以后，那些专业杂志对它几乎只字不提。
这种长达十年的孤立状态，对弗洛伊德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有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有没有毅力将无意识与性本能的探讨继续下去？……这些，对于固执而坚韧的弗洛伊德来说，几乎是不成问题的。孤立，也使他因祸得福；他很少有社交活动，也没有什么与同行间的争论，他因之获得了更多的时间集中思考问题，不必担心注意力的分散。后来，弗洛伊德成了国际名人，也成了漩涡的中心：
当我从目前的狼狈和烦恼的处境中回顾那些被孤立的年月时，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一个光辉的值得自豪的时代。（《自传》）孤立状态的结束，是以荣格的“出现”为标志。 从一九○六年四月起，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开始了长达七年的通讯联系。 荣格将弗洛伊德的学说应用于各种心理症的治疗与研究，他在与弗洛伊德的通信中，既交换科学研究的成果，也表达极其亲密的感情。
荣格的首次来访，使弗洛伊德激动不已。 这是一九○七年初春的一个星期日，荣格早早地来到弗洛伊德的寓所，他们谈了整整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给两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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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 荣格事后回忆说：“那次会面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
他还向弗洛伊德表示：“凡是掌握精神分析学知识的人，无异于享受天堂的幸福生活！”
弗洛伊德为荣格远道而来向他求教的行为所感动，而且，也被荣格的迷人的性格所吸引。 弗洛伊德很快就在自己的心目中产生一个愿望，希望荣格能成为他的事业的继承人，他甚至亲热地称荣格为“儿子和继承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弗洛伊德对这位年轻的瑞士精神分析学家格外看重，他推荐荣格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并兼任《年鉴》主编。荣格给弗洛伊德带来“好运”。瑞士的苏黎世，一群以荣格为首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与支持者，形成了精神分析学说的苏黎世学派。 就在与荣格会面后的翌年，弗洛伊德应邀访问美国，在“自由女神”的故乡宣讲爱洛斯本能。 从此，精神分析学说从封闭的维也纳走向了世界，孤立状态被打破，精神分析运动成为一项国际性运动，精神分析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不错，作为一项科学活动，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为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
不再孤立；而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弗洛伊德并未走出孤立，并未摆脱孤独。 就在精神分析学说如日中天的时候，弗洛伊德却接连经受了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与阿德勒的决裂。 阿德勒也是维也纳医生，而且也是犹太人。 他是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是弗洛伊德创立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主要合作者。 但他不满足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于一九一一年脱离弗洛伊德，另立门户，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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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心理学”成为精神学派内部第一个揭竿而起的叛逆者。两人分道扬镳之时，弗洛伊德非常难过，他说：
这在我一生中是很悲惨的一刻。 这是我们小组聚会九年以来我第一次失去一个信徒，失去一位老同事。
失去阿德勒，弗洛伊德诚然很难受；但他还有荣格。 但弗洛伊德绝没有想到，两年之后，“皇太子荣格”
，竟成为“阿德勒第二”！
这是一九一三年，在慕尼黑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身为大会主席的荣格，一马当先，在会上公开抨击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
、幼儿性欲、性病因学等理论，瑞士小组的成员也群起攻击弗洛伊德的学说……这对于弗洛伊德，无异当头一棒。 也就在这一年，荣格辞去了《年鉴》主编的职务；翌年，荣格干脆退出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当然也是学术上的。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将“潜意识”化分为“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并将“集体无意识”及“原型”理论用来涵盖人类一切文化精神现象，完全超越了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我们将在《走出“爱洛斯”
》一章中，详细评说荣格和阿德勒这两位叛逆者的理论功过。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无疑是比“失去阿德勒”的更为沉重的打击。 他真心地热爱过荣格，他在心灵深处也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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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荣格的。 他曾经研究过病人身上表现出的爱憎交织的感情。 他知道：恨，不过是爱的另一方面。 然而，他不允许自己恨卡尔。 荣格，也不允许自己贬低他。弗洛伊德心怀坦荡、不存芥蒂，也就毋须掩饰自己的情感。 或许，对于一个献身于科学事业的人来说，他的孤独就是他的命运。这是无法抗拒的。
４“最后的饥饿”
A弗洛伊德活了八十四岁，前后跨越两个世纪。 用“坎坷”来形容他的一生是远远不够的。 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能够遭遇的磨难苦痛，几乎都光顾过他：种族歧视、同行妒忌、弟子叛离、战争（两次世界大战）
、疾病（而且是癌！）
、饥饿、背井离乡、客死异邦……
我们先讲一个很小的例子：职称。 我们中国人对“职称”太熟悉了！以大学教师为例，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是四个阶梯。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职称任满五年，便会向上晋升；如果您才华出众，人际关系也不错，您很可能在两三年内被破格晋升，说不定还会跳跃式晋升。弗洛伊德却无此种幸运。 他二十五岁从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五年后（三十岁）才被维也纳大学任命为神经病理学讲师。 从讲师到副教授，整整过了十七年；又过了十七年，弗洛伊德才成为教授，那一年，他已六十四岁——按中国现在的标准，早过了退休的年龄。当然，“职称问题”
