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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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刺之后，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历史的尊严不容亵渎！经得起反复检验的真理才能无敌于天下！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这一系列决定。雷厉风行的胡耀邦即刻回到“党员之家”研究部署，迅速从外地接回健在的同志，处理好含冤而死的同志的善后；有些同志病老伤残，不便行走，组织部的同志一一前往拜访，加紧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一切，都如胡耀邦所一再叮嘱的：快刀斩乱麻。
拨乱反正鼓声急彭德怀、陶铸与“六十一人案”同时平反
以推倒“两个凡是”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人们又一次喜放鞭炮、痛饮开怀。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杨献珍、赵林等人相继回到了北京。坚决不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而被专案组人员打掉了几颗牙的安子文，也从淮南一农场回到了北京。白发苍苍的刘澜涛也告别了流放地安庆市。在“理论家”康生的特别“顾问”下，在监狱中戴了四年“背扭铐”或叫“苏秦背剑”的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居然也活着回来了，而没有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那样，在这同一酷刑的摧残下惨然死去。
当然，康生蓄意提出“三六案”时仍健在的四十人中，十中有四即十六人没能再回来。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原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前文已提过的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等同志，在“文革”中的折磨迫害下，分别于1967年至1972年含冤而逝。原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及其爱人李琛，被南开大学“八·一八揪叛徒战斗队”打得皮开肉绽，高仰云不能忍受这法西斯暴行投河而死；李琛则忍恨留生，悄悄藏起高仰云遗下的血衣，希冀有朝一日把这古今中外罕见的最野蛮、最暴虐的罪行，揭之于化日光天。她终于把高仰云的血衣带到了北京，盼到了这一天……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元帅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全国政协等所有领导人，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彭德怀、陶铸同志的生前友好，都出席了追悼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遗像，安放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灰盒，陶铸的骨灰盒是在追悼会前三天由中央派出专机从安徽合肥接来北京的。
追悼会上，邓小平为彭德怀同志、陈云为陶铸同志致悼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向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修、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及他们的亲属作了亲切慰问。
1979年1月25日，又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为“三六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悼会。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长篇悼词。
此前此后，北京和外地还召开了一系列追悼会，为我们的开国元勋贺龙、庐山会议开始落难的张闻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作家冯雪峰、我国杰出的作家周立波等同志平反昭雪。
随之，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的冤案也得以昭雪。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他曾主张稳健发展，不图虚张声势，被毛主席说成是“小脚女人”，被别人扣以“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的帽子，后被迫害致死。“文革”正式开始前，从《海瑞罢官》引发的“三家村”及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在“三家村”冤案之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又一前奏的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而被诬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冤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并被迫害而死的冤案，连带着全国史学界也被扣以“‘保皇党’霸占了史学阵地”的冤案；林彪、“四人帮”意欲整倒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进而打倒周总理与朱总司令以架空毛主席的“二月逆流”案；林彪、“四人帮”诬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冲击中南海”“到中央文革抓人”案；原海军司令萧劲光的所谓“上贼船”案；跟着彭老总在庐山落难的黄克诚同志，被林彪、“四人帮”捏造的“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推行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彭德怀一起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案；由“四人帮”密谋策划，其黑干将迟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诬蔑全国教育战线建国后十七年“都搞封资修，培养‘白专’苗子”案；1973年轰动全中国的河南唐河县马振抚中学“复辟考试制度，和孔老二一样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案；“中宣部阎王殿”案和“总政治部阎王殿”案；诬蔑长篇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为习仲勋涂脂抹粉”、“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而鼓吹另立山头”，从作者到出版社到审阅过书稿或对小说草稿提过修改意见的大批同志都遭迫害，有的被摧残致死致残的大冤案；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一些著名人士的重大冤案，都相继被平反昭雪，对这些冤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同志，都开了追悼会。
拨乱反正鼓声急1976年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
对震撼全中国、必将永驻青史的1976年“四五运动”，在粉碎“四人帮”的五个月之后，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要为它平反。虽然这个提议没有获得成功，但它打破了不许拨乱反正的“铁幕”，揭开了推倒“两个凡是”的序幕。1978年，在党中央尚未做出平反决定前，一些地方就率先为参加这次运动而受到迫害的青年先驱平反昭雪。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就以大半个版面，介绍了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1976年4月8日，“四人帮”血洗天安门广场的第二天，二十四岁的庄辛辛还向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了“打倒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口号。当年7月，他被冠以“反革命”而被捕，9月被判刑十五年。
