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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6章

大秦帝国-第7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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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臣敢问,”奉常兼领太史令的胡毋敬率先开口,“文通君编修《王道大政典》,与大秦新政有何裨益?” 
  孔鲋一拱手答道:“我等上书业已言明:三代一治,秦亦一治;皆为一治,自当引为鉴戒。秦政若能以三代王道一治天下,岂非巍巍乎大哉!” 
  “此言大而无当。”扶苏高声道,“三代王道乃沉沦治道,百余年无人问津也。 
  大秦新政与三代王道南辕北辙,如何竟能以王道之学做大秦治国鉴戒?子矛子盾,尚请自圆。” 
  “长公子差矣!”博士淳于越昂昂然道,“治国之道,原非一辙,相互参校,可见真章。以三代王政参于大秦,有何不可?今公子见疑,莫非大秦不行王道于天下,而欲专行苛政于天下乎!不敢使天下流播王道之学,岂非掩耳盗铃哉!”一席话尖刻流利,帝国大臣们都不禁皱起了眉头。 
  “淳于越之言,陈词滥调也!”廷尉姚贾奋然高声,“一言以蔽之,三代王道乃复古怀旧之道。自春秋以至战国,以至大秦,数百年惶惶若丧家之犬,天下谁人不知? 
  若想用王道两字将三代诸侯制说成万世不移,用苛政两个字迫使大秦改弦更张,痴人说梦也!以实论之,掩耳盗铃者只恐不是别人,而是儒家博士!” 
  “廷尉之言,何其凶悍也!”博士鲍白令之冷冷笑道,“若不尊圣王,不修大道,不言三代,不涉经典,天下文明何在也!文学良知何存焉!若编修一书而能使天下大乱,我等文学之士岂非神圣哉!大秦新政岂非不堪一击哉!” 
  “屁话!”御史大夫冯劫终于忍不住了,霍然起身愤愤然骂道,“编一鸟书,是不能使天下大乱!老秦人见的书多了,《商君书》你等博士编得来么?《韩非子》你等编得来么?《尉缭子)你等编得来么?就是《吕氏春秋》,你等编得来么?大秦不怕编书,要看编甚书!编出一部烂书,分明便是在大锅里扔一粒老鼠屎!那个韩非子咋说来?对了,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儒家是五种毒虫之一!要说不堪一击,那是臭烘烘的烂书!” 
  “大人位居三公,诚有辱斯文也。”博士群中站起了叔孙通,揶揄一句粗豪的冯劫,转而侃侃道,“三代经典,我华夏文明精华,治国大道渊源也。今若以冯劫大人之言,蔑视典籍,摒弃王道,只恐百年之后国人皆愚不可及,天下皆一片蛮荒也!” 
  “此言大谬也!”蒙毅大踏步走下帝座,站到自己坐席前高声道,“摒弃三代王道,绝非摒弃文明.天下文明,大成于春秋战国五百佘年,与三代王道何涉也!不习三代,也绝非使天下蛮荒。孔子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真正欲使天下蛮荒者,不是别人,正是孔子!正是儒家!儒家欲攻讦新政,便打出王道大旗,以替民众呼吁文明自居。而一旦为政,就诛杀论敌,唯我独尊!蒙毅敢问诸位:孔夫子当年为政鲁国,能允许少正卯如此在庙堂放肆么?今日,儒家博士们却以文明面目教训我等,何其可笑也!” 
  殿中骤然沉寂,隐隐弥漫出一片肃杀之气。 
  “陛下,老臣有奏对。”东区首座的李斯站起了。 
  “丞相尽说。”嬴政皇帝依旧淡淡一笑。 
  殿中回荡着李斯庄重清晰的声音:“今日大朝,原本铺排国政,不意竟因博士仆射周青臣首肯秦政,引出博士淳于越非议郡县制,并再请奉行诸侯制。大政稳定八年,而能突兀出此惊人之论,李斯以为,事非寻常也。诗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六国贵族黑恶兼并欲图复辟,朝野议论蜂起欲行王道,更兼星象流言、亡秦刻石、刺客迭出、贵族逃匿,凡此等等,足证复辟旧制之暗潮汹汹不息。当朝论政,固不为罪,然定制八年而能汹汹再请,亦必有风雨如晦之大暗潮催动也。所谓飓风起于青萍之末,此等汹汹之势,不能使其蔓延成灾。” 
  博士们的额头不禁渗出了涔涔汗水。 
