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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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秋，主持《炎黄春秋》月刊的杜导正同志，约我为该刊写《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觉得“是时候了”，遂一口应允。这时已有不少积累。但为了写得充实有力，我又跑北京，去外地，连续采访了八个多月，走访或电话访谈了对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和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其中有些人既是知情人又是参与人，有的甚至还兼是受害人。他们是：与耀邦有过深交的项南、李锐；原中纪委的李之琏和社科院的温济泽；中央组织部或原来在过中组部的陈文炜、苗枫林、丁财源、张志杰、何载、陆沅、成鞘伯、高奇；《人民日报》或在《人民日报》工作过的胡绩伟、秦川、王泽民、于国厚；原在新华社后去了司法部和《法制日报》的庄重；原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原《中国青年报》的张黎群、陈模、朱志焱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硕儒；原中央党校的杨逢春和孙长江；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逸三；中国作协的张扬和郑仲兵；曾三夫人沈义，王其梅夫人王先梅，葛佩琦夫人朱秀玲及其女儿和侄女；“伊玛尼党”案的受害者丁铁石、丁坚、白琴，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不愿透露其姓名的同志，共约数十人。
这些同志讲的，往往都是生动翔实、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此外，人民出版社的刘振声同志，特帮我借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好几年的《新华月报》合订本，使我得以复印了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大量文字资料；新华社图书馆和国内资料室、《半月谈》资料室的李晏、贾晓珊、徐伟民、门玉茹、徐进、沈惠英、韩兰兰、张卫东等同志，原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康国志和原《内参》编辑室王京文同志，北京联合大学人事处王毅同志也协助查找或复印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反复研究了总数不下二百万字的这些材料，越发觉得当年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支持下，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全面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日日夜夜，是他一生中最最辉煌、也是全国人民最最难以忘怀的岁月。而且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那样波澜壮阔的、把全党全国从崩溃边缘奋力挽回的岁月，就不可能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写写这种岁月中的尖锐复杂、艰险斗争的情情景景，广及于当代并留传于后世，无疑是很值得的。当然，预约的两三万言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
1995年9月初，完成了第一部前六章未定稿。《炎黄春秋》找人打印数十份，由本人及家属分送所有提供材料的同志以及本人挚友姚昌淦、徐颖夫妇等人，恳请他们核实补充和提出批评意见，然后再一一收回斟酌定稿。第二部各章，大体上也一一送请有关当事人核实修改，力求准确稳妥。
1995年11月，《炎黄春秋》摘编首发本书第一部前四章。截至写此《补言》的半年中，笔者已经看到的相继发表、转载或连载本书部分章节的报章杂志有：北京《炎黄春秋》、《工人日报》、《中国老年报》、《老年文摘报》、《中华周末报》、《中外报刊文萃》、《法制文萃报》和《文摘报》；《天津老年时报》和《人与法》杂志；青岛《青年参考报》；《上海文化报》和《文汇读书周报》；香港《文汇报》；广州《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大时代文摘》和《炎黄世界》、《同舟共进》、《共鸣》杂志；《贵州都市报》；成都《文摘周报》；武汉《今日名流》杂志；南京《银潮》杂志；郑州《新闻爱好者》杂志；太原《老友报》和《法制博览》杂志；辽宁《鞍山日报》，等等。另有巴黎的《欧洲时报》。未闻和闻而未见的，都未计其内。
这说明，有关耀邦的故事，特别是当年他在叶、邓、陈老一辈们支持下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正确落实“人”的政策的故事，发自内心的读者群是十分广泛的。而且有许许多多尚未见诸报端的故事在民间传颂着。下面，就是河南省郑州旅游学校的女学生赵明给我写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供我撰写本书作参考的。赵明写道：
1985年10月26日上午，胡耀邦总书记来到嵩山脚下的登封县。在嵩阳书院，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国内现存最大的柏树，细听文物局长李振中讲“汉封三柏”的故事。
相传汉武帝时，这里就有三棵大柏树。武帝进了书院，看到第一棵柏树枝干挺拔威武雄壮，就高兴地说：“朕封你为‘大将军’。”再向里走，一棵更大的柏树出现在眼前，武帝想了想说：“朕封你为‘二将军’。”待进了第三层院子，又看到了一棵气势非凡、直插云天的柏树，明显大于前两棵。但武帝认为自己金口玉言不可更改，只得蔫没声地咕哝说：“朕封你为‘三将军’。”随行大臣觉得不公，建议重新封；武帝却明知有错也不改，没理找理地说：“先入为主嘛！”
李局长接着介绍说：“由于年深日久，‘大将军’枝干弯曲，‘二将军’树干空裂，‘三将军’在一次雷电中化为灰烬。民间传说是，‘大将军’乐弯了腰，‘二将军’气炸了肺，‘三将军’恼怒自焚了。现在‘二将军’还蒙着委屈哩！”
胡总书记听到这里，幽默地说：“知错不改是不对的。现在应该给‘二将军’、‘三将军’平反昭雪，就叫它们为‘元帅柏’、‘大元帅’吧！”
正因不论古今，或正事或笑谈，耀邦都贯串着实事求是精神，并留下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广泽人间的业绩，所以，他才倍得世人的真情赞誉。周而复在其《离世异俗，独行其意》文中说：“知道冤假错案并不难，平反冤假错案却很难；自己高谈实事求是并不难，要自己实事求是去做却很难；自古已然，于今仍是。耀邦同志力排众议，言行一致，坚持实事求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自然受到人们的拥戴。”
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座谈会上，许多著名学者认为：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盲从迷信，用科学与民主精神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胡耀邦，是继承“五四”精神的楷模。
由是，在这位一生光明磊落、谦诚好学、廉洁奉公、待人宽厚、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造福的人与世长辞时，中共中央的悼辞对他做出了高度评价。
与耀邦相处了十年之久的吴江，在其香港版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中国共产党内人才可谓多矣。胡耀邦之所以能够在反“左”与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敢作敢为，全凭他抱有共产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敞得开胸怀，容不得半点个人杂念和半点派别成见，痛恨整人之威，痛恨以整人之术作为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将自己的权位建立在别人的冤屈和痛苦的基础之上。
是的，这正如李锐在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时给耀邦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黑白纹枰输后手，是非公道在人心。”耀邦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奔忙于第一线的重要成员，有老一辈的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人做坚强后盾，为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同志一道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毫无疑义，千百万因为耀邦参与领导而得到第二次“解放”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全党和全国一切心怀善良与正义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历史更永远不会忘记他！
最后，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向我提供史料或指导此书写作的同志，以及各界热心读者，致以衷心谢意！
戴 煌
1996年8月3日
于戴氏蜗牛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