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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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的天气像一团火，只是赤日炎炎丝毫没有影响对丁阿姨的追念，由两千多人自发组成的“拜星族”，把龙华殡仪馆围了个水泄不通，殡仪馆有史以来第一次租光了全部的花圈，吊唁大厅里，重重叠叠挤挤挨挨的花圈落款上可以找见许多尊贵的姓名：江泽民、芮杏文、陈丕显、朱基、巴金、汪道涵、徐寅生、夏征农、谈家祯、俞振飞……
在会场肃立的有上海市领导曾庆红、胡立教、刘振元、陈沂，文化名人张瑞芳、袁雪芬等。追悼会由市文化局副局长主持告别仪式，市委副秘书长致悼词……
从民间到官方都给了丁阿姨的追悼会以最高的规格。领导对她的盖棺论定是：“首先是党员，其次是演员”，报章载文言：“人们为什么那么舍不得丁是娥呢？我知道……我们失去了一个为艺术献身、堪称人之师表的精神楷模。”
直至我踏上归程，眼前仍然缭绕着丝丝缕缕的忧伤和怨恼。丁阿姨的去世本与我无关，因为老父，我才从北京南下。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何等不易，连生我养我爱我的父亲，也不能体察我内心永难愈合的创口。父亲祈求的眼神梗在我心尖，像两颗小小的砂石，擦得我生生地疼痛。我尤其没有想到，父亲会希望我列于丁是娥的门墙……返京之后，几度提笔竟不知如何向父亲说清楚我的失态和眼泪。1988年8月8日，一个吉祥的日子，父亲的飞鸿展在我眼前，跳入眼帘的第一句话是：
“这一次你来上海纯然是为了我的家事。……”
第五部分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5）
清爽的和风卷走了所有的焦躁和烦恼。宽厚智慧的老父亲，用“我的家事”划清了我不愿逾越的界限。父亲将心比心，“我们父女的性格有些相似，我们俩都胆小，遇到不如意的事，伤感、悲恨会久久埋在心底”。一语双关，既暗指我难以忘却生母的悲剧，也明言他对丁阿姨遽然谢世的悲痛。又说：“我回家后情绪始终是不能平静，触景生情在所难免。我现在的打算是要控制自己的伤感，使它逐渐淡化……”
父亲的话入情入理，他的言外之意是要我不要过多地沉浸在母亡的伤感中。母亲的关爱燃旺我的痴念。我猜想父亲百年之后，不可能与丁阿姨合茔。因为丁阿姨生前名动天下，殁后几经波折，经政府特批，骨灰得以进入司局级干部安息的革命公墓。父亲不会同意以家属的身份去附骥，那么我能不能争取他和母亲相伴于黄泉呢？母亲玉碎于大夜弥天之时，骨灰盒始终屈居于弟弟家的五斗橱里。
父亲自然明白我的心意。我也提议，到他的老家镇江郊区的葛村去寻觅一处墓地。魂归故里是炎黄子孙的终极目标，那个小小的葛村应该是他的归宿。但数度催促未有回音，他的信里只是淡写一句：“葛村的事慢慢商量。”看起来，父亲对自己的归宿另有安排，那么，母亲呢？虽然母亲早在1978年平反昭雪，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宣读的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名单中有我母亲的名字，但是，我对母亲的死因耿耿于怀，一直想有个更透彻的了解。
一个名字跳了出来：史织，艺名顾咪咪！我母亲的得意弟子。在众多的弟子中她与母亲最为相知。1966年至1970年，革命群众弄来弄去，顾咪咪弄潮于浪尖，未料航道诡险，触礁舟倾，最终导致锒铛入狱。随之，区委调查组进驻，恰恰在进驻当日的凌晨我母亲轰然坠落。
史织在哪里呢？听说她七载缧绁，重获自由后息影舞台，隐失于万丈红尘。几经周折打听到她的下落。1989年赴沪探亲的间隙我叩开了她的家门，顾咪咪依然保留着往昔的俏丽，嗓音甜美。我叫她咪咪阿姐，她的回应是：
“顾咪咪和顾月珍老早一道死掉了！”
