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的彼岸-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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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实克教授那一年开了两门课：一门是为一般学生开的中国20世纪文学，一门是为研究生开的讨论课“晚清小说”，记得我们读的是《孽海花》。我当然两门课都选了，而且兴趣极大，甚至在学期结束时写了两篇论文（普实克教授对于低班课只要求写一篇论文，高班课只需细读和讨论，不必写文章），而且有点年少气盛，除了炫耀心理作祟外，也想故意向普实克教授挑战。因为我当时认为他是捷克学者，而捷克在学术研究上一定会受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只注重“革命作家”。他非常推崇鲁迅和茅盾，也谈到郁达夫，可是对于不革命的新月派诸人——如徐志摩——几乎只字不提，所以，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故意写新月派（后来对徐志摩的研究竟然变成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普实克教授在课堂上讲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我的硕士论文也恰好以萧军为题，不过，我觉得萧红的作品《生死场》要较《八月的乡村》更好；普氏在课堂上介绍了一点“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我当时一知半解，却偏要以《生死场》证明结构不完整的照样可以是好作品，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布拉格一日（4）
普实克教授看完我的两篇文章后，非但不以为忤，还要我多影印一份论新月派的那一篇，并且说要带回捷克去，因为那边的资料不足，以后应该多注重这一类的题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在我的文章一个小节上的订正——他看论文倒是很仔细的——我提到徐悲鸿，用的是英文拼音，他说徐悲鸿当年用的不是英文名字，而是法文。接着（也许是在另一个场合吧）他就谈起法国绘画来，并且说他如何崇拜毕加索的画，我听后大吃一惊，一位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语境中出来的学者竟然会崇拜西方现代派的艺术，于是开始觉得普实克教授的胸襟比我想象的宽广得多了。
他从毕加索谈到中国古代的俗文学（他在这方面也颇下过一番功夫），又从俗文学谈到他和郑振铎的友谊，又大骂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疯狂（当时大陆“文革”正是方兴未艾，而且似乎波及西方，美国学府正在大闹学潮，左派学生非常拥护“文革”，所以对普实克教授的这个看法不大以为然），又从“文革”提起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道德节操……听了他的几次宏论后，我不禁有点佩服他了。
最使我“软化”的倒是一件非常琐细的事：普实克教授住在一个学生宿舍里，心情寂寞时，常常请学生到他的房间去喝酒聊天，我们几个研究生更在受邀之列。有一回他好像有点喝醉了，感慨地说：“我真想念我的太太，记得我们在巴黎那一段时光真好，坐在咖啡店里谈文学，到博物馆去看画，饭后喝法国的Cognac，有时候在塞纳河畔散步……”我听后顿时感到他的可爱之处：他非但毫无八股之气，而且竟然如此“布尔乔亚”，如此浪漫！事隔十几年后，我现在才明白他那一代的捷克知识分子——如塞弗尔特——对于巴黎都有一股憧憬，而且都经历过西欧“现代派”思潮和艺术的洗礼。
普实克教授真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们由师生变成了好友（但是我也不能自夸，我不过是他满天下的朋友之一罢了），而我对于晚清文学和鲁迅的兴趣，大部分也是由他激发的。十多年来，我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和他分歧很大，但不得不承认他对我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因为我研究的问题是他在课堂上首先提出来的，我不过继其衣钵而已，这和先师夏济安先生首先提出鲁迅的另一面，而我继之发挥的道理一样。普实克教授见过夏先生，而且对他赞不绝口，不过，他和夏志清教授倒打过一场笔墨官司。他写了一篇书评批评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而夏先生也不示弱，撰文反驳，这两篇长文都刊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杂志ArchivOrientalni上，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生的必读之作。我对于这场笔战印象最深的是双方的学者风度：夏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提到初见普实克教授时的宾主欢悦之情，并表示自己反击时似乎是背水一战，因为他不愿伤害友情，不过，学术上的真理还是要力争的，所以才写出洋洋洒洒的长文。然而，普实克教授的某些论点我觉得也不无道理，而且，最可贵的是他坚持把夏先生的大文在他的捷克杂志上发表，以示公平。现在我每看到美国学府的钩心斗角——往往为了一篇书评而令双方化友为敌——就不禁会想起这两位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将的风范。我身为夏济安先生的学生，所以特别受到夏志清先生的教诲，又加上这一年来与普实克教授结下的师生之谊，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大幸。
