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探秘-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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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大量证据证明沉船就是U857，查特顿和柯勒决定用1992年到1993年的冬天来完成他们的验证工作。
查特顿在海军学会月刊上登出一则广告，寻找关于“格斯塔森”号击沉U857的信息。几名“格斯塔森”号的艇员——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与他取得了联系。查特顿向他们询问了当年他们在波士顿海岸攻击U857的情况。当时的战果是他们一生引以为傲的成就，但是他们现在提供的线索并不比当年多多少。他们发射了反潜炸弹然后闻到了汽油味。仅此而已。
查特顿不忍心告诉这些曾为保卫美国追击潜艇的老兵们，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击沉潜艇的战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一次谈话中，一名“格斯塔森”号的船员邀请查特顿参加他们的“格斯塔森伙伴”聚会。他请查特顿到时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在考虑是否参加这次聚会时，查特顿感到心头的感觉很复杂。他曾在枪林弹雨的越南战场上抢救伤员，他曾在钢筋林立的沉没潜艇中自由穿行，但是一想到要在这些老兵们的庆祝仪式上讲话，他就觉得非常害怕。他知道他不能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他不能告诉他们，他们讲给儿孙听过的光荣历史是个错误，他不能告诉他们“格斯塔森伙伴”根本不曾存在。查特顿感谢老兵对他的邀请，并抱歉说到时不能参加他们的聚会。
而柯勒这方面则开始大量搜寻关于潜艇的信息。几十年来，罗伯特·考波克一直是英国的潜艇资料管理员——包括缴获的德军潜艇记录——他一直在伦敦为国防部工作。据柯勒遇到的一个文献管理员说，没有人比考波克更了解有关潜艇的记录了。他们从未与这位潜艇历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有过接触。
“他还在从事这项工作吗？”柯勒问道。
“一直都在干，”管理员回答。
第二天柯勒给伦敦打了电话。
电话机中传来一个操英国口音的妇女的声音。
“这里是苏格兰场，有什么事吗？”
柯勒知道他拨错了，但是没敢挂断电话，和传说中的打击罪犯中心通话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不知所措，只是拿着听筒听着里面的声音，想象着一个戴着猎帽的男人边跑边喊：“抓杀人犯。”
“这里是苏格兰场，有人在听电话吗？”
柯勒终于说道：“我可能打错了电话。我想找国防部的罗伯特·考波克先生。”
“等一下，我给你转到考波克先生那里，”那个妇女说道。
柯勒等着考波克接电话。这是他第一次和一个英国口音的人说话。在大西洋彼岸的一个巨大办公室，屋里搁满了直到屋顶的灰色文件柜，窗上结满了霜雾，满头银发的考波克先生坐在潜艇历史资料中接了电话。柯勒首先做了自我介绍。
“啊，新泽西的潜水员，”考波克说道，“我听说过你们，先生。我对你们的探险非常感兴趣。那艘潜艇太有意思了。”
考波克就一些细节问题详细询问了柯勒——潜水员们的研究、神秘潜艇、他们联系过的人，以及霍伦博格。柯勒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他很高兴地发现，考波克同他讲话的态度就像对他的同事一样，并没有把他当作在布鲁克林为肯德基换玻璃的工人。当考波克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结论时，柯勒说出了他们的判断：U857。
考波克认真听了他的介绍，然后认为他们判断沉船就是U857的证据很有说服力。他问柯勒是否需要他参考一下自己的记录和资料以便进一步证明这个结果。
柯勒毫不思索地脱口而出：“当然可以！”然后他又说道：“先生，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非常感谢。”
柯勒赶紧为肯德基换完了玻璃。他在卡车上给查特顿打了电话。
“约翰，我跟考波克通过电话了。他可能有七十五岁了，但是他头脑非常清楚。他在那个可怕的苏格兰场工作。”
“他说什么了？”查特顿问道，“你快急死我了——”
“我说了我们对U857的想法。他说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他很赞同我们的想法。他准备在他那边查证一下。”
“太棒了，”查特顿说道，“我们的探险简直太妙了。”
“是啊，”柯勒说道，“太妙了。”
在柯勒与考波克联系后不久，他们与德国的霍斯特·布雷多和查理·格鲁茨马彻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们关于对U857的推测。两名专家都翻阅了自己的记录，问了很多问题，然后对他们的看法表示赞同——神秘沉船可能就是U857。柯勒又拨通了苏格兰场的电话，询问考波克的进展情况。这次的通话很简单。考波克告诉柯勒他查阅了记录，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想法。像上次一样，他同意他们发现的即是U857。
