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楼万岁-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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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过节,也不反对过洋节。但我想,所谓“节”,首先是一种纪念性的日子,它的内涵应该是精神性的。过节,应该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检阅。而在中国,节的本质意义大都被消解、遗忘或者扭曲了。大多数的节日都变成了“饮食节”。五月端阳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发一桶油,教师节发一袋米……却很少有人去想一想屈原,想一想嫦娥,想一想国运民心,想一想教育前景。如果仅仅是“吃一顿”,我觉得也没什么,中国人拥有太深刻的饥饿记忆,以吃代礼,也不失为一种国粹,我们传统的见面语就是“吃了吗?”吃毕竟是一种质朴而又实在的过节方式。但是中国人最为恶劣的是,明明是吃,却偏不明说,非要巧立名目,在表面上作出精神过节的样子,而且繁文缛节尤其多,谁也不如他虔诚高洁,惟恐别人看穿他“吃”的本质。这就是鲁迅、周作人深刻指出的“做戏”!做戏有时太逼真了,竟会真的忘掉了吃,于是就连自己也真的感动起来,所以中国节日的高潮都是在那最隆重的时刻。这个特点在引进了洋节日后,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洋节日的最大特色是吃的精神不强,于是天然地方便于表演。过洋节都要有精神内容,送鲜花,寄贺卡,至少也要撒个谎造个谣,所以就显得格外高雅。更何况那是洋人过的节呢。因此,过洋节者飘飘然有一种“准洋人”的感觉。那节日本身与他自己的感情生命无关,他只是要通过表演某种程式,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什么基督的复活,什么爱情的纯洁,什么绅士的幽默,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鲁迅早就说过,外国的一切到中国来,都会弄得面目全非。如今圣诞节来了,中国的基督徒也增多了,但没有良心的人,不怕天打雷劈的人却更多了。情人节来了,中国的情侣也增多了,但朝三暮四,无情无义的人却更多了。愚人节来了,中国的笑话也增多了,但那些让你笑不出来的笑话却更多了。中国人有本事把一切都改编成最具“后现代”风格的荒诞剧。
苏东坡说:“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这种境界自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梦想不到的。引进的洋节日,又被抽去了忏悔、受难的精髓。我希望有一天,引进一下伊斯兰教的节日,让中国人沐浴斋戒,几十天不许吃肉,不许娱乐,每天日落后才许吃一碗冷饭。我想那时中国人必定又要热爱自己的节日了。而其实,我们上古时代的祖先就是这样过节的。人世沧桑,我们的节日传到海外,演变成了洋节日,今日再传回来,我们已经“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中国人对待洋节日的态度,代表着对待一切洋文化的态度:只取其漂亮的外壳,买椟而弃珠,结果我们百余年来,总是要“重新起步”。正像中国的足球,球星众多,球迷遍地,球论高深,球讯火爆,但就是球技太低,于是就假A假B,做戏表演,互相欺骗,结果是永无翻身之日。过节问题也是这样,传统的节日已经过滥了,现在又去糟蹋洋节日。我想,节日不在多,能够诚心诚意,过好一个两个,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一个有追求的民族。否则,真有耶稣降临的那一天,看见这些心灵污浊的人在“吃”他老人家的教义,他老人家的脾气可跟屈原大不一样,那时我们的世界恐怕连这点荒诞也维持不住了。
《圣经》上说:“你改过吧!阿门!”
厨师与餐师
从前世界上人人都是厨师。大家一同做完了饭菜,便端到一处,你吃我的,我吃你的。一边吃,一边指点谁做的好吃,谁做的不好吃,谁做得又多又快,谁做得又少又慢。天长日久,有一部分人的技术越来越高,不但饭菜可口,而且可以供得上所有要吃饭的人。于是,这些人就被指定为固定的厨师。还有一部分人,烹调的技术差一些,但是很善于品尝饭菜的质量。一盘菜端上来,他们吃了就知道是谁做的。人们很愿意跟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一边吃着味道鲜美的饭菜,一边听他们讲解菜谱,介绍一些厨师的掌故。厨师们也由于能得到这样的知音而高兴,并且十分愿意让他们为自己的手艺做广告。这样,这些人就被指定为固定的餐师。
厨师和餐师的年纪大了,人们便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学徒。跟着厨师的专门学习清蒸白煮、煎炒烹炸,跟着餐师的专门学习左夹右挑,咀嚼吞咽。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厨师们便不再理会餐师,他们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人们总要吃他们的饭菜。有时人们被咸得直咳嗽或辣得直流眼泪,厨师们看了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的手艺已经登峰造极了。餐师那一边儿呢,也不再理会厨师。他们很少去厨房看一眼,只是往桌前一坐,顺手从鱼碗里夹起一筷,伸出舌尖咂一咂,然后一拍桌子:“真不象话!鱼怎么能这么个做法?酸溜溜的,损害广大群众的胃口。而且,而且这么多的鱼子,为什么要混在一起,不单独来一碟鱼子酱呢?”