十多年以后，我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把普实克教授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结集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并特别把这场论战的两篇论文收在书内（当然也蒙夏志清先生慨然首肯）。当我在筹备这个集子的时候，曾经数次写信到布拉格向普实克教授请教：哪一篇应该收录？哪一句应该如何修改？哪一个书名最恰当？而普实克教授在回信中似乎有点心不在焉，一切任我处理，只答应负责解决捷克版权的问题，这和他一向的治学态度大相径庭，我心里不禁有点失望，不过还是尽可能揣测他当初的原意而定取舍。在该书问世前的两三个月，我突然收到他的一位学生的信：普实克教授已经因病去世了！这个噩耗对我心灵上的震撼极大，他竟然看不到学生为他编的书，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我立即写信向他的夫人致哀，当然把该书全部销售收入（其实少得可怜，这种书是不会畅销的）送给了她。
书出版以后，印第安纳大学寄了几本到布拉格，不久我就收到一张航空明信片，是他的学生写的，短短几句话致谢，附带请我注意明信片背后的画面：一场大雪压在一栋显得颇为孤单的房子上。我突然领悟到它的意义了，这不就是普实克教授晚年的写照吗？
据知道内情的人说：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普实克教授一直受到软禁，因为他是捷共领袖提倡社会主义人道化的杜布切克（AlexanderDubek）的朋友，也是热烈参加“布拉格之春”的首要人物之一。于是普实克教授失势了，虽然政府准他在国内度假，但是不准他出国，也不准他再研究学术，所以他的学术生命在逝世之前就早已结束，也许，他在未死之时就在等死了。
事实上，我在他生前也没有为他做什么事，即使编他的论文集，也是机缘凑巧而已，是刘绍铭提议的，而印大出版部主任也慨然首肯，不过该书出版后只售出几百册，出版部主任以此为由责备起我来了。“忘却”毕竟是人生最自然也最残酷的事，我这几年在典型的美国繁忙生活的压力下，对于过去的人和事变得冷漠起来，甚至对普实克教授的追忆之情似乎也逐渐减退了。
然而我在布拉格的街头突然想到了他，而且觉得有点心如刀割，非去找他的研究院不可。于是，看过卡夫卡的书房后，我决定走过桥去（查理士河大桥，想当年普实克教授在这个桥上不知徘徊流连了多少次）。靠地图指引，并经过探询地址后，我很快地找到了东方研究院：门前又是挂着一面金牌。我鼓起勇气推门，进入传达室，室内一个老妇人听不懂英文，我又不通德文，只好诚恳地以手势向她求情：“请你们准许我来参观一次，只有几分钟！”老妇人拨了几个电话，才请了一位学者下来，他十分客气地用漂亮的英文说：
“我能为你做什么事吗？”
“对不起，我事先没有联系，冒昧而来，我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今天想以游客的身份到贵所参观一下……”我说着干脆把名片也拿出来了。
“欢迎，欢迎！你喜欢布拉格吗？这个城太老了，整修起来花费很大，照原样子修建要比盖现代式的新建筑更花钱！”这位学者一面和我闲聊一面又用捷克文和老妇人交涉，他不是研究中国的，不过愿意带我入内参观（我如果能看到普实克教授的办公室和书房，就不虚此行了）。
不久又下来一位女学者，似乎身兼研究所秘书，她也十分客气，不过却斩钉截铁地拒绝我上楼，理由是政府规定外来学者事先未得许可严禁参观！我不得不把普实克教授的名字说出来，希望动之以情。
“普实克教授？他就是这个研究所的创办人，不过，他去世后，这里已经不做中国文学的研究了，他的几个高足都到外国去了，只有一两位还留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这位好心的男学者对我说，又再三地道歉，“请你理解，这完全不是我们个人的意思，我们非常愿意……”我只好寒暄几句致谢后就告辞而出。我又能怎么办呢？为什么不事先申请？为什么不事先写信给普实克教授的遗孀？她住在哪里？我连地址都忘了。
普实克教授，请原谅我，我还是不够诚心。但是这次来访的心情几乎是进香式的，看不到你的书房——也看不到卡夫卡的书房——我只好默悼你的在天之灵了。但至少我是来了，而且还站在你走过的地方：人事全非，现在的研究所你不看也罢！
于是，我拉了一个路人，匆匆为我在研究所的金牌前拍了一张照片，“以资留念”！
在归程中，我再度走过查理士河，但已经无心拍照，感觉到自己身体内涨满了眼泪，不过我还是哭不出来。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午夜的电话（1）
午夜的电话
晚餐很丰盛，而且还有一个三人乐队演奏民歌助兴，但是我没有胃口，好像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抑郁闷在心里，消化不了，只好拼命地喝酒。但又恐酒入愁肠后自己的言谈举止有失体统，所以还勉强地与同桌的游客闲谈。
