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87-夜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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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夜宴的时代（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十年后周（2）
五代以来，社会生产发展迟缓，除了战争的破坏因素外，赋税沉重，负担不均，也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周世宗在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免各种赋税，尤其是各种杂税，能免则免，能减则减。他还颁发《均田图》，要求各地均定田赋，虽显贵之家也不能免。如历代王朝对曲阜孔氏，因为是圣人之后，从来都不承担赋税，但是周世宗却不允许其家族成为特殊阶层，照样得与普通编户齐民一样承担赋税。对于朝中的权贵之家，也是如此，如窦贞固，在后汉时任宰相，后周时授司徒，致仕居于洛阳，当地官府将其家与普通百姓同样看待，赋税徭役皆未免除。周世宗的这种气概在历代帝王中还是不多见的。
五代乱世，但佛教的发展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至后周时，全国各地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且广占良田，不交赋税，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早在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当时有一个小官李钦明曾上疏指出：“佛寺精舍，每县不下二十馀处，僧尼求化斋粮，不胜饱饫，寺院之田，又免征税。”认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要求朝廷裁汰僧尼，抑制佛教的发展。后汉朝政混乱，他的这个建议自然无人理睬。周世宗为了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显德二年（955）颁诏裁减僧尼，拆毁佛寺，严禁私度僧尼，规定除了政府审核确定可以保留的寺院外，其馀一律拆毁。根据文献记载，共计废除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保留的寺院计有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三百人。文献未载勒令还俗的僧尼人数，估计不下保留僧尼人数的十倍。周世宗把收来的铜佛像及各种铜法器用来铸造钱币，发展商品经济，俗传此钱可以保佑家人平安，治病助产，人们得到后珍惜而不舍得用于流通，所以后世很少有“周元通宝”钱存世，至今已经非常珍贵了。
由于周世宗在抑制佛教方面，雷厉风行，措施得力，对佛教打击很大，佛教史上将此次行动与历史上的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等三次打击佛教的行动并列，称之为“三武一宗之祸”。
在整顿吏风方面，也体现了周世宗雷厉风行的作风，他采用严厉的手段打击不法官吏，有时犯轻罪也要处以重刑，如重修永福殿时，主持工程的内供奉官孙延希克扣工食，虐待役夫，周世宗视察时，发现役夫在瓦中吃饭，大怒，立斩孙延希；楚州防御使张顺贪污官钱五十万、丝绵二千两，也被赐死；右拾遗赵守微品行不端，不学无术，为其岳父所讼，被处杖刑一百，流放沙门岛。因此，宋人认为周世宗轻率杀人，用刑严刻。其实周世宗本意是想以严刑峻法纠正败坏的吏风，当吏风有所改变时，他用刑也就减轻了不少。
在发展经济方面，周世宗采取了奖励农桑，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发展商业与手工业的政策，使得后周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社会平稳，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取得了这些成就后，周世宗于是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行动。
周世宗曾经命近臣各撰一篇《安边策》，实际上就是征询大家有关统一全国的方略，其中王朴献“先易后难”之策，也就是先平定南方诸国，积蓄人力财力，然后再北伐契丹，收复燕云失地，从而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这个方略在北宋影响很大，北宋后来统一全国时，就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但是周世宗并没有采纳这个方略，而是制定了首先碰契丹这个硬钉子，收复燕云失地，然后再席卷南方诸国，可以称得上是“先难后易”之策。
为达此目的，周世宗首先对后蜀用兵。显德二年（955年），世宗遣凤翔节度使王景、宣徽南院使向训为将，率军伐蜀。仅动用偏师，小试锋芒，便收复了秦、凤、阶、成四州之地，然后答应后蜀的求和请求，罢兵归朝。此战并不在于灭亡后蜀，而是夺取战略要地，将后蜀封锁在两川的范围内，使其不敢轻动兵端，骚扰后周的西部边境。接着周世宗又策划了征伐南唐的战争，目的在于夺取淮南富庶之地。从显德二年冬开始，至显德五年，世宗前后三次亲征，终于击败南唐，完全占据了淮南十四州，饮马长江。此战巩固了后周的南部边境，扩大了疆土，达到了削弱南唐，使其俯首称臣，不敢轻易向北用兵的目的。经过这一系列战争，后周形势更加稳固，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北伐了。
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正式对契丹用兵，他亲率大军自汴梁出发，直抵沧州，然后统步骑数万直入契丹境内，大军一路顺利，契丹军非逃即降，势如破竹，兵不血刃，连下莫、瀛、易三州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之地。正当周世宗准备向幽州进军时，由于身染重病，只得班师回朝。这年夏天，周世宗病逝于汴梁，终年三十九岁。