  首相李斯的语势并不如何强烈,然其整体剖析所具有的深彻却骤然直击每个人的魂灵。谁能说自己没有受到汹汹复辟暗潮的鼓舞?谁能说自己没有异常灵敏的贵族消息通道?谁又能说,力主诸侯制与编修那部王道大典,不是在种种令人躁动不安的消息激发下催生的?甚或,谁又能说自己在听到皇帝两次遇刺后不是暗中多饮了几爵?谁又能说自己不是将韩国张良的博浪沙行刺视为英雄壮举?凡此等等,可谓人心莫测,谁又能知道了?偏偏这李斯似乎神目如电,寥寥数语便将大局说了个底朝天,博士们一时一身冷汗,似乎第一次明白了重臣巨匠的分量,人人都从心头冒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以今日之议,淳于越之言实属刻舟求剑也。”李斯的声音重新响起,“老臣愿在今日大朝会再度重申: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有治道也。非其着意相反,时势异也。今日,秦创大业,立制于千秋万世,非儒家博士所能知也。流水已逝,行舟非地也。淳于越言三代诸侯制,文通君请编三代王道大典,尽皆楚商之刻舟求剑,不足效法也。是故,废郡县制、行诸侯制之议当作罢,不复再议也。” 
  博士们没有人出声,大臣们却频频点头。虽然嬴政皇帝没有说话,但谁都清楚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气息:这一页就此翻过,废除郡县制之议将永远地沉人海底。 
  “古谚云:庙堂如丝,其出如纶。” 
  李斯的声音再次冷冰冰钻进博士们的耳膜,“今日御前大朝会议政,尚且如此纷纭混乱,传之天下可想而知。凡此等等根源,皆在妄议国政之风。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民当效力农工商旅,士当学习法令辟禁。亦即是说,士子该明白自己当行之事,避开自己不当行之事,做奉公守法国人。然则,今日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议当世为能事,以惑乱民众为才具。此皆不知国家法度也。古时天下散乱,无法一治天下,方有诸侯林立,议论之人皆崇古害今,大张虚言以乱事实;士子修学皆从私门,国家之学不能立足。今我大秦,业已别黑白而定一尊,然私学之士依然传授非法之学。但有官府政令颁行,则人各以其学非议。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宣扬自家学派以博取名声,秉持异端之说为特立独行,鼓噪群下,张扬诽谤。此等恶风不禁,则国家威权弥散于上,私人朋党聚结于下。六国贵族于失国之后依然能兴风作浪,赖此流风也。是故,老臣奏请陛下:禁民人私相议政,去庙堂下议之制,使国家事权一统。” 
  “彩!”帝国老臣们异口同声一喝。 
  博士们却死死沉寂着,没有一个人再试图说话。 
  “有鉴于此,老臣请力行焚书法令。” 
  如同一声惊雷,博士们刷地站了起来,惊愕万分地盯着这位枯瘦冷峻的首相。 
  “好古非今者,尽以史书为据。”李斯对博士们森森然的目光浑然无觉,“为此,老臣奏请:举凡史书,非秦记者皆烧之;除博士宫国家藏书之外,其余任何人私藏诗、书及百家论政典籍者,悉交郡县官署一体烧之。敢有以诗、书攻讦新政者,斩首弃市;敢有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而不举,连坐同罪;令下三十日内有藏书不交者,黥刑苦役。凡书只要不涉政事,皆可保留。民人欲学法令,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这番话如秋风过林,举殿大见肃杀,连帝国老臣们也惊愕得张大了嘴巴却没有声音。如果说去除议事制度与禁绝民入议政,老臣们还衷心赞同的话,那么焚书之举则多少使帝国老臣们觉得过火了。谁都知道,自商君秦法便有焚烧诗书令,然商君之世及其之后,秦国事实上并没有延续这一法令。也就是说,始皇帝之前五代秦王,只有过那一次焚书令,而且远远没有今日李斯所请的这般铺天盖地。毕竟,秦国以敬贤敬士而崛起,老秦人对书,对读书士子,还是从心底里敬重的。 
  “可有异议?”嬴政皇帝的问话仿佛从天外飘来。 
  “灭绝文明,灭绝天理,不可啊……”孔鲋绝望地嘶喊了一声。 
  突然,嬴政皇帝大笑着站了起来。大臣们这才惊讶地发现,皇帝今日是带剑临朝的。嬴政皇帝扶剑走出了帝座,居高临下大笑道:“好个文明也!好个天理也! 
  此话该教那些兼并民田的六国贵族们说说,也该教那些流着血汗为人佣耕的农人们说说!好词都是儒家博士的?儒家便是文明?儒家便是天理?儒家经典便是文明?王道仁政便是天理?好大的口气!好大的身份!何等文明?何等天理?复辟的文明!乱政的天理!朕今日就是要杀杀这复辟文明的威风,灭灭这王道天理的志气!朕就不信,没有这般文胆,没有这般天理,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大秦郡县制就会被取代!六国贵族也好,这家那家也好,谁想复辟,尽可与大秦较量!朕今特诏:丞相李斯所奏,照准实施。这,是朕对复辟者的一道战书!” 