几个食客表示赞赏,纷纷起立,要掀桌子。这时厨师跳将出来吼道:“你莫不是害了沙眼吧!那明明是用西红柿配的作料,哪里来的鱼子!”餐师定睛看了看,愈发愤怒:“哪个叫你用西红柿来配鱼!祖宗是这个做法吗?坏了祖宗的规矩,你就不配作厨师。况且,况且西红柿,那是外国的东西……”厨师听了一阵冷笑:“我不配做厨师,那么你来做一个试试!”餐师哪肯咽这口气,一头钻进厨房,刀碗瓢勺一阵乱响,做了一盘木乃伊一样的浇汁鱼和一碗乌黑酥脆的大米饭,另外还削去了自己半个手指尖,点着了三个笼屉和五个泔水桶,最后被厨师们敲着马勺哄笑出来。
从此餐师们不再当面指责厨师,只在背后向人们嬉笑怒骂,或者几个人凑到一块儿,互称“高见”。厨师们也听任餐师说长道短,只在自己的锅台上下功夫。
天长日久,厨师们和餐师们的内部又分别起了矛盾。厨师们分成营养派、价值派,味道派,色香派。内部争斗不休,于是又合纵连横,每一派厨师都联合起一派餐师,顿时百家争鸣,一片繁荣。饭菜样式也日新月异,有舌根部感受学派的蜂蜜炸大蒜,有泛酱油主义的卤制哈密瓜,有归真党的鸡兔同笼活吞宴,有软玉温香大同盟的春药三鲜狮子头。味道越来越高雅,来吃饭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师们经过观察,原来厨房后出现了一些卖大饼油条小米粥的,人们在哪里吃得满头大汗,神采飞扬。大师们开始呼吁厨房危机。然而人们却乐此不疲。于是,有的厨师也改头换面,收起火锅,出去卖羊肉串。有的餐师也反戈一击,说大饼油条真是色香俱佳,小米粥则能使人返老还童。
面临着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人们都感到了一种食欲危机。于是,有人建议不再需要这些厨师和餐师了,说将来最幸福的社会,人人都是厨师和餐师。
口号万岁
咱中华上国堂堂五千年瘟名史,随便说个四大发明绕口令什么的,就能把洋鬼子吓得一溜托马斯全旋接后空翻转体3千6百度。其中标语口号,尤其是咱们国粹中的国粹,专门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神圣作用。这个奥秘,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老一辈中产阶级革命家早已论述过多次。胡适说“我们中国已成了标语口号的世界,”(《打倒名教》)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朱自清先生也说过:“标语口号既然多而且滥,就不免落套子,就不免公式化,因此让人们觉得没分量,不值钱。”(《论标语与口号》)我本来很佩服他们的见解,没什么可续貂的了。但昨晚看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为了促销吉烟,向全市父老摊派,并且到处刷写着“抽吉烟,爱四平”的标语,我不禁觉得老一辈革命家毕竟没有赶上好时候,我还是能写几句他们写不出的文章来的。他们不过是批评标语口号的知行脱节或者枯燥无味,哪里料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标语口号就像电脑中的瘟98瘟99一样奇妙无穷,日新月异呢?所以我便充满信心地写下了这个本身就是个口号的题目。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大学时代,今日忽然明白,原来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笔耕生涯。那时我是独生子,经常遭受那些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人家子女的欺负,于是楼里楼外的墙上,便不时出现了我的大作。比如“打倒小军”,“王小花大王八”,“小杰是汉奸”,这属于宣言类。长大一些,创作水平有了提高,便有“杨长生偷死鸡吃”,“小勇天天尿炕”,“立兵他爸把他妈卖了”,这属于诬陷类。还有“齐伟出门让车轧死”,“刘波变成大疯狗”,“张霞全家中煤气”,这属于诅咒类。不管哪一类,都不是生活中的真事,所以后来读到萨特的“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抗”,心领神会,一拍即合。等我长大到不再经常受欺侮,并且可以欺侮别人的时候,创作风格才发生了转变,由标语口号改成了吟风弄月。
然而,我身处的时代却似乎始终不肯长大,标语口号如同每日三餐一样想离都离不开。我不像鲁迅胡适他们那样一概反对标语口号,我认为许多标语口号是自然的,必需的。比如我小时的那些口号虽然没有让他们轧死或者变成大王八,但使他们很怕我,有时还讨好我,大大改善了我的生存环境。词典上说口号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
,而标语是“用简短的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即标语也是口号。这样看来,标语口号本身无罪,只看人们编造的是什么口号和如何运用这口号。“时日盍丧,予及汝皆亡”,是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好口号;“大楚兴,陈胜王”,是思想性差但艺术性和有效性比较好的口号;“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是阿Q式的潜伏着危机的功利性口号;“劳工神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辟的经典性口号;“建设王道乐土的大东亚新秩序”,是一相情愿的欺骗性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特定年代激动人心的但不能跨越时代乱用的好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现实针对性强但理论上禁不起严格推敲的实用性口号;至于“抽吉烟,爱四平”,则是强奸民意,厚颜无耻的连文字也不通的拙劣口号,写这口号的人忘记了“困长春,打四平”时代人民子弟兵洒在四平街的滚滚鲜血……