陈桥兵变遗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周世宗虽然最后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制定的正确策略，却是后人尤其是宋太祖赵匡胤所难以企及的。宋太祖不敢对契丹用兵，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对燕云失地他积蓄巨额钱财，只想通过赎买的办法来解决，结果终其世一无所成，致使其后世子孙两度亡国，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燕云这一战略要地的丧失，使中原以北无险可守，抵不住骑射的游牧民族铁骑的驰突，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反观周世宗把注意力集中在北方，暂不贪图富庶的南方地区，利用这一时期契丹君主昏庸，政治混乱之机，毅然北伐，其决策之英明，令后世史家赞叹不已。同时他所开创的这种强盛的局面，为日后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基础。
周世宗死后，其子柴宗训即位，史称周恭帝。由于他年仅七岁，不能理政，显德七年（960年），大将赵匡胤利用手中掌握的兵权，演出一幕“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取代了后周的统治，建立了北宋王朝。五代至此结束。后周共历三帝，前后不过十年时间。
动荡：夜宴的时代（二）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1）
1士族的衰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等级的国度，所谓门阀士族就是这种社会现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集中体现。要想成为门阀士族，除了要求这些家族的祖先地位显赫，世代高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在家学与礼法方面亦有特异之处，不同于其他家族，所以诗礼传家往往是这类家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门阀士族制度形成于魏晋时期，鼎盛于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经衰落不堪，旧士族已经丧失了由制度所保证的政治、经济特权，然而其崇高社会地位仍程度不同地保持着，社会影响依然存在。一些旧士族赖其家学渊源和文化修养，或者与皇室联姻，继续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得以依附并挤入关中勋贵集团之中，还有一些旧士族则利用科举制度作为进身之阶。这些情况的存在，正好说明门阀制度的崩溃，因为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大族获得政治地位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凭借门阀世资，这一条的丧失，就标志着门阀制度的没落。
隋唐两朝的皇室都出身于关陇士族，他们通常也都以门第而自高，而对山东旧士族采取了压抑的政策，唐太宗修《氏族志》就是这个政策的具体体现。隋唐两朝的统治者有意压抑山东旧士族，正好说明他们的社会影响仍然存在。在隋唐时期高门大族凭其门阀世资获取高位的制度虽然不存在了，但人们的门第观念仍然非常强烈，这就是那些旧士族得以继续维持很高社会地位的根本原因。由于门第观念的作祟，社会上婚姻尚阀阅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尽管有唐太宗禁令的存在，一些朝廷大员，如房玄龄、魏徵等，仍然乐于与山东士族联姻。直到唐朝后期，这种风气仍然不衰。唐文宗曾经针对这种现象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可见这些旧士族社会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
正因为在唐代仍然存在着浓烈的门第观念，所以先有唐太宗修《氏族志》，后有武则天修《姓氏录》，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凡收入其中的家族则算是士族，否则就不再是士族。想通过官修谱牒的办法，以新士族代替旧士族，从而达到甄别士庶，压抑旧士族的目的。尽管唐朝统治者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士大夫们并不承认，甚至讥讽为“勋格”，但是从唐朝统治者的这些行为看，说明他们的思想中仍然存在浓厚的门第观念，也没有放下想成为高门大族的情结，尤其是出身于庶族的武氏家族，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强烈。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将唐代的统治阶层称之为士族与庶族合流的势官地主阶层，具有较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唐末农民战争，所谓衣冠缙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韦庄诗所说的“天街踏尽公卿骨”，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残馀的势官地主，在朱全忠篡夺唐朝政权的过程中，被彻底扫荡殆尽了。自天祐二年（905年）以来，对所谓门胄高华，以名检自处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所谓“衣冠宿望”，在白马驿事件中，屠戮殆尽。因此，五代十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主要是舞枪弄棒的武夫集团以及听其支配以幕僚为主的文士们，他们是新的一代势官地主，完全不同于唐代的情况，最突出的标志便是这个阶层多出身于社会下层，受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浅，门第观念淡薄。