寒意逼退了我，一扇薄薄的木门板隔开了我们，我不能不惊讶岁月刻刀的残忍。我的母亲在她最得意弟子的心里曾经是一尊神，一尊洁白无瑕的神，一尊散发着天国芬芳的神，就如同她曾经供奉过的观音大士。顾咪咪从得意弟子到锒铛入狱，中间发生了多少故事，是不是与母亲也有关联？惊讶逗拨我疑惑，我再次登门，单刀直入，提出质疑：“我母亲身亡与顾咪咪有没有关系？”
也许问题太突兀，太刺激，她微微发怔，久久无语。突然她眼中一道寒光，锋利地反诘：“侬晓不晓得，侬写了一封信，害了老师？”
什么信？一种不详的预感钳住了我的唇舌，吐不出一个字，只会像拨浪鼓似的摇头。史织狠狠地挖了我一眼，挖走了我的心：“侬读侬的书，写啥个信！寄给上海监委。侬晓得不，老师是我偶像，我一向崇拜她。拜师的时候，邻居就讲冲着她人好，戏好，以后，就能学好。在老师身边，一直觉着她人正戏正有威信，我当然要保老师。有人劝我这样做要头破血流，我回答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啥人晓得刚刚批判工作组，剧团立刻贴满了揭发顾月珍和孙绍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大字报。我不相信，偷偷摸摸去问老师，老师老老实实讲：事情是真的，有过三次，第三次我催孙绍策快点离婚，好去办结婚手续。他讲：老婆有神经病，离婚办不成。我就请他以后不要再来。我问老师：这种事人家哪能会晓得？老师讲，‘文革’以前，区里找我谈话。解波写了一封信给市里，市里转到区里。领导以为我唆使解波写的。其实我一点也不晓得。我想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就向组织交待了这件事，要求接受党内处分。希望不要向党外宣布，否则就自杀。”
史织的凤眼里闪烁出星星点点的光，她痛心疾首地回忆：“顾月珍的金字招牌果然被人家敲掉了敲碎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别人专门揪斗这个问题，我哪能好保？哪能好阻拦？……”
沉闷的滚雷碾过大地，笼罩在记忆中的迷雾在闪电中廓清。1961年炎夏孙绍策借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不是心怀叵测？这一年，小阿婆去世，女儿负笈京华，儿子幼小贪玩，正是给他提供大好时机。我那可怜的母亲，涉足演艺万花筒，苦苦地守身如玉，当初父亲的一念之差，险送了她年轻的性命，新中国成立后，她把共产党视为再生父母，择偶的第一条标准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何慢伯伯曾经走进了母亲的心里，是不懂事的女儿毁了她的个人幸福；女儿长大后又振翅飞去，撇下她孤孤单单，冷冷清清。我只知道母亲一度对她的入党介绍人孙绍策言听计从，后来又深恶痛绝。很久很久，我朦胧地觉得，母亲前后态度的迥异，并不仅仅是艺术观点相左，而是心灵受到了伤害。
做人难，难做人。葆一份清纯不易，学一份狡诈不屑，练一份老辣不能。即使是饱经沧桑的史织不也在情动之下，显示了爽脆直率的真性情。
面对史织的怨恼我无地自容。可是在那个单纯得像真空保险柜一样的年代里，一个二十出头本该成年、成熟的女孩，她的社会智商还不及21世纪十来岁的花季少女。但在那个年代，哪怕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想到，由于我发自内心的一封向组织求救的单纯的信，导致了母亲发自真诚的单纯把本可以不说的说了！
党啊，母亲！我们自小就是接受这样的教育。
