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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最实用的纵横术奇书:帝王学的智慧-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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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其所做的学问叫“儒学”,汉代儒生如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总之,中国古往今来的人才,其类型大抵都包括在上面所列的范围内了。身为部门领导的读者可以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一下手下的人才,努力将人才用到最适合他(她)的地方去。
  《孔子家语》里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品质的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官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帝王君主们要对人才品行的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识才是一门需要领导者兼具相关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大学问,历史上那些成功了的帝王,往往在识才上就占得了先机。

  第8节:除了会识才 还要会用才(1)

  除了会识才,还要会用才
  造器尽其材,用人适其性。用一种人才,便成就一种事业。赵王用赵括而亡国,诸葛亮用马谡而前功尽弃,这些血的教训足以提醒我们对用人的重视。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像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明白。当年汉文帝问陈平:“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并且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夸奖他说:“讲得好!”
  汉代魏相(宣帝时为御史大夫)曾上书说:“我知道《周易》中讲过:‘天地协调,所以日月运行正常,四时相宜;圣明的君臣统治天下配合协调,少有严刑峻法但百姓悦服。’大地运行,生于阴阳消长。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养人才,所以设立柔顺如月的宰相,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则,遵顺阴阳的变化规律,就使日月光明,风调雨顺,寒暑适宜。这三者秩序相得,就会使天灾不作,百姓康乐富足。这就是为什么要顺理阴阳的主要原因。”
  以上道理,在《尚书?洪范》中讲得很明白。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废弃不用的东西变成财富,这样的人要推举他做九卿(相当于现在各部委的部长)。所以,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通达人情事故,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关卡,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诸葛亮的主薄杨颙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讲话、做事符合国家法规,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节”之风的,可以担任君王的老师,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负责司法工作,“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善于评论和研究儒学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师,会写文章的可以让他去研究历史,至于有“骁雄”之才的人,可以去让他带兵打仗。

  第9节:除了会识才 还要会用才(2)

  姜太公说:“嘴里唠唠叨叨,不干不净,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让众人讨厌,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区,盘查坏人,发现灾祸;爱管杂事,晚睡早起,任劳任怨,这种人只能当妻子儿女的头儿;见面就问长问短,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只能做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的,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好用刑罚和杀戮,刑必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遇到坏人坏事就用刑罚来惩治,总想使一群人统一起来,这种人可以统率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话偶尔说一句,知道人的饥饱、劳累还是轻松,这种人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胜一日,亲近贤能的人,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温柔敦厚有长者之风,用心专一,遇到贤能的人就举荐,依法办事,这种人是百万人的将领;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即便出入豪门大户,但百姓也愿亲近他,诚信宽怀,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既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败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好似他的妻子儿女一般,这种人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
  《玉钤经》上说:“大将虽以周详稳重为贵,但是不可以犹豫不决;虽以多方了解情况为能,但不能顾忌太多,患得患失。”这可说是评论将领之最精妙的言论。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的人物,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呢?聪明出众,叫做“英”;胆力过人,叫做“雄”。这是对“英雄”所做的大体上的区分。聪明,是英才本来就应有的禀赋,但是英才倘若没有雄才的胆力,其主张就不能推行;胆力,也是雄才本来就应有的素质,但是如果没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办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使他在事前就有所谋划,但凭其洞察力却看不出行动的契机,这样的人只能坐而论道,不可以让他们去具体处理某事;假如能谋划在先,其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没有勇气实行,这样的人就只能处理日常工作,不能应付突然变故;如果是力气过人,但没有勇气实行,就只可以作为出力的人,而不能作为开路的先锋;再者,如果力气过人,且也有勇气实行,但其智慧不能预谋事变,那么这样的人就只可以作为先锋,不能作统帅。一定要能谋划在先,明察在后,行动果断,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英才——汉初的股肱之臣张良就是这样。气力过人,又有勇气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雄才——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就是这样。综上所述,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两种素质,那就能够掌管天下,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就是这样的人——至于这两个人为何前者成功,后者失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项羽失败了就否定他身上的帝王禀赋。
  量才用人也存在着一个辩证法:一方面,用什么人关系着事业的成败,正如《帝王学》的作者赵蕤所说的“欲观其亡,必由其下。”纸上谈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都是这方面有名的历史故事——赵王用了不该用的书呆子赵括,结果被秦将白起坑卒四十万;诸葛亮用了不该用的马谡而失了街亭,逼得他出兵岐山的行动完全失败,他自己也不得不以唱“空城计”来救急。
  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讲,君主、主将或主管者是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他会用什么人,于是,这也决定了他的成功或失败。正如孙武所说的那样:“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也。”项羽、袁绍之所以失败,刘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从以上四人的事例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样两个道理:第一,“妇人之仁”不可成大事。三国时郭嘉论曹操对袁绍有十胜,袁绍则有十败,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胜败。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他意思是说袁绍这种仁爱是短浅的、没有胸怀的,因为他爱的范围只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太有局限性。他的仁爱并不是从普天下的所有人出发,他没有博爱天下的气魄和勇气,所以他是成不了事的。

