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 作者:沈世豪-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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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鹏是很有学问的。他在数论方面钻研颇深。别以为陈景润是只会一个劲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一点也不呆不傻，他懂得虚心向老师请教和学习的道理。老师指点迷津，传道，授业，解惑，才会有学生的成功。陈景润对时间是最吝啬的，但在龙岩，人们却发现他时常和沙鹏一起在乡间小道上散步。不知道他们窃窃私语的内容，但只发现陈景润经常情不自禁地喜形于色。后来，大家才知道，沙鹏教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这位勤奋好学的弟子。
教师是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学生。教师也是人梯，让学生踩着自己的肩膀，去攀登人生的高峰。内向的陈景润勤奋有加，在向教师请教方面，同样堪称楷模。
当时的厦大数理系，学生虽少，但教师中却是人才济济。系主任是方德植教授，他亲自讲授“高等微积分”、“高等几何”等基础课程，并且用我国古代数学家杨辉和出身清寒家庭的德国数学家高斯的奋斗事迹勉励学生。身处乡间野岭之中，不闻厦门迷人的阵阵海涛，但在教学上，这些可敬可佩的教师同样尽心尽职。方先生把自己做学问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勤做题是很重要的，但必须掌握两条：一条是要加强对书本中的基本概念和定理的理解，另一条是要训练运算技巧和逻辑推理。离开了这两条数学是学不好的。题海无边，陈景润正是按照方先生讲的这二条原则去做，才避免了重蹈盲目滥做题目的旧辙。方先生对陈景润要求很严格，有一回“高等微积分”考试，发现陈景润的试卷写得混乱，立即把陈景润叫来，问他会不会。虽然陈景润当场重新作答，得了满分，但方先生还是教导陈景润：“字要写清楚，要让人家看懂，以后搞研究出了成果，不会表达，写不清楚，总是个缺点。”陈景润虚心接受了老师的批评，以后把字写得工工整整。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他今后一生的道路之中。陈景润留下的不少书信，正式文稿，全部是整整齐齐的。他的字并不算漂亮，但横竖成行，一笔一划，严谨有序。
龙岩求学的日子是艰苦的，但农村的宁静和清新，为陈景润创造了特殊的学习环境。早上一起床，有些同学跑到晒谷场上简易的篮球架下打篮球，而陈景润只是稍作活动，便带着袖珍英汉字典到田野中去学英语。同学们亲切地喊他：“爱因斯坦，来打球吧！”他只是报以憨厚的笑意，向同学们打个招呼，仍是向前去。岚影晨光，如梦如幻，有早起的鸟儿，婉转动听地唱着山韵浓郁的晨曲。陈景润很快就进入了读书的佳境，和这山里美丽的清晨融为一体了。
数学上给他影响很深的还有李文清先生，他给陈景润上“高等代数”和“实变函数论”。李先生是留日的，对日本高木贞治的《初等数论》和数论史有特殊的研究。他上课深入浅出，并且常给学生讲东方数学家立志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动人事迹。他给陈景润他们详细讲过印度数学家拉曼纽让攻克“数的分割”及“合成数的分布”等世界难题的故事，勉励他的学生为祖国争光。他的话给陈景润很大的激励。事情过去已近半个世纪，李文清先生还保留着当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上面赫然写着：“散布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学生陈景润受到了严重的毒害。”当时，是作为“悔过”而写的。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何曾不需要自己的专家呢？
无独有偶，李文清先生在上课中，讲到了数论史上三个没有解决的难题，费马问题、孪生素数问题、哥德巴赫猜想问题。谦和风趣的李老师，笑吟吟地对他手下的四位学生说：“我们班上谁要是能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对世界就有了不起的贡献！”有的同学笑了。陈景润没有笑，是想起当年读高中时沈元教授讲哥德巴赫猜想的一幕趣事，还是意识到新中国一代大学生肩膀上沉甸甸的重任？他沉思着。虽然，此时的陈景润并没有确定攻克这一难题的方向，也并不清楚要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究竟要付出何等的艰辛和代价，但一道雄关，已经如遥远的珠穆朗玛峰一样，闪烁动人的诱惑。
勤业斋106室
“王校长！王校长——”轻声清晰的呼唤，忽地牵住了王亚南校长的脚步。正在福州市大街上行走的这位第一个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声名远播的我国著名经济学专家，怎么也不会相信眼前严峻的事实：陈景润正在大街上摆香烟摊和出租小人书摊。
这真是极富戏剧色彩的巧遇：当年厦大出名的“爱因斯坦”，怎会沦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呢？1954年，我国已经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在呼唤人才，而陈景润却失业了，生活无着，在福州摆小摊度日。
他的境遇，使王亚南受到强烈的震撼。
