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53-苏醒将医学探索转化成文字黄金的著作-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D小姐突然摆脱了所有这些自动的反应，微笑着“指挥”音乐，要不就站起来随着音乐跳舞：这时所有这些障碍性—爆发性现象就会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放松、灵活还有一连串的动作。音乐必须是连奏；断奏（特别是打击乐队）有时会产生古怪的效果，使D小姐随着拍子跳跃和抽搐——就像一个机器娃娃或牵线木偶。①
①音乐响起的时候，它有整合和治疗的力量，能解放帕金森氏病患者并给予他自由（“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是音乐。”——TS艾略特），这是最根本的，而且在每个病人身上都是这样。伊迪丝；T曾担任过音乐教师，对此她有过很好的展示并进行了极为深入的讨论。她说随着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发作自己变得“很笨拙”，动作变得“僵硬、机械——像个机器人和洋娃娃”，不像以前那样“自然”而“有乐感”了——总之——自己变得“毫无乐感”。她还说，幸运的是这个病“自带疗法”。我挑了挑眉毛，“音乐，”她说，“因为我毫无乐感，所以我必须重获乐感。”她常说发现自己“硬邦邦的”，一动不动，丧失了所有动作的能力、欲望和想法；那些时候她觉得自己“像张静止的照片，像个硬邦邦的相框”——完全是个光学平面，空洞且没有生命。在这种状态下，在这种没有状态的状态下，在这永远的虚幻中，她一直都静静的、无助的，直到音乐出现：“我多年前就熟悉的歌、曲调，琅琅上口的旋律、有节奏的调子，我喜欢和着它们跳舞。”
随着D小姐突然想起音乐，音乐这样自然地来到心中，她运动、动作的力量，以及自己存在的感觉、个性和现实就会突然恢复；正如伊迪丝；T所说的，她现在能够“在相框外面跳舞”——她原来陷在那平直、僵硬的东西中——还可以优雅自如地行动：“就像突然记起了我自己，记起了我自己生活的旋律。”但是，忽然之间，她心中的音乐又会停止，随之所有的行动和现实都会消失不见，D小姐立刻再次坠入帕金森氏病的深渊。
类似的、同样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触摸的力量。有时在没有音乐帮助她的时候，D小姐会完全一动不动地僵在走廊里，这时人类最简单的触摸就能够拯救她。只要有人拿起她的手，或者轻轻地抚摩她来“唤醒”她；只要有人和她一起走，她就能以她自己的方式走得非常好，并不是在模仿或重复谁的动作。但是只要别人一停下来她也会停下来。到1970年底的时候，D小姐经受了左旋多巴、三环癸胺、多巴脱羧酶、阿朴吗啡（以不同的方式和剂量来搭配）的夹击，有时只有这些药，有时还有能够想到的抗胆碱能药物、抗肾上腺素药物、抗组胺剂以及其他各种佐剂和阻滞抗体。她经历了所有这一切，而且她的确服用了所有这些药。“就是这样！”D小姐说，“你们把整个药房的药都给了我。我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摇摆，一会儿进进出出，等等等等。我被他们推、拉、压、扭。我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快到了实际上呆在原地没有动。我不停地展开、收拢，好像一台六角手风琴……”
D小姐停下来吸了口气。她的话无疑给我们描述了一位患有帕金森氏病的“爱丽丝”身处后脑炎仙境的情景。
在帕金森氏病患者身上这样的情况很常见，而且常常被当做“接触反应”而不予重视。T小姐的阐释——实际上也是她的亲身经历——似乎是更存在主义的，也更为“神圣”的。“我不能单独做任何事，”她说，“有了——有了音乐或其他人帮助我——我可以做任何事。我不能自己开始去做什么，但我完全可以分享。你们‘正常人’，你们老在‘行走’，当我和你们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参与所有这些。你们一离开，我就又什么也不是了。”
康德说音乐是“让人振奋的艺术”，而这对伊迪丝；T而言，这完全、也极其正确。音乐有助于唤起她自己的敏捷反应、生活和行动的本体与意志——它们这么久以来已经休眠了很久了。这就是我把这些病人说成“睡着”了的含义，以及我为什么要把他们被唤醒称为生理和存在上的“苏醒”——无论是通过音乐通过人的力量，还是通过化学药物对大脑里“行走”部分的不足之处进行治疗。
常有人问我音乐对唤醒这样的病人能有什么样的帮助，以及那些时候确切地在发生什么。必须要有有节奏的刺激，但是这样的刺激必须“包裹”在优美的旋律中。干巴巴的或者过于强烈的节奏不能被这样包裹起来，它们会引起病态的痉挛；它不仅不能解放患者，反倒会产生强迫作用，因此会出现一种反音乐的效果。缺乏足够节奏力/动感的随便哼唱（D小姐称之为“稀泥般的言语”）根本不能感动她——对她的情感和肌肉运动都没有丝毫影响。这时人们会想起尼采有关音乐病理学的定义：他此时首先看见的是“节奏感的衰退”。“退步的”音乐让人作呕、给人以压力，“健康的”音乐治愈人、解放人。D小姐的经历正是这样；她从来就无法忍受“强烈的节奏”和“稀泥般的言语”，而是需要一种有力的但也“悦耳”的音乐。
