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2007年第6期-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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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迈奖对很多年轻且有潜力的作家进行了大力扶持，获奖作家在35岁以下的就有9次之多。另一方面，迈奖也塑造了一批所谓“澳大利亚经典作品”，在民族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得奖的重复率很高。迈奖共颁发了48届，获奖作家却只有34位，平均每人得奖1。4次；34位获奖者中，重复获奖的有11位，将近三分之一。许多作家在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都得过迈奖，年轻时频率尤高，西·阿斯特利1962年至1972年间得奖三次，大卫·艾尔兰1971年至1979年间得奖三次，基尼利1967、1968年连续得奖，杰西卡·安德森1978、1980年两次获奖，中间仅隔一年。获奖作品中，历史题材、地点在乡村、作者为英裔白人的，占绝大多数。这些都明白无误地体现了迈奖扶持“民族文学代言人”的目的。
一个民族的文学奖项，侧重于表现民族特色的作品，绝对是“政治正确”的做法，自然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个“民族性”如何定义？什么是体现“澳大利亚特征”的小说？主人公是澳大利亚人，还是故事的场景必须是澳大利亚，还是描写澳大利亚自然景观，还是表现澳大利亚主题？1979年，科赫就曾为《危险的岁月》是否为“澳大利亚”小说这个问题与评委发生激烈争执。1990年，著名学者科林·罗德里克认为周斯的小说《长安街》不能体现澳大利亚特色，与其他评委发生争执并愤而辞职。“民族性”的定义显然没有定论，但是迈奖的评委们却有权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参赛的“不合格作品”先行剔除。伊丽莎白·乔莉的《乔治一家的妻子》是其维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体现了其小说的最高成就，但故事发生在英国，主人公是英国人，自然要被迈奖剔除。彼得·凯里《屈斯坦·史密斯不同寻常的生活》写的是想象的国家里想象的人，虽然主题类似于美澳之间的关系，同样被迈奖评委认为不合格。穆尔豪斯的《大日子》写的是一位澳大利亚年轻女士20年代在万国联盟的经历，评委认为“不够澳大利亚”。也许是因为1994年穆尔豪斯为此大发脾气、差点将迈奖告上法庭，也许是因为评委们后来意识到用故事发生的地点来确定“民族性”过于褊狭，1995、1996连续两年的得奖作品，故事均发生在海外。而且有意思的是，穆尔豪斯“万国同盟”小说的续集《黑暗的宫殿》虽然人物、场景都没有变，却在2001年得了奖。足见迈奖评委对于所谓的“民族性”也毫无把握。
撇开“民族性”的定义不谈，现在人们对于种族、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理解，都和弗兰克林时代不同，是不是还有必要坚持迈奖的“民族性”？在弗兰克林的年代，澳大利亚文学是“稀有物种”，需要特别滋养、保护和鼓励，所以弗兰克林说：“没有本土文学，人们就会在自己的土地上感到陌生。”但时过境迁，如今澳大利亚作家描写“国际题材”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作家本人满世界跑，作品也在英美澳三地同时出版。正如2006年简·萨利文所说，再坚持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性”，是“荒谬的”，“如果迈尔斯·弗兰克林再生，也会希望澳大利亚作家能够自由地选择题材。”萨利文建议干脆彻底修正“民族性”的界定，“只要是澳大利亚作家写的作品就行，不管人物、题材、地点是否和澳大利亚有关。”
这个建议似乎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是“政治正确”的“民族性”，是否应该压倒文学价值，仍然没有答案。不少批评者认为不仅“民族性”的定义荒谬，连坚持“民族性”本身也是荒谬的主张。澳大利亚设立的文学奖要奖励表现澳大利亚的作品。这有什么问题吗？评论家克雷文回答：“这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渴望我们的世界得到艺术表现，好像艺术表现就能证实我们的文化存在一样，这种渴望如果排他或者占据主导，就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文化自卑心理。”克雷文反问，难道会有人质疑《哈姆雷特》没有表现1600年的英国生活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不安全感的试纸。”克雷文总结道。
“民族性”的确变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将“多元文化主义”纳入其定义之中。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国家方针、移民政策，甚至已经成了令国人自豪的民族特征。难怪波琳·汉森的“一族党”如过街老鼠，到处遭人攻击。澳大利亚50年代开始，对土著问题进行反思成了“政治正确”的做法，土著题材的作品多如牛毛，成为一时潮流。“多元文化”之后，人们开始批评白人对土著的表现其实是“误现”，鼓励土著自我表现。2000年，75岁的文坛老将西·阿斯特利和43岁的土著新秀吉姆·思科特共享迈奖，正是这一政治和文化变化的反映。没有多元文化的政治宣扬，单凭文学价值，今年57岁的土著女作家阿列克西丝·赖特能不能打败凯里等人夺得迈奖，就真的很难说了。