说了，本没有罪过；过失，也不会致命。旧社会有一句话：“演艺圈是一锅烂污三鲜汤。”母亲自从艺的那一天起就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回击它，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一辈子坚守纯洁和真情，谁知守住了从前守不住当下，生活就这样无情地报复了她的单纯，亵渎了她的清白，戏弄了她的一腔真诚。没有了父亲的爱，又错过了何慢伯伯的爱，母亲一度心如死灰，但母亲毕竟还年轻，心底里自然存有一份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暗存一份对于真正爱情的企盼。这时候，才华横溢的孙绍策撞进了她的生活。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她演现代戏，细致入微地关心她的健康和单身女人的困难。长期缺乏男性关爱的母亲被深深地打动了，自以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母亲付出了真情，也付出了贞洁，本以为孙会与他并不相爱的妻子离婚，与自己堂堂正正地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他总是推诿，总是搪塞，她忽然觉得他是那样的陌生，她不了解他，也看不懂、看不清他。孙绍策总是高高凌驾于她之上，有一种国王与臣民的落差，一种精神上的不平等。终于有一天意识到被欺骗的时候，母亲的内心波澜可想而知。孙绍策无情地践踏了她的真情，亵渎了她的做人准则。在令人窒息的漫漫长夜里，她从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从不肯承认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行，坚强地带着伤痛，带着耻辱，日日翘望，苦苦等待，企盼最终会给她一份公正，然而波窜浪跌，风撕云裂，看不到点点光明，日趋衰弱的她就像一抹将要消失的晚霞，一束将要枯萎的残红，为了保持自己一份最后的尊严，纵身一跃大约是最好的归宿了。“史无前例”啊，拿捏了母亲的七寸！卡耐基说过“要研究人性的弱点”，只要是人，谁都有弱点。这种弱点就像蛇之七寸，我那可怜的母亲把女子的贞洁和尊严看得太重太重……
多少年我无法面对母亲的离去，哪怕是暌隔三十四年的今天我仍不能释怀。我不想宽宥自己，也不想宽宥孙绍策，我要找他，我想在朗朗乾坤下剥掉他的麒麟皮。当年我追寻事实的足迹，想去了解孙绍策。
史织淡淡地说：“孙绍策死了好几年啦！生肺癌。”
“恶有恶报，走得早！”我冲口泄出愤怒。
“啥人讲？他的追悼会我是没资格参加的，去的人多得不得了，许许多多人落眼泪。”史织冷冷地反驳。
我愣愣地望着她，像望着一个陌生人。她笑笑，笑得那样怪异，也许这就是生活残酷的另一面。
第五部分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6）
孙绍策何许人？孙绍策，浙江安吉人。比我母亲小六岁。他早年投身革命，新四军时期已是宣传干部，抗美援朝不幸成为二等残废的荣誉军人，子弹残留体内，依靠钢丝马甲支撑身躯。转业地方后不计名利，有口皆碑。顾咪咪主演的《红莲告状》参加了1959年上海市戏曲会演，获得好评。这是孙绍策推荐的题材，并亲自参与了创作，但执意不让添上自己的名字。他关心麾下的人和事，生活简朴，情系桑梓，不铺张，不摆谱，乐于助人，甚至会卷起裤腿帮普通干部搬运办公用品，也会未放下裤管就踏入锦江饭店参加会议，差一点被认为是误闯会场的老农。三年自然灾害，他把全部的转业费寄给故乡，使家乡父老无一人饿馁身亡；1958年领导努力沪剧团整风，自己差一点被划为右派，最后还是戴上了一顶右倾言论的帽子……一桩桩，一件件，越了解他，我越觉得仿佛人们在给一个英雄立传。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带头贴孙绍策大字报的顾咪咪，内心依然保存着一份对他的崇拜，听说他肺癌住院，想吃生煎馒头、油豆腐粉丝，居然破了不与往昔熟人来往的戒律，趁着工休拎了食物去探视。
至于那件暧昧的事，人们说得似是而非，“十年动乱”期间不实之事多着呢。那个一直紧跟孙绍策的努力沪剧团派团干部、党小组长金志耕，也在歉意之下回答得掷地有声：“不要相信别人的胡言乱语，孙部长是好人，否则官复原职后怎么还能升了半级呢？”