人生的道路并非全是明媚的春光。鲜花、太阳，并不会廉价地钟情于每一个幸运者。1953年，国家急需人才，陈景润他们这一届的学生根据安排，全部提前一年毕业，奔赴百业待兴的各条战线。全班四个同学，三位留在厦门大学工作，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当时，能到首都工作，是一种荣耀。然而，习惯于在数学王国中踽踽而行的陈景润，学业精深，且不乏聪明才智，但一站到如鸽子般天真纯洁且吱吱喳喳的中学生面前，便全慌了。他天性不善言辞，木讷有余，毫不活泼。他苦心钻研的数学，如著名作家徐迟所形容的，是天山雪莲，绝世牡丹，而现实却需要他去给中学生讲最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人生严重错位，他不知所措，又不善周旋，更不会如现代人那样去找人通融一下关节，调换一个岗位。于是，陈景润被学校辞退了。一个人灰溜溜地回故乡福州。没有了工资，生存受到了威胁，出于无奈，只好像解放初期那些城里无业的游民那样，靠摆小摊过日子了。
了解到全部情况的王亚南校长心疼了。说实话，他并非在当时就看到陈景润日后的辉煌，而只是出自于对自己学生的爱护。他热爱学生是有口皆碑的，曾把翻译《资本论》的稿费全部用于给厦门大学学生支付讲义费，给贫困学生买鞋穿，可以说，有千千万万的厦大学生享受过他高尚真挚的慈爱和恩泽。世事不公。“文革”大劫，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回厦大担任革委会主任的王亚南校长，突遭暗算，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批斗，终于诱发了绝症，死在上海。对于他的去世，周总理悲愤地给厦大当时处于两派内战的师生发来电报：两派师生应联合起来开追悼会，向王亚南校长的遗像默哀、告别。此时，人们才感到痛失这位德高望重老校长的不幸和哀伤，为时委实太晚了。
王亚南校长把陈景润带回厦大。他是真正懂得人才价值的。他和数学系的领导商量，让陈景润在系资料室工作，这里书香温馨，很适合陈景润的个性和特长。陈景润获救了。
这次失业的遭遇，给陈景润心灵留下浓重的阴影。人的第一个基本要素是求生存，当经济来源断绝，三餐吃饭都成为问题的时候，要去搞科研攀登科学高峰同样是不可能的。从此，陈景润更节俭了，尽管身在书斋，他总是担心会再次失业，会再次去摆香烟摊和出租小人书摊，去品味那社会最底层人们生活的苦涩和晦暗。这种特殊的“忧患”意识，几乎陪伴了陈景润的一生。他把节俭下来的钱存下来，通晓数学的他，担心钱会贬值，就把它换成了金戒指等硬通货。他时时防备着，一旦不幸失业，他仍然可以去研究他的数学。
重回厦大的陈景润，经过这次意外的人生变故，显得更为沉默和孤独了。他百倍珍惜得来不易的机遇，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他所钟爱的数学研究之中。他分得了一个小房间，勤业斋106室。勤业斋是有点像北京四合院式的旧式建筑，门前，竹影婆娑，推开，是一个宽敞的小院，四周便是房间，只有一层。如今早已拆了，成了一座六层的简易宿舍楼，仍是四面环合，楼名也仍称“勤业”；或许，是出于设计上的疏漏，一眼看去，很像是西方电影中的集中营，于是，被爱戏谑的年轻人起了一个不雅的外号：“集中营”。尽管，朱颜已改，面目全非，但遗落在这里的故事，仍然是美丽动人的。
陈景润的全部生命，几乎都消融在夜以继日的读书之中。他担心夜晚开灯读书太迟，会影响别人的休息，于是，做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大灯罩，罩着灯，也罩住了在灯下苦读的陈景润。当时，厦大处于前线，学校彻夜有武装民兵巡逻，警惕性极高的民兵发现这一异常的情况，曾持枪前去看个究竟，待终于了解其中缘由之后，才放心地离开了。对于读书的方法，陈景润在后来成名之后，在一篇文章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自白：
我读书不只满足于读懂，而是要把读懂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熟能生巧嘛！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把他搞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成四句话：
“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思结想，然后一挥而就。”当时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真是所见略同！当时我能把数、理、化的许多概念、公式、定理，一一装在自己的脑海里，随时拈来应用。
不得不佩服陈景润脚踏实地而又不乏机智的做学问本事，居然能把鲁迅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神思之功，融入数学王国的艰辛跋涉之旅。他在资料室工作期间，读过多少书，很难计算，也无法计算。知识的积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科学高峰的攀登，更需要打下坚实而深厚的功底。神游知识的海洋，阅尽浪花、鸥鸟、飞帆、礁石，才能有幸真正领略大海的浩瀚和神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景润在这一段时间的刻苦修炼，是奋飞前夕关键性的一搏。
要把书读到滚瓜烂熟，是需要付出沉重的劳动的，尤其是数学方面的书，没有情节、故事，没有押韵以及情感氛围，抽象的数学符号，编织着深奥、玄妙的特殊世界。只有痴迷其中的陈景润，才能听到鸣泉如诉如泣，才能看到月华如水，才能看到兀立的群峰闪烁着幽远、深邃的异彩。
不少数学著作又大又厚，携带十分不便，陈景润就把它一页页拆开来，随时带在身上，走到哪里读到哪里。这位可爱的“书痴”奇怪的读书方法，曾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误会：数学系的老师时常看到陈景润拿着一页页散开的书在苦读，以为他把资料室的书拆掉了。后来，经过查实，陈景润拆的书全是自己的，对于公家的书，他惜之如金，从不去拆。公私分明，数学家的逻辑同样毫不含糊。
马克思有过一段脍炙人口的格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陈景润正是如此。
