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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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几年后，他还和毛泽东在广州共事过。
由于中共初期缔造者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在行动上也出现了不一致。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因不满陈独秀的家
长制作风而先后退党。中央指定茅盾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退党。结果，除邵力子外，都没有劝过来。这些具体而又具
体的党务工作，茅盾始终无怨无悔地埋头苦干着。他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相信中国的解放，要用马克思主
义来指导，因而在人生追求上，表现了一种理性的自觉；而同样，在文学追求上，也是那样执著和自觉！
《小说月报》的改革打响之后。商务当局是开明，还是拜倒孔方兄面前。学者王云五更多的是官气。三国烽火：多
方论战，伤了感情，但也明了是非。
他走出商务印书馆大门，走向社会，却未能成为宣传鼓动家，这也许是天意。
第六章文学骁将
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坛上，新旧文化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椎移，也日愈白炽化。但在最初，茅盾与商务印书馆同仁胡
愈之等倡导新文化的战士们，面对汹涌而根深蒂固的旧文学，自己写白话文还不敢用真名呢，而是写了以后，用笔名投
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当时五四的旋风，上海似乎锋面并不大，对
旧文化的冲击，也没有北京那班文人那么有闯劲和锋芒毕露。那时，商务印书馆里那些整天与书打交道的人，都以为这
是一场政治事件，与文化无关。后来，当北京南下宣传五四的演讲队到上海宣传鼓动时，向来不喜欢走动的茅盾也去听
演讲，事后茅盾感觉到这“讲演空空洞洞，思想性不深刻，只是反复喊着几句富有煽动力的话，例如反对军阀混战，要
求结社、言论自由，要求有示威游行的自由等等，没有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当时上海一般学生也不懂什么叫反帝、
反封建。但是应该承认，他们起了鼓动人心的作用。”这应该是当时上海那些新青年们共同的心态。所以茅盾在“五四
运动”热火朝天时，并未积极投入，而真正投入这个洪流，是在两年以后。
在这场文学革命中，茅盾不仅在上海崭露头角，而且还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并成为战友，共同在这条战线上奋
斗。在改革《小说月报》时，茅盾通过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周作人，与鲁迅（周树人）相识，两人信往稿来十分密切。鲁
迅不时向茅盾提供作品，或推荐，或自撰，从作品上支持茅盾改革《小说月报》；而茅盾对鲁迅的作品推崇备至，当鲁
迅的《阿 Q正传》在1921年 12 月 4日以巴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以后，立刻引起轰动，而茅盾以深刻的审美目
光读了前四章以后，立刻评论道：“？？《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 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
实是一部力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诲。阿 Q这人，要在现社会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
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 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茅盾的这个评论，为《阿 Q正传》评
论史上，开了先河。以后不少论者，都以此为蓝本。在茅盾主持改革《小说月报》的 1921 年，从 4月份开始，茅盾和
鲁迅直接通信，到年底，两人书信往还 50 余次，平均 5天就通一次信！在新文学共同的使命中，开始了两人的友谊！
如果说，茅盾和鲁迅在沪京两地频繁书信往来，加深友谊的话，那么，茅盾与郑振铎，则直接共同战斗在上海商务
印书馆《小说月报》等文学阵地上。茅盾在《小说月报》改革之初，就得到郑振铎的支持，当时郑振铎还在北京读书，
知道上海沈雁冰希望北京新文学界朋友支持时，立刻代为约稿，赶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一期发稿前，给茅盾寄去冰
心、叶圣陶、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周作人及耿济之等人的小说和译文，给茅盾的改革最有力的支持。不久郑振铎
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铁路西站当见习。茅盾把郑振铎推荐给《时事新报》、《学灯》当编辑。5 月 11 日，郑振铎
进了商务印书馆，筹办《儿童世界》杂志，从而两人朝夕相处，共同在新文学这个园地辛勤耕耘，成为文学研究会在上
海的台柱子。另外如叶圣陶等友人，也坚决地和茅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因此，20年代初的上海文坛，新文学的崛起，
挖了旧文学顽固派的祖坟，引起盘踞上海文坛的那批文人的愤怒和不满，《小说月报》一出版，就受到上海鸳鸯蝴蝶派
出版的《红玫瑰》，《快活》等刊物的围攻，当时商务书馆的名流陈叔通，愠怒茅盾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将照例寄
给他的《小说月报》原封不动地退回编辑部，表示不满。尤其《小说月报》在改革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表示要倡导为人
生的文学，给那些消遣、无聊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礼拜六》是个杂志名称）文人以致命打击。
此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深感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在新旧文学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自己因不懂外