  一番嬉笑怒骂,挟雷霆万钧之势震慑人心,博土坐席区一片沉寂,大臣们却骤然爆发出一阵哄然呐喊:“皇帝万岁——大秦万岁——” 
  三日之后,嬴政皇帝的诏书附着帝国丞相府令颁行天下了。 
  嬴政皇帝的诏书只有两句话:“大朝所议,制日:可。准以丞相府令颁行郡县。” 
  随附的丞相府令名为《文治整肃令》,全部将李斯的朝会奏对化作了实际政令,其包括方面是: 
  其一,废除议事制度。所谓禁议论,这是最实际的一条。要申明的是,被禁止的议事不是正常的朝会议事,而是由皇帝“下群臣议事”的有关特定重大事件的商讨决策制度。就其实际而言,这种议事与其说是一种明确的决策程序,毋宁说是战国论政风习所形成的一种传统。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通行的事实,而且为朝野所认可。所以,若不明令禁止,则有可能在大事不交群臣议决时反而遭受非议。是故,李斯主张禁议论,首先便是废止了最具有传统根基的“下群臣议事”的习惯程式。这便是李斯所说的“禁之便”(禁了有好处)的实际所指。中央国府取消议事传统程式,流播民间的种种议论便没有了强大的传递渠道,帝国决策便很容易保持一致。从当时的情形看,禁议事不能说没有合理性。 
  其二,禁止民人私议政事,尤其严厉禁止“以古非今”,明定“以古非今者,(灭) 
  族!”这个民,是朝臣之外的所有民众,其本意目标当然首指士人阶层。就事实而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强权镇压民众言论的重大事件,其负面影响极为深远。然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禁令明确指定了非议秦政的具体所指:以古非今。从尊崇革新维护革新的意义上说,它充满了不惜以强大权力维护新政成果的坚定性,最大限度地张扬了战国时代“法后王”的变革精神。但是,禁止议论政治本身,却也开启了思想专制的先河。从史料角度说,尚未发现帝国时期真正因“以古非今”言论而被灭族的记载。这一事实间接地证明:这一法令的威慑意义大于实际执行的强度。 
  其三,焚烧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期限为三十天。这一政令的当时含义很清楚:根除攻讦秦政的根基依据。李斯的庙堂对策及其政令,也都同时明确了豁免方面: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此列,官府藏书不在此列,法令典籍不在此列,秦国史书不在此列,各种政令典籍与理财资料(图书计籍)等不在此列。后来的史料证实,这道政令在实施中远远没有政令本身那般彻底。真正的天下典籍,除了藏于洛阳周室的先秦史书损毁最大,可说是基本不存外,其余百家典籍并未损毁多少。主要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官府收藏的诸子百家典籍仍在,二则是散布天下的民间藏书不可能被全部收缴。东汉王充的《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通志·卷七十一》云:“(先秦典籍之丧失)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刘大魁之《海峰文钞·焚书辨》云:“六经之亡,非秦亡也。(秦防儒者) 
  道古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语,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李斯奏对中分明说民间百家语在焚烧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诸子”之说?只能说明,这道政令在实际执行中是有着很大的弹性的。毕竟,这道政令的本质目标是与复辟暗潮相呼应的“道古非今”的政治思潮,而不是藏书本身。 
  其四,禁私学。春秋战国学术繁荣以至鼎盛,私学之兴起居功至伟。帝国政令禁止私学,对中国文明的杀伤力远远大于“焚书”与“禁议事”两项。因为,这是从根本上遏制了文明源头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私学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学弟子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于深山大泽,或得改换名目以继续传授学问。后世史家发掘这一方面的史料极少,只有一条记载,这便是《汉书·楚元王传)的记载:“楚元王交,字游……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子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其五,立官学。所谓“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根基在确立官学。立官学,是禁私学的必然补充。但从实际情形看,秦帝国之初正当战国私学传统极其强大之时,官学在事实上也只能是国家设立的博士学宫而已,各郡县尚没有兴办官学之记载。 
  帝国政令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官学来保持国家政令的统一,来凝聚种种社会思潮。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是以法令为教,以律师为传授教习。两大尚未相通的文明体系,在同一时期采取了本质同一的治理方式,蕴含着何等必须探究的东西,实在值得深思。 
  列位看官留意,公元前213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并焚烧民间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焚书”事件。与其后的“坑儒”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个秦帝国,因此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两千余载厚诬之下,已经无以使后人认知全貌了。人们因此而将嬴政皇帝看作暴君,而将秦帝国视作暴秦。甚或不屑于做任何历史真相的追究了。作为一起有着深刻历史背景,且发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书”事件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已经被后世儒家夹杂着仇恨心理的单向价值评判所淹没了。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单向评判,大大掩盖了“焚书”事件的反复辟的政治本质。在岁月流逝的长河中,一场反倒退反复辟的政治战役,被褊狭地演绎成了一场恶意毁灭文化的暴行。这种评判,折射着我们民族时常痉挛性发作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刻意失察,折射着我们常常因这种刻意失察而导致的种种悲剧。至少,人们已经忘记了,“焚书”事件是帝国新政面对强大的复辟势力被迫做出的反击,是新文明为彻底摆脱旧时代而付出的必然代价。 
  ※※※※※※ 
  ① 《吕氏春秋·仲冬纪》云:“仲冬之月……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命之曰畅月。是月也,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 
  ② 阳武博浪沙,阳武为秦县名,大体在今开封西北。博浪沙为其时驰道路段名,大体在今开封与郑州之间,在今河南原阳县。博浪沙事件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韩国旧贵族张良主谋。     
三、光怪陆离的铁血儒案 
  博士学宫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惊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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