鼓励少数族裔作家自我表现，自然没什么不好。但一旦这个良好愿望成为“正确的政治”，成为吸引眼球、取悦大众的手段，那就有点做秀的味道了。如果再拿这一点来进行商业炒作，那简直就是利用少数族裔了。这背后体现的不是宽容、开放和公平，而恰恰是主流民族的殖民心态。不少文学活动都要关注一下“多元文化写作”，拿少数族裔作家（往往女性居多）来点缀一下；这些作家也借此机会提高知名度和销售量。结果两厢情愿、皆大欢喜。
迈尔斯·弗兰克林奖50年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上文所提的蒂米邓科事件——正集中体现了把多元文化当作政治姿态和商业卖点的做法。如果不是一位乌克兰移民的后裔在讲述乌克兰历史，一位23岁女性第一部东拼西凑的小说，能不能打败理查德·弗拉南根和凯特·格伦维尔摘取迈奖？答案众所周知。评委在报告中也说该书描写了“澳大利亚移民经历中以前难以道出的一面”——乌克兰移民经历以前没人写过。只不过这次迈奖走了眼，本来想打张王牌：多元文化＋移民＋年轻女作家＋乌克兰＋大屠杀＋二战＋后现代主义风格，没想到结果反被人利用。蒂米邓科之所以得手，用克雷文的话来说，是因为她知道“政治正确的澳大利亚会给她额外加分”。真正有多元文化视角的严肃作家，比如布赖恩·卡斯特罗，得奖的“卖点”要少得多。“他们需要的是甜点，不是主食！”
索伦森说，蒂米邓科事件“严重削弱了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公信度”，是该奖“历史上的分水岭”。实际上，这也是所有澳大利亚文学奖的分水岭——它反映的绝不是个例或偶然，而是普遍现象。《签署文件的那只手》在获得迈奖之前，其手稿就曾获得澳大利亚另一著名文学奖——《澳大利亚人报》/沃盖尔奖（The Australian/Vogel Award）。该奖1987年得主吉姆·萨克斯就曾说过，他得奖是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对更加多元的小说感兴趣，那是多元文化年代的开始”。如今，蒂米邓科事件已过去十多年，但罗伯特·曼恩的论断依然有效：“正如厄恩·马利骗局在那个年代暴露了诗歌现代主义和前卫文艺的虚饰，这个年代的海伦·蒂米邓科则暴露出学术上的后现代主义和伤感的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正如保罗·华盛顿所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暴露的其实是一个后殖民“民族”和文化的问题。在澳大利亚，这是个老问题，自流放犯时代就存在。但是，1995年的蒂米邓科事件，1996年科赫在授奖仪式上大骂“英语系的白衣科学家们利用文学争权夺利”，2004年三位迈奖评委因反对该奖的机构化愤而辞职——这些都让我们感到：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所反映出来的后殖民国家中文学的商业化、政治化和机构化，又是一个新问题。威廉斯总结说，该文学奖是澳大利亚重要的文化遗产，“可惜在发展过程中迷了路。”——看来也许迷路的不仅仅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
（周小进：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语系，邮编：200335）
威廉·特雷弗：爱尔兰文学园中的月桂树
朱 骅
爱尔兰曾经是个屡遭侵略、苦难深重的民族，然而爱尔兰又是个富有文学天赋的民族，她培育出许多文学英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叶芝、拉塞尔、辛格和乔伊斯等，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本民族的忧思和期望。而20世纪中叶成熟起来的爱尔兰作家，虽然继承了上一代作家独有的民族忧思和宗教情结，但更多地以相对冷静的态度审视、思考本民族文化的特征，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获奖频频，著作等身，至今笔耕不辍的作家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目前他已经出版长篇小说29部，短篇小说集16部，获重大奖项数十个，对英语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威廉·特雷弗，1928年生于爱尔兰科克郡的米德尔顿，原名威廉·特里弗·科克斯。1942年至1946年就读于都柏林圣科伦巴学院和都柏林三一学院。1950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爱尔兰从事教师工作，后移居伦敦，做过很长时间的广告撰稿人。
他的家庭具有英、爱双重背景，信仰新教。因父在银行任职，所以特雷弗有一个迁移不定的童年，先后在13所不同的学校读书。动荡的生活，与众不同的信仰，使他从小时候起就有一个作家的独特视角。
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老校友》，曾获1964年霍桑顿奖。一群老校友委员会成员在推选下一任会长过程中勾心斗角，互相猜忌，并以回忆的形式展现了这群老校友当年在学校时的矛盾和竞争。尽管年事已高，但依然对当年所受的屈辱无法释怀。既要应付来自外界的压力，防备别人的进攻，又要面对自己日益衰老的身体和病痛，他们内心极其孤独和悲凉。小说提出这样一个主题——人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不幸？对于成功和失败该抱什么样的态度？怎样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保护自己？