口号由于简短和目的性强,往往产生一些言外之意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我近年在祖国各地发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口号。比如关于计划生育的,在西北,我看到了“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这说明那里的主要障碍在男方。在山东,我看到了“一人结扎,全家光荣”,我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战争年代,不知道结扎这事有何荣可光,难道说也放鞭炮、骑大马、戴红花,逢人便趾高气昂地宣布:“俺结扎啦!快来俺家喝酒吧!”在河南,更有邪门的,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说明那里的计生工作很艰难,经常要采取严厉手段,但用“扒房牵牛”来强迫人家流产,一是违法,二是容易给帝国主义国家和境外敌对势力趁机攻击我人权政策造成口实。
说到法制,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口号。在河北,我看到一条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真令人哭笑不得,它的意思是说,和平抗税就是合法的了。高速公路旁闪过一条标语:“不得袭击警车”,我不禁一阵紧张,因为我坐的是“民车”。于是想到许多口号本是人们普遍应该做到的,比如十字路口写着:“红灯时请您停车”,但我想假如一个人连红灯都不在意的话,他对这个红灯的“画外音”恐怕也不屑一顾。公共厕所里写着:“请您便溺入池”,我不懂一个人既然已经化钱进了公共厕所,为什么还要在里面随地便溺。倒是一所大学的厕所里一条外国留学生写的标语让我觉得格外触目:“中国同学,请你便后冲水!”
在浙江,我看到几条十分有趣的标语。在一座尼姑庵的墙外,写着:“偷税漏税,来世罚作尼姑”,于是我看到尼姑,就觉得她们身上都藏着前世带来的钱财。旁边还有一条:“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我想这也有道理,尼姑太多使政府财政紧张,但尼姑要是都结扎了,小尼姑从哪儿来呢?
车子驶过一座县城,这个县的支柱产业是散装水泥,马路上空赫然高悬着巨幅标语:“大力发展散装水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身居北京城,心向党中央,从未听说有过这么一项“基本国策”,暗想这个县的干部可真大胆,要在封建时代,这叫做“矫诏”,是杀头之罪呀。
除了这些奇怪的口号,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标语,倘若细想起来,也往往问题甚多。比如建筑工地上常见这样的标语:“大干55天,工程提前完”。首先这个“完”让人产生疑惑,是“完成”呢,还是“完蛋”呢?更重要的是,工程为什么要“提前完”?一个工程需要多少天完成,应该是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需要一百天完成的,你五十天完成了,质量能让人放心吗?君不见,几乎所有的“献礼工程”,都在节日过去以后,开膛破肚,重新“梳笼”,还美其名曰“多快好省,坏了再整”。所以“提前完”的结果多数是要提前完蛋。最近又流行一个公式化的口号,叫做“55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很多城市和单位都竖起了这样的标语牌。我刚刚去过的世界头号污染城市太原的街头,就立着不少烟熏火燎、污渍斑斑的牌子,上写“太原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宛如是故意讽刺。回到北京,发现我们小区也立起了牌子,上写“育新花园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但我们中国,凡是靠“大家”的事,等于谁也不靠。中学时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到“创造这奇迹要靠谁”时,都笑望别人唱道“要靠你,要靠你”,而唱到“美好的未来属于谁”时,则都唱“属于我,属于我”。什么事都靠“大家”,还要政府和公仆干什么?谁不知道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要是什么事都靠大家,国库早就被拿空了。
朱自清说:“标语口号用在战斗当中,有实现性的必然的。”(同上)的确,标语口号的“精神变力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战争年代,在如今的和平建设年代,主要应该提倡按客观规律办事,按邓小平理论办事。可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盖一座楼叫“会战”,谈一次话叫“交锋”,连泡了个妞都叫“拿下”,看来我们还要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底下。不过,如今另外一种口号也包围上来了,那就是商业口号。比如“存款到农行,可靠又吉祥”,我的款是存在工商行的,看来是“危险又泡汤”了。还有“大大方方补肾,踏踏实实做人”,我们这些不去补肾的家伙,从此都成了不安定因素。以前说“大寨的姑娘都是铁肩膀”,现在则变成了“做女人‘挺’好”,教唆得女人你追我赶比“波段”,满街望去,都是麻将中的“二筒”……胡适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