1993年的前几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查特顿和柯勒一直在斯科蒂餐厅中碰面。但是他们不再讨论沉船的身份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开始设想这艘潜艇是怎么沉没的。他们咨询了很多武器专家。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潜艇遭受了有巨大爆炸威力的武器的攻击，这种武器可能是鱼雷。
但是哪里来的鱼雷呢？如果是盟军潜艇发射的鱼雷，他们一定会有相关记录。如果是被另一艘德国潜艇误伤，那么也会有所记录。难道是潜艇内部的鱼雷自己爆炸后造成的？不可能，因为潜艇的伤势表明，攻击来自潜艇的外部。那么只剩下了一种可能性。他们曾在书上读到过这种可能性：鱼雷的转向系统发生故障，导致鱼雷在水中调转方向击中自己。这种鱼雷被称为“环行鱼雷”，好几艘潜艇都曾遇到过这种情况。
“设想一下，如果你是U857的艇长鲁道夫·普拉莫尔，”一天晚上在斯科蒂时柯勒对查特顿说道，“你好不容易穿过冰冷的海水和大批盟军飞机的追捕从挪威来到了美国。你刚刚在波士顿海岸死里逃生。现在你来到距离曼哈顿只有几英里的新泽西。你发现远处有一个目标。你命令所有的艇员进入战斗状态，然后爬上指挥塔，升起了攻击潜望镜。你锁定目标后，发出命令——‘发射鱼雷！’鱼雷呼啸着冲出鱼雷发射管。每个人都不敢出声，希望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爆炸声。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从声纳室传来了报务员的声音：‘环行鱼雷！我们遇到了环行鱼雷！我们的鱼雷正在向我们自己打来！’普拉莫尔命令潜艇全速下沉，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但这就像是一场竞赛，是潜艇和它自己的鱼雷之间的竞赛。现在问题只有一个：潜艇是否能在鱼雷到达之前沉到海底？艇员们竭尽全力使潜艇下沉。他们有20秒？还是5秒？他们不知道。他们只能拼尽全力。太晚了。鱼雷击中了潜艇。七百磅的TNT一起爆炸了。真是他妈太晚了。”
第二部分 瑞奇·柯勒第41节 历史的谬误（3）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没有这起事件的报告，”查特顿接过来说道，“当时很可能是晚上，而且是在冬天。当鱼雷击中潜艇后，他们要袭击的艇上没有人听到爆炸声，因为爆炸发生在海底，而且即使他们听到了模糊的爆炸声，但那是他妈的战争时期——到处都传来模糊的爆炸声。潜艇沉没了，而且没人知道它沉在了那里。”
两人埋头吃了一会儿东西。
“想像一下报务员意识到鱼雷打回来那一刻的感受，”柯勒说道。
“想像一下他们面对的那种情况：或者你的生命在几秒钟内被剧烈的爆炸所结束，或者你可以逃过返回的鱼雷幸免于难，”查特顿说道，“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你知道不是这种情况，就是那种情况。”
第二天早晨，查特顿查阅了他从德国布雷多档案馆抄回来的潜艇艇员名单。记录的底部就是U857的艇员名单。名单中包括59名艇员的名字，比如戴恩斯特、考斯勒、罗夫格瑞和伍尔夫等等。有些艇员只有18岁或20岁。高级报务员是艾力克·科拉，于1917年3月14日出生。如果“环行鱼雷”击中了潜艇，那么他就是艇上第一个发现的人。柯勒在他的书里找到了25岁的艇长普拉莫尔的照片。在1993年潜水季节到来之前，查特顿和柯勒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足够他们研究清楚潜艇最后一年的战争情况，他们研究的潜艇就是在这一年沉没的。
到1993年，柯勒收集的有关潜艇的书籍甚至可以与大学图书馆相媲美了。他将所有的书摊开放在客厅的地板上，就像一个收集篮球明星卡片的孩子。他将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借给查特顿，另一部分自己留下来看。这些书将潜艇最后一年的战事，以及在潜艇中阵亡的艇员的故事都展示在他们的面前。
查特顿和柯勒分别坐在家中的书桌前，开始从头阅读这些书籍。第一页：美国独立战争中潜艇的雏形。他们不耐烦地翻到了第二页：鱼雷是一名英国工程师于1866年发明的。他们又急躁地翻到第三页。他们急切地想知道，这艘潜艇上的艇员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他们跳过前面的章节，直接翻到了书的最后几章。他们发现数百页的内容都充满血腥。
到二战结束时为止，五万五千名潜艇艇员中有三万多名阵亡——死亡率高达55％。潜艇部队在如此高的阵亡率下还继续坚持战斗，这在现代武装部队中是绝无仅有的。潜艇部队一直参加战斗。但更糟糕的是，战争末期是潜艇艇员阵亡率最高的时期。
1945年时，一艘接到命令的潜艇——比如U857——能够完成巡逻返回本土的机率仅为50％。据统计，在那个时期，一名艇员在战争中的生命只能维持60天。那些奉命在美国和加拿大海域巡逻的潜艇全都有去无回。两人阅读了大量战争书籍，但没有任何一部分像最后几页那样让他们感触良深。当查特顿和柯勒凝视着那些尸体的照片时，他们发现自己希望战争有个更好的结尾，他们的希望不是为了纳粹或德国，而是为了那一两个艇员，为了那些将靴子整齐地摆放在神秘潜艇里的年轻战士们。当他们无法面对战争后期这些艇员们的悲惨结局时，他们就会互致电话，决定以后再也不会翻开这样内容的书了，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了解的人有这样的结局。
