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医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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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 �
听阿童木讲那些过去的事情
几年前的一天下午，记得天气很热很闷，那会儿我还在医科大，因为懒得听和本专业毫不挂钩但每所大学都非讲不可的理论课，于是一个人偷偷从后门溜出去，摸到隔壁的教室听一个不怎么著名但很受学生欢迎的教授讲心理学。
印象很深的是，他在谈到人的气质时，在黑板上写出四种不同的类型，我大概比较了一下，发现自己属于最后一种，也就是抑郁质的。这种类型的人大多都有谨慎或者可以说是胆小，感性或者也可以说不理智，并且还容易悲观，等等等等。这让我听了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但后来的优点还是叫我狠狠乐了一下子，因为那位戴黑框眼镜的小老头站在讲台上很自豪地告诉大家：这种气质的人对感情体验极其深刻，而且对艺术具有相当大的敏感——也就是说，这种人比较容易成为艺术家。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在安慰我们，也没多想，只是藏在最后一排乐滋滋地享受了那么一小下，不过更让我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他所说的第一个优点：对感情体验深刻——后来，他举了一个例子，用他的话说，就是“早恋的人其实并不应该受到老师和家长的批评，相反，他们要比同龄人更聪明，在心理学的范畴里，更应该值得鼓励，因为他们在年轻时，就懂得了爱情的味道和主动。”这个类似幽默的解释当场便引起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我也不禁看着满教室的学生们大乐：原来有这么多的同志都愿意早恋。
上中学的时候，早恋在我所生活的圈子里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就象抑郁质对艺术的敏感性一样，虽然那时候已经不象我们的学哥学姐那一代那么谈之色变了，但还是属于过街老鼠的系列——谁要敢公开承认自己早恋了，一准儿是老师和家长的众矢之的；但这些恐吓丝毫都无法阻挡早恋大潮的到来，尽管不敢公开示威，偷偷摸摸地还是大有人在，不脸红的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女主角是我隔壁班级的一个女生，大眼睛，马尾辫，不怎么说笑，这就是她当时给我的感觉。和那些无数虚拟的爱情小说故事一样，也是因为一个极巧合的机会，我们分别被朋友约着去郊游，去了一看，俩人都在，就这样认识了。隔了不久，我收到了她的一张小纸条儿，上面字不多（她写情书的功夫向来比较弱），很简单，就写着一句话：能借借你的英语磁带吗？一个小时之后，我颠颠地跑到她们班的教室门口，手里捧着四盘英文磁带，等了十分钟之后，只见门口身影一闪，我微笑地抬起头，却发现她们的班主任黑着脸从里面走了出来……当时，找根猴皮筋儿做个弹弓子砸了他们家玻璃的心我都有。
第一次亲密接触夭折之后，亏得我极具死缠烂打坚持不懈的劲头，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约会便频频出现……一直到说出那三个字来。记得我当时特窝囊，怎么都不敢当面说，就知道写纸条儿，敢说的不敢说的，统统用纸和笔来代替——就这样，一直到毕业后我们分别在两个学校，还在互相通信，再到开始上班——除了给她留下那些高度日益攀升的信件，我已经拥有一手可以拿的出去的好字了。
当然，被打击的时刻也大有所在。确切地说，我的第一次谈恋爱完全属于早恋，在父母那一拨大人谈之色变的时候我仍然顶风做案，虽说用尽心思费尽心机，但毕竟姜还是老的辣，还是被发现了，至今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太愚笨还是因为我妈太聪明，总之有好几次在我类似约会的想法和小主意刚刚才诞生之际，我妈便会一眼看穿——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电影院放映李连杰的功夫片《新少林五祖》，我偷偷买了两张票，一张送出去，一张自己留着，等到晚上的时候故意把自己那张票亮出来，告诉家里要去看电影，没想到我妈毅然做出一个决定：让我爸陪着我去。结果是，那天晚上电影里演的内容我一概看不进去，除了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就想着回去怎么挨批斗了。
那个女孩子叫阿童木，现在是我的太太。在她的“细心照料”之下，我和往日的那些球友网友酒友各种朋友的疯狂聚会也差不多都已消失不在，只是在闲暇时聚到一起时，才会偶然想起那些小时候的事情——有一次阿童木跟我说，等我们都一起慢慢变老，老的哪儿都去不了，只能坐在摇椅上慢慢聊的时候，她就会把孙子孙女的叫到跟前，说道：“来，听阿童木奶奶给你们讲讲那些过去的事情。”
那些过去的事情，就是我的初恋。
第四部分 情圣泡妞第41节 在路上