尽管特雷弗的作品中有许多地道的英国人物，然而他偏爱的主题还是爱尔兰和爱尔兰人。同乔伊斯一样，他选择了一种自我流放，流离于自己的祖国之外进行创作。这对于特雷弗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距离上，他都能以旁观者的冷静审视祖国的文化，揭示种族、阶级和宗教等人为的障碍如何影响着人们的教育、爱情、婚姻等方方面面。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要数《命运的嘲弄》和《花园的寂静》。
《命运的嘲弄》是一部探讨历史的重负对爱尔兰人生活的影响的作品。在恢弘的历史场面上将几个不同时期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爱尔兰的昆顿家族同英国伍德库姆家族长期有联姻的传统。19世纪初，安娜·伍德库姆嫁到昆顿家在科克郡的基尔尼庄园。饥荒席卷爱尔兰，安娜试图救济灾民，并警醒家人和英国殖民官员留意民众的困顿状况。结果激怒了整个家族，被剥夺了继承权。基尔尼庄园的以后几代人仍然沿袭迎娶英国新娘的传统。小说切换到爱尔兰历史上另一个创伤时代——英爱战争。威廉·昆顿和他的英国妻子伊芙有着田园诗般的婚姻生活，有三个孩子。他们支持公益事业，并在英爱战争中倾向马克·科林斯，因此在自己的阶级圈子、宗教圈子中被孤立起来。他们的政治活动最终导致基尔尼庄园被纵火焚毁。威廉、两个女儿以及许多仆佣被烧死，伊芙和儿子威利退居科克市的一栋小屋。伊芙无力面对丧夫失女之痛，日渐颓废，酗酒浇愁。长大后的威利同英国的表亲玛丽安娜之间有了爱情。可是怀了孕的玛丽安娜来到败落的基尔尼庄园却发现威利神秘失踪。玛丽安娜在威利的姑姑和一名还俗的神甫帮助下，独自抚养着女儿伊梅尔达。年老时他们终于破镜重圆，原来威利因报复而谋杀了下纵火令烧毁基尔尼庄园的家伙，逃离了爱尔兰。昆顿家族衰微的过程以伊梅尔达不堪这一代代的精神重负以致神志失常而告终。
特雷弗的历史观，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政治的，都是独特的。尽管作品中提到了英国政府在其统治期间对爱尔兰的不闻不问，甚至动用武力，他拒绝将一切归罪于历史上英国的不当统治。他一直在探讨历史对生者的折磨，一直暗示人类有义务挣脱回忆的绞索，超越这种不幸，战胜这种不幸，为自己的下一代塑造一个全新的未来。
《花园的静寂》某种意义上是《命运的嘲弄》的继续，仍然以大宅为背景，尝试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达成一种妥协。这部作品特别强调“暴力”那一石千浪的后继性影响，在控诉爱尔兰历史对人民的消极影响方面毫不留情。
在反思爱尔兰的历史与文化的同时，他的作品还将注意力放到了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上。在《命运的嘲弄》中，描写受到伤害的女性时——失去继承权的安娜、酗酒的伊芙、被遗弃的玛丽安娜、精神错乱的伊梅尔达——笔触充满同情。小说中丈夫们没有一个比他们的英国妻子更睿智、更坚强，她们都是男性以崇高的名义所作决定的牺牲品。丈夫们要么不愿采取行动，要么无力采取行动，要么采取不明智的行动。而《花园的寂静》中只有女性的形象是有活力，有勇气而充满理性的，顽强地抗衡着一个家族无法逆转的颓势。在历史与男性的坐标轴上，特雷弗笔下的女性以平行甚至超越男性的波形线横穿历史。
特雷弗很擅长描绘女性生活细节和她们内心的微妙活动。他的早期作品《奥尼尔旅社的埃克道夫太太》、《格梅兹小姐和教友们》、《孤独的伊丽莎白》都是表现女性题材，刻画了女性孤独的心理状态。《孤独的伊丽莎白》尤其受到好评。伊丽莎白是一位带着三个女儿的离婚妇女，住院时结识了其他三位境遇相似的妇女。在交往中伊丽莎白看到了自身可悲的命运，也感受到人生在世彻底的孤独，谁也无法进入别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女性的形象更多。《浪漫舞厅》、《阿特拉克塔》、《碰运气》等，女性形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但心底那真实的孤独始终挥之不去。
女性题材只是特雷弗借以立体反映爱尔兰社会，传达其本人人文思想的一个手段，这与其他题材的创作是齐头并进的，例如宗教题材。在一个宗教可以决定社会安宁以及文化发展的国度，如果从幼年起信仰就非属于主流宗教，那么这样一个作家会如何在作品中体现自己的宗教观呢？
较近的短篇小说集《山里的单身汉》中有一篇梦境般的故事《圣母的礼物》。虔诚的迈克一生三次看到圣母的出现，幻觉由此决定了他的人生。18岁时受圣母的指引突然离开父亲的农场，进入一家修道院；35岁时受到圣母的指引又突然离开修道院，在高山峭壁下“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几年后圣母最后一次显灵，指引他回归故里。对这一切毫不置疑的迈克徒步穿越爱尔兰的村村寨寨，就像一条流浪的狗终于在消失几十年后又回到了故乡。尽管表面上看小说没有丝毫的讽刺意味，然而很难相信特雷弗希望读者与迈克一样对圣母的显灵信以为真。迈克是一个完全凭直觉支配而缺少判断力的人。他的幻觉是真的吗？这位孤独的人一生是不是都白费了？超越宗教之外来看，宗教中的降灵与欺骗是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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