早在1973年，二十一岁的庄辛辛，就在日记中写了《给江青的一封信》，历数江青煽动武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颠倒敌我搞乱阶级阵线的罪行。在被捕后的审讯中，庄辛辛面无惶愧地回答：“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去办，张、江、姚伙同林彪干了大量坏事。他们想把老干部打下去，结党营私，篡党夺权。邓小平同志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我信任他，佩服他。我对周总理无比崇敬。我认为张、江、姚一伙诬蔑革命人民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行动，我不能接受。”
庄辛辛被判刑没几天，“四人帮”就完蛋了。当年12月31日，他申诉要求平反释放，居然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拒绝。四个多月后，“天安门事件”一周年，他写出了第二份申诉书，接着又连续写了三份申诉书，以十分有力的事实揭批“四人帮”，批驳了法院的荒谬批复。
广州市许多干部群众为庄辛辛平反的强烈呼声，传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庄辛辛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介绍了庄辛辛的事迹，同时发表评论说：庄辛辛的冤案，是“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镇压革命群众的又一罪证。无产阶级报纸镇压革命群众，是党报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事。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从来是党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完全改变了毛主席的办报路线，破坏了党报的传统。必须肃清“四人帮”在新闻战线上的流毒，恢复和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
当天，新华社将《人民日报》的评论和庄辛辛的事迹转发国内外。
同年8月9日，北京举办了“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
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王海力的《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一文。王海力是北京铁路分局丰台电务段通信工。“四五运动”时，这位在部队当过兵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写了一张血书，悼念周总理，被“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死党逮捕入狱。1978年夏天，北京铁路分局党委召开广播大会，宣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新决定，为王海力彻底平反。分局党委还根据王海力早先的入党申请，批准他为中共预备党员。王海力在他的这篇回述往事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三个小插题：《我们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人的先人》、《镇压吧，我不怕！坐牢吗？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要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党，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于国厚等人的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燕》，满怀激情地赞颂了北京手表壳厂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带领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英雄事迹。
10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记者王永安的通讯《在急风暴雨中》。通讯记述了共青团员韩志雄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业绩。正是这位当时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东侧张贴并宣读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那篇史诗般杂文。
10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通讯员葛运池、记者辜坚的通讯《披荆斩棘、冲锋陷阵》，记述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评论组副组长曹志杰和他的伙伴们声讨“四人帮”的史实。正是这二十八位平均年龄二十六岁的青年工人，于1976年3月30日，在英雄纪念碑上贴出了第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与檄文，从而开始了永垂史册的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
正确的舆论是人民的心声。在中国，那时候的舆论是十分坚韧有力的。当年11月15日，时为新华社社长的曾涛获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曾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曾涛立即与副社长穆青商量认为这是事件发生地现在的最高组织负责人对这个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把它当做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
当天下午七点多，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了这条新闻：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跟着，11月18日，新华社又发出一条消息：《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多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消息说：“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从1978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为这些被捕的同志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纷纷宣布，1976年清明节前后在各自省区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全国多种报刊纷纷发表有关这种革命行动的通讯、回忆和评论文章：
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该报记者的《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1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其评论员文章《“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了《“四人帮”蓄谋镇压天安门革命群众一罪证揭露姚文元和那个女黑干将炮制的一份黑材料》……
各地报刊和有关省市委对天安门事件充满革命豪情的充分肯定，迅速得到了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认同。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在回答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时说，中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决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的。这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也可以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决定。
邓小平还对日本客人说，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