各种记录表明，战争后期的潜艇艇员们不仅仅是支撑到了二战的最后一刻，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幸存下来，但他们还是英勇地战斗到最后。盟军曾预测这些即将战败的潜艇上可能会有叛变，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盟军还希望潜艇上的艇员能够投降，但这种情况同样没有发生过。1945年1月，即使在盟军对潜艇发动了不间断的打击后，丘吉尔还是呼吁军舰舰长们不要轻视德国潜艇在海上表现出的“超级进攻精神”。正是这种想法——战败的潜艇艇员追求的并不是苟且偷生——让查特顿和柯勒将书一直读了下去。
1940年10月是德国潜艇的颠峰时期，称为“美好时光”。德国潜艇击沉了六十六艘敌舰，自己只损失了一艘。1942年上半年，德军发动了对美国东部海岸美国军舰的突然袭击，称为“鼓点行动”，这次行动被视为德国潜艇战的又一次“美好时光”。这次行动中，德国潜艇就潜伏在美国海岸的附近，艇员们在甲板上就可以闻到森林的气味，看到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甚至可以听到美国广播电台播放的爵士乐。在“鼓点行动”开始的几周里，德国潜艇使用鱼雷对毫无防备的船只进行了一次大屠杀。尸体残肢、汽油、船骸让美国东部沿岸一片狼藉。五个月之后，德国潜艇仅以六艘潜艇的代价就击沉了美国海域的六百艘船只，这使美国海军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创。潜艇返回德国时，德国港口彩旗飞扬、鲜花舞动，到处都是欢迎英雄归来的漂亮姑娘。丘吉尔曾写道：“战争时期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就是德国潜艇的威胁。”潜艇就像会隐身的大卫一样，时刻威胁着巨人歌利亚的安全。
但是美国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美国海军大量使用护航舰。这是一种古老的海军战术，使用军舰保护一队一起航行的船只。这样，当德国潜艇攻击盟军船只时，护航舰就会赶到现场，对潜艇进行追击。随着护航舰的增加，潜艇击沉盟军船只的期望变得非常渺茫。
来自美国各大实验室和大学的科学家最终参加了战争。他们提供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雷达。即使在黑夜或暴风雨中，装备了雷达的飞机和船只也可以探测到浮出水面距离很远的潜艇。长期以来，潜艇在水面作战时一直占有主动地位，因为它们在下沉的时候速度比飞机或船只航行的速度快得多。但现在，它们突然发现盟军飞机总是像会魔法一样突然出现在空中。起先德国潜艇部队的总指挥卡尔·邓尼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雷达的巨大威胁。他的潜艇不断被击沉。即使当德军完全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潜艇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它们只能躲在水底，但这样虽然使它们避免被雷达探测到，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它们追击甚至躲避敌人的速度。
水下的环境同样充满危险。如果盟军的船只怀疑附近有潜艇，它就会使用声纳——声波定位仪——进行探测。一旦声纳对潜艇的金属外壳有所反应，潜艇就逃脱不了死亡的厄运——在水下无法逃脱敌人的打击，而冒险浮出水面作战就会变成瓮中之鳖。
潜艇主要依靠无线电与总部进行联系。盟军的智囊团抓住了潜艇的这个弱点。他们开发出一种无线电侦察系统，称作高频率侦察探测设备，使用这种设备的盟军船只可以轻易地探测出潜艇的位置。如果潜艇使用无线电——即使使用无线电汇报天气——它也等于是将自己的位置直接报告给了敌船。遇到这种情况，盟军会毫不迟疑地派遣舰队围捕暴露的潜艇。
但是盟军对德国潜艇最致命的打击来自对德军密码的破译。从战争之初，德军就使用了名为“爱尼格玛”的密码机将所有通讯内容加密。这是一种四四方方的打字机模样的设备，可以编辑出数百万种不同的密码。德国高层指挥人员坚信“爱尼格玛”是有史以来最安全的密码形式，是不可破译的。据盟军密码破译人员估计，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破译“爱尼格玛”密码的几率为150；000；000；000；000；000；000∶1。但是他们仍然打算试一试。波兰的密码分析学家对此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们分析了缴获的“爱尼格玛”密码机和关键的密码文件。同时大量的密码员、数学家、埃及古物学家、科学家、字谜专家、语言学家和象棋大师花费了数月的时间研究“爱尼格玛”。盟军甚至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编程计算机从旁协助。在巨大的压力下，这些专家学者不断进行研究。几个月后，在秘密潜伏的情报人员的帮助下，他们终于破译了“爱尼格玛”密码——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情报成果之一。到1943年年底时，盟军已经开始利用破译的“爱尼格玛”信息指挥军舰伏击德国潜艇。邓尼茨一度怀疑“爱尼格玛”密码被破译了，但是很多德国专家向他保证“爱尼格玛”是不可破译的。盟军不断截获德国的通讯内容，而德国潜艇则持续被盟军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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