  第10节:除了会识才 还要会用才(3)

  类似的话,韩信在评论项羽时也说起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赏,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韩信说这话的意思是,项羽对人很有礼貌,很慈善,总是好言好语,遇到有人病了,还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东西分给他。可是,当遇到该封赏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时,他却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舍得交出去。单从他“恭敬慈爱”、“泣涕分食饮”这点看,项羽的确有仁爱之心;可要是从他“玩印不予”这点看,却是十足的小家子气。所以,他和袁绍有同样的毛病——“妇人之仁”,结果都失败了,遗恨千古。有道是“大仁不仁”,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就应当有博爱天下的胸怀,而且也应该有容纳天下苦困的气魄。目光总盯在一时、一地、一二人身上,这样的人是成不了气候的。
  第二、传统包袱太重,对事业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论袁绍之所以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上背的传统包袱太重了。袁绍有“累世之资”,出身名门望族,这样的世家子弟办起事来,因门第的传统而处处讲规矩,繁文缛节很多,什么事都要先拿出个架子。结果是,既违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亲和,又影响了办事效率。他为人处事的风格远远不如曹操“体任自然”来得好,曹操那种直截了当的作风既顺应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所以,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创造和发展,于是,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再比如,春秋时期著名的宋襄公的例子也十分鲜明地佐证了这一点:宋楚两国交战时,宋军在河岸摆好阵势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军将领要求攻击敌人,宋襄公却背上了贵族“公平竞争”的思想包袱,要等楚军过河并且摆好阵势后再交战。结果,稳定下来的楚军将宋军打得大败,这一战例也贻笑千古。
  到了北宋末年,在宋与金的对抗中,宋人也是由于有前人的传统而十分讲规矩,凡事都要朝臣们商量好再做出决断,可是,正是这规矩害了宋人。据说,当宋廷听说金兵已南下时,就马上商议对策,可没等他们商议出个结果来,金兵就已投鞭渡河,一下闯过了基本上没设防的黄河“天险”。金兵过了黄河,几天之内就直捣汴京,兵临城下。其实,当时金兵人数只有六万,而北宋各路勤王兵马总共有二十万左右,但是懦弱的宋钦宗竟然不让勤王军队攻击金兵,一味求和。按照宋廷君臣的想法,他们认为满足了金人的要求,他们就会退兵。在宋廷愚蠢地赶回各路勤王兵马后,金兵杀了个“回马枪”,又赶回来一举灭了北宋王朝。由此可见,拘泥于传统的办事方法真是害人不浅啊!北宋灭亡时,国势虽然已经衰弱,但是并非没有人才,只是朝廷上有昏君,下有奸臣,人才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结果导致了玉石俱焚的惨剧上演,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令人感叹。

  第11节:知人才能善任(1)

  知人才能善任
  知人才能善任,知人是恰当用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旨在说明知人之难。怎样才能既知其人,又知其心,古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节对这些经验又做了系统的归纳,想研究帝王学,就不可不细细揣摩下面的内容:
  领导将帅的原则是,一定要了解手下英雄的内心世界。然而,了解人是不容易,这是一种很耗费心智的活动。汉光武帝刘秀是很善于听其言知其人的皇帝,但却被庞萌迷惑;曹操是明察将士的高手,还是给张逸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现象相似但实质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上去很聪明,但他们其实并不聪明;而愚蠢得可爱的人看上去像正人君子,但他们其实不是君子;鲁莽的人似乎很勇敢,但他们的品性其实称不上“勇敢”。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他们大多给人一种颇有智慧的印象,亡国之臣也往往表现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混杂在禾苗里的莠子在幼苗时期与禾苗几乎没有区别;黑牛长上黄色的花纹,也很像是老虎;白骨像是象牙,色泽像玉的石头很容易与玉石混淆。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乱真的情况。什么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像多才多艺,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诚专一,可是这种人的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像是很精明,实际上只能添麻烦;动不动答应给人这样那样的好处的人好像乐于施惠,但是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
  当然,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像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有的人外貌温厚和善,行为却骄横傲慢,非利不为;有的貌似长者,其实是小人;有的外貌圆滑,内心刚直;有的看似坚贞,实际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可他的内心却总是焦躁不安。”
  姜太公说:“人有看似庄重而实际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温柔敦厚却做盗贼的;有外表对你恭恭敬敬,可心里却在诅咒你,对你十分蔑视的;有貌似专心致志实则心猿意马的;有表面风风火火,好像是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断而实际上犹豫不决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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