“年轻人，我看你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怎么回事？”同座的老夫妇倒是颇为敏感。
“一言难尽，以后再告诉你们吧！现在我们应该为布拉格之游干杯！”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把一瓶红酒喝得精光。（普实克教授也喜欢喝红酒，餐前餐后闲谈时，他常以此代替烈酒。）捷克酿制的红酒，不见得上乘，但酒杯倒是十分精致的，同车的游客几乎每个人都买了几个玻璃杯或茶具，只有我两手空空如也。
这一趟欧洲之游，我买的礼物极少，每到一个城市，我就打听音乐节目，所以花在歌剧和音乐会上的钱倒颇为可观。有时候，听完了意犹未尽，或当天恰好没有音乐会，就闯进唱片行选购几卷卡式录音带，以便在车中以耳机聆听，聊慰旅途上的寂寞。最愉快的一次经历是在布达佩斯看乔治·阿托的《蓝胡子》，第二天就在国营的唱片行买到一张该曲的新版录音带。相形之下，布拉格的唱片行逊色多了，我下午跑遍了城中心的那条大街，至少有三四家唱片行，但古典音乐的唱片极少，使我大失所望。那么，捷克爱乐交响乐团岂不成了绝响？有人说：捷克的古典唱片外销的居多，国内反而买不到。布拉格这几家唱片行的顾客也不少，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选的都是些流行歌曲，我昨晚看到的那几张放大的歌星照片，原来都是本地唱流行歌曲的明星！我跟着人群在柜台前排队，轮到我的时候就“点”了一个亚努，因为她的脸蛋长得很甜，但是唱片拿出来后又使我大失所望：“亚努演唱好莱坞十大流行歌曲”！我犹豫了半天，终究没有买，还是保留一点美好的意象吧——我宁愿把她当做哑巴。
回到旅馆已近午夜，天上下着小雨，布拉格街头更显得凄凉，我早已毫无游兴了，正预备登上电梯回房，电梯门旁突然又闪出一个娇好的面孔，而且正对着我微笑——一张像亚努的面孔，欲语还休，甚至有点娇羞之态！不过她的身材却不是青春少女型的，而且还稍露出一点徐娘的风尘味。
我于是匆匆逃回房间，锁上了门，倒在床上。太累了，布拉格的这一天已经使我精疲力竭。打开房间里的电视机，一部彩色电影正在播放，屏幕上出现几个穿着19世纪古装的人，他们说的话听不清楚，但却有一个幕后的声音做英语翻译，这也是布拉格的特色：电视机上明明有四五个电视台的频道——包括俄文的电视台——但是旅馆房间内只能收看一个英文频道，从早到晚都是电影。
我实在疲惫不堪了，关上电视机，倒头便睡。正在蒙眬之间，电话铃响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本能地回了一句：“对不起，我没有兴趣。”对于楼下的女郎，除了同情和好奇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欲望。
“你是李教授吗？我们认得你在芝加哥的同事，我们找你找了一天了。”
“真对不起，我弄错人了，我还以为是楼下的那个……”
“你住在哪家旅馆？信上不是说你住在帕拿马大旅舍吗？”
“临时改了，这家要近一点，在城中心，买东西方便……真对不起，我今天也曾设法打电话给你们，但没有人接。”
“哈哈！我们一定是出门找你去了，真的好像捉迷藏。”听了这句话，我突然又有点担心，旅馆的电话是否会被录音？是否会影响这对夫妇的安全？何况我们又素未谋面。不过，他们久居布拉格，应该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既然打电话到旅馆来，也许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我还是小心一点为妙。下面的这段对话就是在这种微妙的心情下进行的，我说话时吞吞吐吐，他们夫妇一个讲英文，一个只能讲德文和捷克文，也不大顺口，所以我只能在事后把大意记下来。问话的是我，答话的是这对夫妇。
《西潮的彼岸》 第一部分午夜的电话（2）
问：“我很想知道你们的那位伟大的诗人塞弗尔特的现况……”
答：“他还好，他的女儿倒忙得很，据她说曾经收到你的中文译诗。”
问：“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朋友译的，他把这几首译诗——登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文学杂志上——寄到多伦多，你们认得现住在多伦多的捷克作家——吗？”
答：“当然认得，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问：“对不起，我们这样的谈话方便吗？”
答：“没关系。捷克的知识分子已经听够了政治教条和术语，所以，我们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是离意识形态越远越好，宁愿做中古的题目或是纯科学的……”（这对夫妇都是教授）
问：“我今天去了东方研究院，好像研究工作也大不如前了。你们的工作还顺利吗？”
答：“教书还不算一件难事，问题是学术以外或附属在学术之中的种种活动就比较困难了，譬如出国开会。”
问：“我们上一次想请一位波兰的学者到美国来，就没有成功，你们到过美国吗？”
答：“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们和××（我在芝大的同事）一起，他现在如何？在芝加哥还好吧！”
问：“这次我来，他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