已经不是当穷学生的时候了，参加了工作的陈景润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并且有了一个小巢。大海近在咫尺，春夏之交，火红的凤凰花开遍了厦大校园，游泳、跳舞、恋爱，多少人流连于大海之滨，花前月下，享受着令人羡慕的大学教师生活的丰富多彩，或者，尽情领略大自然的流光溢彩。而这一切，似乎都和陈景润无缘，他除了日常上班以外，就躲进图书馆或自己的那间小屋里，研究、学习他的数学。没有什么人特别注意他，也没有什么人更深地了解他。只有他，默默地，守着寂寞，守着自己那一片境界不凡的圣地。
历史，请你见证：勤业斋106室。
初试锋芒
他终于开始飞翔了。陈景润恰似一个久经修炼的俊杰，携剑下山，一出手，便令人眼花缭乱，惊座四周。
1956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酝酿构建了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论十大关系》。高瞻远瞩的一代伟人，观四海于一瞬，集智慧于一身，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艰难道路上初获战绩之后，向全国知识界科技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向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国家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
天开云绽，中国的蓝天，一片明媚阳光。如火如荼，来自中南海浩荡的春风，在厦门大学激起层层波涛。学校党委闻风而动，根据国家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组织数学系制定自己的科研工作规划。他们雄心不小：提出在12年内赶上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并非是吹牛皮放大炮，其时，这里藏龙卧虎，众贤毕集。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便是陈景润，根据他的科研方向，系里除了让他在资料室工作外，特地安排他担任“复变函数论”的助教，希望他借此可以得到锻炼，打好坚实的基础。
此时，陈景润才23岁。别看他几乎日夜是在闭门读书，而那一颗单纯的心，却并不乏年轻人的豪情壮志。他选择数论作为突破口，在老师们的指点下，集中力量，钻研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向科学的高峰发起沉雄有力的进攻。
这是一种特殊的攻坚途径，《堆垒素数论》是华罗庚大约于1940年，用8个月时间完成的。这本专著，全面论述了三角和估计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的应用。全书12章，除西革尔关于算术数列素数定理未给证明外，所有定理的证明均包含在内。在这本丰碑式巨著中，展示了华罗庚在圆法、三角和估计及其应用上做出的重大贡献，还对世界级的数学大师、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方法作了改进和简化。据报载，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曾讲授过他的《堆垒素数论》，开始，慕名而来的学生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后来一天天减少，减到4个，一星期后，只剩下2个，即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闵嗣鹤和钟开来。教室里只剩下师徒三人，因昆明天天空袭不绝，华罗庚干脆把教室搬到华家附近，租屋而居，进行讲授。华氏的这本书实在是太深了。1941年，华罗庚曾把手稿寄给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维诺格拉多夫立即以电报回复：“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因此，这本书最早是1947年以苏联科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第22号专著出版的。中国数学界对华罗庚的专著给予崇高的评价。而当时的教育部几乎无人能够评审此书。老一辈数学家何鲁冒着灼人的炎热，曾在重庆的一幢小楼上挥汗审勘，阅稿时不时击案叫绝，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他爱不释手，居然亲笔将《堆垒素数论》抄了一遍，何氏的手抄本曾存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图书馆中，不幸在“文革”劫难中散失。
陈景润悉心攻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其目的，是想将华罗庚的成果向前推进一步。初出茅庐，便向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华罗庚挑战，木讷寡言看上去有点病恹恹的陈景润，何其大胆，何其气魄！
当然这不是儿戏，陈景润也曾犹豫过：“这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么？”他的思维是缜密的。知识可以塑造性格，一直遨游在抽象思维王国里的陈景润不乏持重和沉着。他去请教“复变函数”的主讲老师，老师远见卓识，热情鼓励他：“为什么不可推进前人的成果呢？不必顾虑重重了。现在的数学名著，它们的作者当然都是著名的，这些著作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后来的年轻人如果不敢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