文而日感紧迫，甚至无法再驾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样一个学术机构，觉得在东西、新旧夹缝中，实在很累。于是他征
得张元济同意，亲自去北京请年青的名人胡适来担任所长，胡适答应先到上海编译所看看。1921年 7月 16 日胡适到达
上海，就将编译所一间会客室作为办公地点，并轮流“召见”编译所高级职员。茅盾是 18 日、22日两次被“召见”，
胡适问了茅盾的一些工作情况后，就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提倡“新浪漫主义”、“表象主义”等问题，发表意见，
他告诉茅盾：“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并劝告茅盾“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指出“西洋
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向来说话办事谨慎的茅盾一边回答胡适的一些询问，
一边静静地听胡适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表示什么。
不料，在商务印书馆呆了一个多月后，胡适向商务当局表示自己不干了，却把自己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王
云五推荐给商务，说自己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应付人事关系，而王云五则有学问，也有办事能力，比他强。因为是胡适
推荐，商务当局不敢怠慢，高梦旦带了郑贞文一起去请王云五“出山”，担任编译所长。1922年 1月王云五正式取代高
梦旦任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其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新文学人士，称其为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因此，王云五的上台，
给茅盾等新文学倡导者们，添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1922年 7月，也就是王云五上台半年时，茅盾针对鸳鸯蝴蝶派一年多来对《小说月报》的攻击以及他们的许多荒谬
的论点，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从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文学思想、创作思想、方法及社会效果，
给予义正词严的评论和批判。此文没有他们攻击茅盾、攻击《小说月报》时所用的谩骂的方法，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
因此礼拜六派通过各种关系，向商务当局施加压力。王云五等商务保守派认为这是个时机，这样可以教训教训茅盾等新
文学战士了。当时，王云五派了一个姓李的人专门去找茅盾：“沈先生，《小说月报》销路很好，影响也大，这次第七
期上您的大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反响也大，尤其是《礼拜六》听说他们准备提起诉讼，告《小说月报》破坏
它的名誉。”说到这里，李某停了停，看看茅盾没有答腔，又说：“这件事，云五先生也担心，弄得不好，我们要吃亏，
名声也不好，从商务利益考虑，是否请沈先生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道歉如何？”
年轻的茅盾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断然拒绝写文章道歉的要求，对来人严正地说：“李先生，你也应该知道，不是
我破坏它们的名誉，而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半年之久，你们不吭一声；如今，我才从文艺思
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你们就那么‘重视’？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商务印书馆早就应该控告他们了！况且文艺思
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还不敢做的事情？”来人阴险地一笑，“沈先生
言重了，言重了，我也是替沈先生着想。”茅盾一听，更气了，连瞧都不瞧来人一眼，气愤地说：“我要把这件事原原
本本，包括商务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礼拜六
’还敢不敢打官司？”
那个姓李的人一听，吓坏了，他知道此时的茅盾完全能做到这一点，知道年纪不大的茅盾在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因
而连连说：“沈先生，此事不可闹开，不可闹大。”说完便灰溜溜地走了。由于茅盾态度坚决，王云五等人也只好变换
手法，通过内部审查的方式，控制《小说月报》。这件事被茅盾发觉后，十分气愤。正式向王云五提出抗议，指出当初
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是馆方不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
查，二是我辞职。茅盾的这个“抗议”，对新上任的保守派王云五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商务当局研究
后，同意茅盾辞去《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但又考虑《小说月报》的销路，决定由郑振铎继任。同时，商务当局又坚
决挽留茅盾在编译所工作，因为商务当局怕茅盾走出商务另办刊物，影响商务利益。茅盾将商务印书馆情况向中央党组
织汇报后，共产党中央觉得如果茅盾离开商务印书馆，一时难以再找一个合适的中共中央交通员，陈独秀也劝茅盾留在
商务，以便更好地为中央工作。当茅盾知道商务当局同意他从十四卷（即 1923 年）起辞职后，又向商务当局提出，在
主编十三卷内任何一期内容，馆方不能干涉，不得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
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及其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听了，沉吟一会儿，表