我完全没有料到，孙绍策会有这么好的口碑。口碑与石碑不同，石碑可以凭着旨意乱凿一气，口碑却是民间版本，是活在人世间的精灵。
莫非，我和我母亲对孙绍策有误解，有偏见？困惑与迷茫像丝线，千绕万绕，把我裹成了蚕蛹，我如何能咬破绵厚的外壳，飞出去寻找真实的答案？天哪 ，谁能助我？偌大的上海能以真情相告，并能使我信服的大约只有我那病榻上的父亲了。父亲在医院里，正被喉间创口的绿脓杆菌折磨着，每一天都过得十分艰难。最后一次探望父亲是和外子一起去的，他摸出一个小黑本子，翻开一页递给我，上面是歪斜不齐而又力求工整的两行字：“健康的老人皆大欢喜，痛苦的老年连累少年。”显然父亲已料定我的归期临近，以这两句千难万难挣扎着画下的字，表达对我们酷暑南下的歉意。心酸痛，泪盈眶，老父朝不保夕，我安能再给他添累？
父亲以旁人难以察觉的转动，一星星地蹭近了我的身边，父女俩几乎鬓发相磨，他合着眼，鼻翼一鼓一鼓，仿佛是贪婪地捕捉我身上的汗味。我言语哽噎，试图喝口水润润枯涩的心灵，微微抬身，发现衣角被老父紧紧攥住，我的动作惊动了他，他猛睁双眼，因瘦削那眼睛显得特别大，亮亮地射出一种非人间的灼灼光彩，旋即，层层雾霭冲散了神光，携带着惊惧抓住了孤独无助的老人，如同当年苏州河的水黑黝黝黏稠稠，流向病室的地板，沾湿了我的双脚，淹没了我的膝盖，壅塞了我的胸腔，我听到了一句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阿波囡，我们三个一道回去！”
久违了，亲切熟稔的乳名！一行泪珠应声而出，泪线再难掐断。我仿佛重又回到从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父亲身穿运动衣，手抓网球拍，一身的汗一身的朝气…… 哪怕是1989年我回沪探望，父亲也已住在医院里，告别之时，父亲变戏法似的捧出一方火腿相赠，说是趁医生护士不备，偷偷换掉病号服去静安寺买的。这就是我的充满爱心的父亲，爱心中带有几分孩子式的顽皮。而眼前我的父亲只剩下芦苇般的轻脆，几处骨节岩角般突出的嶙峋……我还能说什么，还能问什么？但我的心底依然有一份渴望，渴望他能消我迷惑，洗却我母亲的冤屈。然而，我哪能再去打扰父亲最后的安宁。我没能开口，但我没想到这是我见到父亲最后的一面。1990年12月17日凌晨6时半，我接到惠儿电话，父亲因颈部动脉大出血于零点25分在华东医院去世。弟弟于17日抵沪，我作为父亲的长女，要去执掌遗产的分割。
父亲的遗体告别平和而宁静，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孙滨出席了追悼会，主持者是他的学生上海沪剧院院长陈剑云。这里没有丁阿姨去世时的那份喧闹、火红和繁华。1989年父亲曾写下一首诗：“来去匆匆如一梦，生前无就平又庸，我若一旦别离时，草草收殓莫惊动。”1990年6月又在《我的遗嘱》中表示：“坚决不要烧香点烛，择地安葬，骨灰撒于黄浦江。”
原来，父亲早就安排了自己的后事，第一不要“香烛”迷信，第二不与前妻“择地安葬”，第三不去革命公墓，不愿作为丁阿姨的家属附骥。死了，了了，随水而逝，随风而去……
父亲遗嘱的那种大化境界让我的心酸楚不已，滋生出从未有过的对父亲的依恋，在灵柩缓缓推走的时刻，我忍不住裂帛似的呼号：“侬跟我回北京！”
一只手牵动我的衣袂，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太太，把一只白色的赙金袋塞入了我的衣兜。猛然间我记起了她，在丁阿姨的追悼会上，也是她塞给我九十九元赙金后无言地离去。父亲说她是小阿婆干女儿豆芽阿毛。小阿婆去世后就一直没有来往。这次，我握住她的手腕拉她回华亭路吃了一碗豆腐饭。我原以为她的外号叫“豆芽阿毛”，询问之下，才知道她和小阿婆一样，本无名，登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