在弗洛伊德一生所遭受的挫折与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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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太微不足道了。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介绍弗洛伊德的所有的生活苦痛，而只是选出两项有代表性的内容：饥饿与病魔。一九一四年，一战爆发，弗洛伊德的三个儿子，有两个上了前线，一个在喀尔巴阡山脉挖隧道。弗洛伊德厌恶战争，他感到精疲力竭，因为他既要为儿子的生命安危担忧，还要为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发愁。因为战争，他的病人越来越少，他们一家只好节衣缩食。食品日益匮乏，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吃的。 许多主食都从商店里消失，很快连肉也脱销了。 他和玛莎还有几个女儿的体重，都开始减轻。 紧接着木柴和煤炭也供不应求，物价涨到战前的两三倍，最后干脆就买不到煤了。 弗洛伊德身上裹着厚厚的大衣，脖子上绕着羊毛围巾，头上戴着帽子，用冻得发僵的手，哆哆嗦嗦地写着什么。战争结束后，弗洛伊德的三个儿子死里逃生，重返维也纳，却找不到工作。 战后的奥地利货币飞快贬值，以致于买一个面包得提上满满一箱子克罗令。 弗洛伊德家的钱财丧失殆尽，连西格蒙德买的公债和玛莎的人寿保险都没有保住。弗洛伊德的病人由于囊空如洗，也不登门求医。 弗洛伊德几乎没有了收入，却不得不供养一家老小——母亲，两个孀居的妹妹和她们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算起来，他得养活十六个人！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困境。 弗洛伊德在给琼斯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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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但科学的力量足以使我们昂起头来。
帮助弗洛伊德走出困境的，除了一位科学家的信念与顽强，还有两个人：妻子玛莎和病人弗伦德。玛莎支撑着这个饥饿的大家庭。 每天清晨，她挎着菜篮子出门，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这里买一点发了蔫的青菜，那里买一块熬汤的骨头或一条熬汤的小鱼儿。 没有玛莎的精打细算，一个克罗令掰成两半花，弗洛伊德一家是很难度过“饥饿岁月”的。不幸中的万幸，弗洛伊德遇到一位特殊的病人，他是一位腰缠万贯的酿造商，一位对精神分析颇感兴趣的哲学博士，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治好了他的精神性疾病。 弗伦德拿出一百万克朗（在当时合二十五万美元）
，资助弗洛伊德。但是，多少年后，“饥饿”再度光临，那是他患了下颚癌之后。 弗洛伊德的下颚一块块烂掉，难以进食。 他阅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弗洛伊德说：
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这是最后的饥饿。
饥饿与病魔伴随着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 当死神向他走来时，他无所畏惧。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回忆一九○九年他五十三岁时，在美国与威廉。 詹姆斯（Ｗｉｌｉａｍ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２—１９１０）的会面。 威廉。 詹姆斯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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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哲学家，那一年，他六十八岁。 弗洛伊德写到：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时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天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把手中的包递给我，要我继续往前走，他说等正要发作的心绞痛过去以后，他会马上赶上来的。一年后，他便因这种病而与世长辞；我经常希望在死神到来的时候自己能像他那样无所畏惧。
十多年后，死神来敲弗洛伊德的门了。 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弗洛伊德只是注意到自己正在吃的面包上有一点血迹。他对着镜子用两只手指掰开嘴巴，找到了出血的地方，却并无疼痛感。他想起在医学院读书时学到一句谚语：“要当心无痛的出血。”
过了几个星期，弗洛伊德觉得口腔内长了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用舌头舔起来似乎正在越变越粗糙，而且正在向上颚发展。 他决定去看医生，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喉鼻科主任哈耶克教授。“没什么要紧，”
哈耶克教授说，“只是一个长在硬颚粘膜上的小玩艺儿，我替您把它割掉。”
哈耶克的“轻松话语”并没有消除弗洛伊德的不安。 弗洛伊德也是医生，他知道医生为了保持病人心情的宁静而常常向病人隐瞒病情真相。 弗洛伊德坦率地说，他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他母亲，她已经八十七岁了，儿子的死会使她感到难以忍受；另一件是他要体面地死去。 因此，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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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事情的真相。弗洛伊德在死神面前，表现出超常的镇静，他要像威廉。詹姆斯那样无所畏惧。 他将此事瞒着家人，他不想让全家人为他担心，他独自一人到医院去做手术，切片检查，是良性肿瘤。 这是一九二三年，弗洛伊德六十七岁。手术后，病并不见好转，晚上经常出血。 可是弗洛伊德似乎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也未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以致于下颚迅速萎缩，难以开口。 半年后，他的下颚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只有靠止痛药来缓解疼痛。 这一年的十月，他被确诊为口腔癌，被做了一次根治手术，上颚一边全部切除。 于是他必须装上又大又复杂的假牙，这给他带来不少的苦恼。从一九二三年发现癌症，到一九三九年病故，十六年间，除了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之外，弗洛伊德还动了三十三次手术。这最后的十六年，弗洛伊德所忍受的，不仅仅是病痛的巨大折磨，更有失去亲人的悲哀，和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愤恨。先是小外孙海纳勒的夭折。 弗洛伊德非常疼爱聪明的海纳勒，他对琼斯说，海纳勒之死对他是一个最为严重的打击。
这种无尽的悲伤已经深深地潜入内心深处，分秒不离地伴随着我的工作。 ……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经很久没写一行字了……
然后是母亲的死去。 弗洛伊德对母亲始终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 每当他身处磨难时，母亲的形象总是给他灵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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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与力量。 他在灯下思索着爱洛斯的奥妙，探索着潜意识的神秘，夜深人静之时，他与母亲之间的那种无形的、然而是强大的情感联系，使他产生神奇般的灵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在人类的精神王国中翱翔。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向科学和文明宣战。 许多精神分析家纷纷离开德国和奥地利。 面对反犹狂潮，弗洛伊德镇定自若，他写信给巴黎的朋友说：“人们担心德国的种族主义狂热会波及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 已经有人劝我逃往瑞士。 但那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是和平凡的死去一样，没什么了不起。“
这一年的五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