示同意。
茅盾在主编最后几期《小说月报》过程中，对礼拜六派的反击，更加猛烈。在《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一号的社评栏
里，发表了《真有代表旧文学旧文艺的作品么》的短评，借北京《晨报》的文章，抨击礼拜六派。文章说：“北京《晨
报》副刊登着子严君的一段《杂感》说：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
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这是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很重大而且可怕的事。”
“‘礼拜六’（包括上海所有定期通俗读物）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
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这样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
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英人戈斯德在《善种与教育》上称英国
的坏人为‘猿猴之不肖子’。”
“我们为要防止中国人都变为‘猿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礼拜六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
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茅盾把这激烈的话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商务当局也
无可奈何。另外还有题为《反动？》也是批评“礼拜六”的，也登在同一期《小说月报》上。茅盾自己认为，“同一期
的《小说月报》连载两篇《社评》都正面抨击‘礼拜六派’，可以说是我在离职前对王云五及商务当权者中间的顽固派
一份最后的‘礼物’。”在茅盾及其他新文学战友和商务当局顽固派及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等开展激烈斗争之时，侧
面又受到友军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主持的创造社突然袭击。创造社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创立起的新文学团体，
稍晚于文学研究会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一批作家诗人组成，1922年办《创造》季刊，
接着又出《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艺术主张中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倡导积极
浪漫主义。同时，又表现出浓厚的对旧社会的反叛精神。1922年 5月 1日《创造季刊》上发表了郁达夫的《艺术私见》
和郭沫若的《海外归鸿》，公开批评文学研究会茅盾、郑振铎等人“党同伐异”和压制“天才”。其实当时茅盾对郭沫
若等人还是十分钦佩的，认为郭沫若诗集中公然说自己“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当时还没第二人。”《女神》中
作者的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并称《女神之再生》为空谷足音“，因此，茅盾和郑振铎
一见这两篇文章，大吃一惊，感到十分委屈，于是愤而起来答辩，写了《”创造“给我的印象》，一场持续 3年的两个
新文学团体的论争，拉开了帷幕。
这场论争，双方都是年青气盛的青年理论家，青年作家，青年诗人。因此，激烈程度也非常，但平心而论，这场论
争，对促进新文学的繁荣，历史地来看，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论争，实际上是这两家代表五四时期
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
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方面，这种人本主义气质较多地从社会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
方面则集中于自我倾向，所以事后，茅盾和郭沫若都非常宽容地回忆这场论争。茅盾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论战的
原因，主要是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换言之，我们所争的是：作品是作家主观思想意识的表现呢，还是社
会生活的反映？创作是无目的无功利的，还是要为人生为社会服务？”茅盾还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一条路上
走的人，应当互相扶持，互相容忍，？？。”郭沫若也说：“我们当时主张，在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错误，但在当时的雁
冰和振铎也不见得有正确的认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
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战，一直持续了 3年，直到 1924 年 7月 20 日，茅盾和郑振铎首先挂起“免战牌”，表
示“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以内，凡涉于事实方面，同人皆不愿置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
今后“郭君及成君等如以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差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在与创造社论战的同时，茅盾和郑振铎、鲁迅、叶圣陶、沈泽民等人，还要和南京《学衡》杂志的论战。刀来枪抵，
十分激烈。“学衡派”是南京东南大学的胡先啸、梅光迪、吴宓等教授，以出版《学衡杂志》而得名，这些留过洋的教
授，在五四以后，来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