在我还很小，还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大人们说，你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才能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当时我对生活的全部概念只是一根只仅卖五分钱的绿豆冰棍儿和五颜六色的火花片儿，所以常常傻呵呵地想，北京和上海的冰棍和火花一定比这里的更甜更漂亮——到了后来，北京和上海这两座代表着中国南北最具品牌的城市名片一再在我耳朵里出现，我才由此认定，那里一定非常地柏拉图。
直到我十五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去北京，住在建筑工程学院的宿舍里，一个小邻居的哥哥在那里读大学。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听那个大学生老兄计划一天的行程，傍晚无不是直到天黑才回来，所以对于北京之行的全部感受仅仅局限为累，累极了。不过，晚上躺下睡不着的时候还是会想，北京真的挺好。
若干年以后一个元旦的清晨，我再次来到北京，在火车站等雪无寻来接我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着另类的年轻人，站在北京的冬日的街头，充满自豪地对另一个刚下火车的外地朋友宣称，北京就是欧洲的巴黎，一呼吸，空气里都是艺术的味道。我也跟着深呼吸了一下，再拿鼻子使劲儿嗅嗅，仔细分析了半天，觉得还是北京烤鸭蘸酱的味道更好。
后来去的多了，印象也慢慢加深，但不管每次都会出现什么样的新鲜感觉，全都没有第一次去的时候带给我的感受深刻。就像第一次去上海，或许也会成为我对上海一生的印象记忆。
说到上海，必须先阐述一下我的球迷生涯，因为那是我去上海的全部动机。从第一次看球赛电视直播开始，直到现在经常的通宵熬夜，在这段不算很长的日子里，我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队球迷——当然，不管是坐在沈阳看十强赛还是坐在电视前看韩国世界杯，还是现在或以后中国队的比赛，我还会跟着心潮起伏紧张激动，还会摔酒瓶子骂人，但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份纯粹的冲动——1999年是国奥队冲击悉尼奥运会的比赛期，我和另一个朋友没有告诉父母，就偷偷跑上了火车，上车之后才来得及拿出中国地图，用手比划着去上海的路程。
22个小时之后，我第一次站到了上海滩的地上。因为听不太懂上海话，我和朋友直到坐了近四十分钟的公汽到达目的地之后，才发现走错了，门口的黄牛党兜售的不是国奥队的比赛，而是张学友的演唱会，我们要找八万人体育场，却跑到了虹口体育场，整整差了一个方向。结果是两个人每走两步就问一个人，一直到天已经擦黑才摸到八万人体育场的门口。一看，门票已经停售了，第二天早上才再开始。
忍着痛住到一晚上三百的宾馆里，除了大呼奢侈（那时候我刚刚上班，一个月才拿两百的薪水），就是兴奋的怎么也睡不着，两个人开始计划一周的安排，可能是因为太激动，总之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最后却什么也没计划出来，快到后半夜才慢慢睡去。第二天起个大早，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买到票之后，居然能看到中国队的训练——后来我曾在沈阳又零距离看了一次国家队的训练，也没有怎么的兴奋，但在上海的时候毕竟是第一次，由不得我们不激动万分，在顶着细雨观看了近一个小时之后，俩人还像猫捉老鼠一样追着那些场上的星星们疯跑，除了几个队员以外，还意外地截住了当时的主教练霍顿。他留给我的印象很和蔼，也很热情，但只可惜他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中国足球。
回家的火车异常缓慢，我们也都因为过度兴奋后带来的劳累而哈欠连天，就连经过长江时列车员喊大家起来看时我们也懒得起来，两个人还开玩笑，说无非比黄河稍微长些。回家之后也没能仔细回味上海的味道，因为注意力都已经被父母的巴掌转移走了。
这就是两座城市和我的第一次。上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不是很好，我终究还是没有考上设立在它们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学，这叫我感到非常遗憾，尽管我后来也曾经拥有留在那里的机会——还记得头一回去清华大学找‘一刀’小同学时，我站在已经封冻的荷塘上面，笑嘻嘻地对着蹲在岸上为我拍照的骚瑞哥手中的镜头做秀，虽然表面看起来平静无比，其实心里面那叫一个感慨唏嘘，也不为别的，因为读北京的大学，是我妈寄予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而对于上海，除了那个城市里还有一个朋友让我经常想起，别的对这座城市的所有印象却似乎什么也没有了，包括它著名的夜景和浩荡的黄浦江，都已经非常模糊。也许，最深刻的记忆，都留在路上了。
手术室
很小的时候，一帮孩子呆在一起总喜欢谈论各自父母的职业，由此也常常滋生出许多经典而深刻的回忆。比如现在一看见“茅台”牌的字样就会想起那个象姑娘一样腼腆的小学男同学，他妈妈是售货员，所以我们的香烟一般都是他负责提供；如果某一天忽然在电影里看到过去的布票，一个父亲在百货公司上班的女同学见人就发的一大摞当草稿本儿用的布票则就会鲜活地出现在记忆面前；而现在已经濒临倒闭的电影院门口，似乎还有着另一个小同学的姥爷的模糊影子：他总是坐在那里一边黑着脸收着别人的票，一边微笑着告诉拼命往里挤的我们几个：别挤，别挤，慢慢来。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所以我鼻腔经常接触的大多都是各种消毒水的味道，就是那种一进医院就可以闻到的气味儿。因为父母的工作规律和时间都差不多，没有特别充裕的时间来照顾我，所以在除了姥姥住在我家之外，童年我的大多数时间就泡在医院里，几年下来，除了消毒比较严格的科室，比如手术室没进去过以外，基本上已经把整个医院的各个角落都转遍了；就象那个年代喜欢跟着大人上班的每一个孩子都对父母职业相当熟悉一样，那些在部队里的同学每天玩的是枪和子弹夹，而我的收藏品里，绝大多数则都是各种药品的小瓶子小罐子——相对于那些一见穿白大褂的拉着大人的裤子坐在地上放声大嚎、眼泪、鼻涕、口水一起流的孩子，我对各种医院的检查及治疗手段却显得见惯不怪，觉得都是小菜一碟，实在犯不上大惊小怪。