这个时期的帝王与藩镇完全是一体之人，并无根本的差别，全都出身于社会下层。除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出身于沙陀贵族外，后梁太祖朱全忠，出身农家，本人早年为流氓；唐明宗李嗣源、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知远，全都是地位卑下的沙陀军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周太祖郭威，早年穷得衣衫不周，作为黥面皇帝为历史所仅见。十国的统治者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吴国杨行密是走卒出身，吴越钱镠出身农家，本人为无赖，南唐李昪为流浪孤儿，荆南高季昌家奴出身，闽国王潮兄弟世为农家，南汉刘氏可能是岭南蛮族，也有学者说是波斯商人后裔，楚国的马殷则是木工出身。
至于其部下将相大臣的出身，与这些帝王们大致相同，虽然有少数进士出身的人物，但他们并非凭门第或科举而位居卿相，而是通过投靠藩镇，充当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为卿相。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赳赳武夫，而士大夫饱受骄兵悍将的凌辱，动辄罹祸，罗隐的《孟浩然墓》诗云：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草萋萋。
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深刻地描绘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的真实状况。有人根据新、旧《五代史》列传统计，有传的士人约有一百九十一人，其中幕僚出身的或有过任幕职经历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可见说他们是藩镇的附庸，并非虚言。这些文人或科举出身，或通过入幕而入仕，以门荫入仕者仅有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即使门荫入仕者，也并非全是衣冠缙绅，不少人却是以其父祖的战功而得以恩荫入仕。如果说在唐代士族还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影响的话，至五代十国时期则荡然无存了。
学界通常都认为至宋代婚姻不再尚阀阅，其实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如此了。试举数例，即可见其一斑。
后唐庄宗为皇子李继岌娶定州节度使王都之女为妻。王都本姓刘，不知其父母为何人。幼年时被巫医李应之在村落得到，收养为子。定州节度使王处直患病，被李应之治愈，遂署其为幕职。当时王处直尚未有子，李应之便把其养子送给王处直为养子，并改名王都。就是这样一个不知来历，且出身下层的人物，庄宗非但没有嫌弃，反而主动提出与其结亲。
后晋出帝给皇子石延煦娶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之女为妻，关于后晋石氏的家庭出身前面已经论到了，这里只对赵在礼略述几句。赵在礼，河北涿县人，其曾祖、祖父皆为农户，其父早年在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部下为军士，逐渐升至军使。赵在礼因其父的缘故，先从士卒干起，升至指挥使，通过发动兵变，才至节度使高位。据载，晋出帝之所以愿与赵在礼联姻，是因为赵在礼所到之处聚敛无度，家财巨万，出帝贪其财，才主动与其联姻。后来赵在礼对人说：“我为了此婚，花费已达十万缗。”
即使皇帝本人娶妻也不论阀阅，如后梁太祖朱全忠的皇后张氏，为砀山县渠亭里的乡间地主之女，算不上高门大族。关于唐庄宗的皇后刘氏的出身，前面已经论及，她早年被李克用部将袁建丰掠得，献到宫中，为李克用之妻曹氏所爱，教以歌舞技艺。成年后，因为色艺俱佳，为李存勖所喜爱，曹氏遂赐其为妻，李存勖称帝后立为皇后。
动荡：夜宴的时代（二）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2）
后唐明宗之妻魏氏，是明宗早年抢掠得来的，魏氏当时已嫁给平山平民王氏为妻，并生有一子年已十岁。后来魏氏之子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这时魏氏早已死亡，遂追尊为皇太后。唐明宗的淑妃王氏，陪伴明宗时间最久，本是邠州饼家女，出身于卖饼之家。幼年时卖给梁将刘为奴婢，刘死后，因其貌美，经枢密使安重诲的建议，遂纳为妃。王氏贤惠，本可立为皇后，因其谦让，遂封为淑妃。
至于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皇后李氏，为唐明宗之女，也不是什么高门贵族，只不过是沙陀军人之女罢了。晋出帝石重贵的皇后冯氏，其父为定州小吏，因为贿赂枢密使安重诲，得以充任邺都副留守，石敬瑭任邺都留守时，两人关系密切，遂为其弟石重胤娶其女为妻，石重胤早亡，冯氏守寡，因为貌美，被晋出帝纳为皇后。实际上晋出帝所娶的乃是其叔母，后来契丹进攻后晋时，揭露晋出帝的罪恶时说：“纳叔母于中宫，乱人伦之大典。”
后汉高祖刘知远的皇后李氏，家世为农。刘知远为士卒时，在太原牧马，夜入其家强抢为妻。刘知远即皇帝位，遂立李氏为皇后，生后汉隐帝。
后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其出身前已论及，不再重复。郭威共一后三妃，全是再嫁的寡妇。其淑妃杨氏，年轻时以貌美而入选赵王王镕宫中，王镕死后，杨氏流落民间，可见其并非出身于高门大族。后来又嫁给了真定平民石光辅，数年后，石光辅又死去了。这时郭威的妻子柴氏新丧，闻听杨氏美而贤，遂娶为继室。杨氏死后葬于太原，后周建国后，追封为淑妃。
郭威的贵妃张氏，镇州真定人，其父为王镕手下小吏。王镕死后，镇州大乱，晋王李存勖的部将武从谏获得张氏，遂带回太原，作为其儿媳妇。郭威镇守太原时，张氏之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