不过就算是再小的菜，也有吃颓的一天——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好象是刚过完春节不久，我正在街上疯跑，被父母逮个正着——要知道，我小的时候不管任何情况下，通常都是一个大人出来找我，如果是俩人一起出现，那肯定是我又闯了什么大祸，否则决不会如此地兴师动众；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撒腿想跑，不过大人们显然要比我聪明得多，早已做好了准备，过来的时候就按照地形走好了围追堵截的步伐，想跑也来不及了。结果是，我爸笑眯眯地拍着我的脑袋，说，小子，跟我走吧。
印象中，除了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比如我过生日之类的情况外，一向追求以酷代严的我爸是从来都不会轻易地冲我笑的，所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圈套，如此讨好于我，一定有什么事要我做，并且这事儿也绝对一定是我不乐意干的。但那时候我还是比较小，虽然满腹狐疑，但还是跟着乖乖地去了——直奔手术室。
因为我小的时候身体不是太好，特别是扁桃体经常发炎，这也就是我经常发烧输液的罪魁祸首——我爸由此从省里请了一个专家下来给我做手术，这就是我进手术室的目的，不过我还是惊讶于老爹老妈保密工作的完美，那之前我根本没有一丁点儿预料和消息，我估计俩人平时交流此意见也得用上眼神了——这种劲头放到解放前，也绝对是干地下革命工作两口子的好苗子。
手术的过程是这样的：我象一个木偶一样被拉到这里叫到那边，从洗脸开始，然后是往嗓子里喷了一些防止呕吐的气雾剂，之后是换衣服换拖鞋，往里走，由我妈为我做心理准备工作，再之后是走到手术台上，开始局部麻醉……就象江湖高手总是在最后一个出场一样，当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毕的时候，戴着大口罩的专家出现了——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有同学问我说，医生为什么都要戴着口罩，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还要不懂装懂地胡说一气，后来问过大人稍微懂一点儿了还是继续瞎编，我告诉他们说，那是因为做手术或者打针的医生都害怕被小孩病人认出来，否则走在街上非天天挨弹弓子不可，呵呵。
接下来的过程是我的眼睛都被蒙住了，什么都看不到，这是大张着嘴巴，不能说话，也不能叫喊，更不能拿口水吐人，就是说，再怎么难受也都得忍着……不知道多长时间以后，手术终于做完了，我下地之后一溜烟想跑，却觉得嗓子那里怎么也不一样了，似乎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听说，起码得一个月不能说话。
就这样，我也戴上了大口罩，走在街上想说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比划，象个小哑巴一样，咿咿呀呀地，感觉别提有多痛苦了——当时和我一起做手术的还有一个小女孩儿，有一天我跟着我妈在街上遇到她，她也戴个大口罩，也不能说话，嘿嘿，当时觉得特好玩儿，除此之外还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俩大人在那里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完全不理俩小孩儿不能说话，在一边儿站着干瞪眼什么都说不出来，哈哈。
若干天后，我终于拆了线，可以讲话了，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能吃根儿甘蔗吗？”其实那只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我心里最想说的是：妈，你们以后再要想收拾我，拜托能不能打个招呼先？
现在，我也穿上了白大褂，上了十几年的学绕了一大圈子，也当了医生，回到了医院。有时候因为工作需要和同事一起进手术室的时候，在推开大门的那一瞬间，还是会想到第一次进来时的感觉，那种感觉就象是一阵小风，从裤脚下一直往上吹，吹到脖子上的时候一凉快，忽忽地打个小寒战，乖乖隆的冬，就差起一身鸡皮疙瘩了。
第四部分 情圣泡妞第42节 软蛋自白
王小枪
大学毕业已经好几年了，当年的同学大多都还赖在医务工作者的行列里不走，这样的日子过得久了，耳朵里听到的不是木头刚升了放射科主任，就是西瓜年底的奖金达到了天文数字，要不就是米老鼠的桑塔纳换成了别克，归根结底，我只得到了一条信息，发现了一条规律：不管是任何的好事，都是别的同学的，压根儿都跟自己无关。
这样的打击受多了，也就习惯了，现在的情况是，无论谁打电话告诉我说“某某同学高升了”，都比不上我听到“某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