倘若一种音乐有力且悦耳，那么，它是不是就能让弗朗西斯；D正常起来呢？决不是这样。能够对她产生正面影响的惟一一种音乐就是她能得到享受的音乐；只有可以感动她的“灵魂”的音乐才能够使她的身体动起来。只有让她感动的音乐才可以让她动起来。这些“动作”既是情感上的也是行动上的，而实质上是自发的（因此它与被动的痉挛和其他病理表现是有区别的）——作者注。这时，D小姐已经清楚地明白左旋多巴成了她的必需品，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左旋多巴的反应变得有限和不明显，而且会一直这样下去；她意识到目前这已是一件无法改变的事情。这个认识标志着她从左旋多巴中完成了“收回投资”，克制住了她那些强烈的希望和渴望——一年多以来它们主宰着她的生活。因此，D小姐不再拒绝，不再假装，也不再期望任何事物（尽管在日记中她有时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示她希望情况可能会产生变化），她从自己的幻想中走出来，回到了现实当中——这是一个双重的转折点，标志着她从自己深陷了一年之久的迷宫中解脱出来了。从这个转折点以后，D小姐与一切的关系都变得轻松多了，理智多了，也愉快多了。她对左旋多巴的态度变得超然而幽默，一切听天由命；对于自己的症状和丧失能力，她的态？ 纫彩侨绱恕Ｋ辉偌刀誓切┓米笮喟秃蟠蠓群米幕颊撸膊辉僭谇币馐独镉靡恢挚志宓奶壤纯创切┓┖蠛廖奁鹕幕颊撸换褂校钪匾氖牵辉侔盐铱闯梢晃煌ü┒阉拿苏莆赵谑种械木仁乐？
破坏者。那些左旋多巴“症状”的拒绝、投射、潜意识、移情、心境和欺骗都像一张壳一般褪去了，露出了里面“原来的D小姐”——她真实的自我。
①这个词（total institution）及其中所体现的很多含义是我从高夫曼的那本出色的著作《精神病院》中借用的——作者注。
②可以简单地提到D小姐的一些“方法”。在她患病的许多年里，她仔细而好奇地观察着自己的各种倾向和症状，还设计了很多巧妙的方法来缓解、克服和回避它们。因此，如果D小姐在行走过程中突然僵硬起来，她会有许多给自己“解冻”的办法：她会在一只手里拿上许多小纸球，这时就可以让一个小纸球掉到地上：这个小白点立刻会“刺激”或“指挥”她走上一步，因此使D小姐可以从僵硬中挣脱，重新恢复自己正常的行走方式。同样地，D小姐发现有规律的闪光、滴答作响的表和地面上水平的线条或标记等都有助于调整自己的步子，而且还可以防止她那不能自制的突然加速或减速——它们都是她正常行动的障碍。同样，在读书或谈话的时候，D小姐学会了在固定的间隔中加强一些字的语调，这有助于避免说话过快、口吃、磕磕巴巴或僵硬。通过这些办法和其他无数的办法，D小姐——她自己，和我，与其他患者，还有和越来越多的对此感兴趣的护士、物理疗法专家、语言障碍临床医学家等一起，经过共同努力——在研究、欣赏自己无限的自我潜能中度过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愉快时光。这些方法是所有有天赋的后脑炎和帕金森氏病患者共同找到和设计出来的，在这些患者身上我学到的东西比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还多。
爱德华；W是一位很聪明的，年轻的“普通”帕金森氏病患者，他常发现自己在椅子上“僵硬”了，“麻痹”了，无法站立起来。更确切地说，是无法直接站立起来。但是他找到了许多间接站立起来的办法。他可以先轻轻地动一下双眼（其他什么也动不了）；然后可能能动一下脖子；接着或许能微微地侧一下身。他只有经过这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动作过程来达到一个点——突然地，并且几乎是爆发性的——他才可以站起来，而每次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即兴创作或重新发现这个过程。不经过这一长长的过程他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但是达到这一点以后，他会突然发现自己知道怎样站起来。到了1970年下半年，D小姐已经能够接受，也渴望接受在“全封闭医院”①进行帕金森氏综合征的治疗，使她能够继续像人一样活下去。如果左旋多巴一直是最好的药物，如果它信守了自己最初的诺言，这些问题——或许——会被回避过去；但是对D小姐而言它并不是最好的。此刻她看到左旋多巴失去了魔力：它是最有用也最必不可少的附加药物，但不再是能完全拯救她的东西。现在她可以正视她自己、我和医院的资源，看还能用这些资源尽力而为做成什么。②
通过这些办法，D小姐使自己适应了使用左旋多巴的反复状况，并积极地减轻自己帕金森氏综合征、紧张症、冲动等等的病理症状。但是还有其他D小姐不能直接适应的问题，它们不是源于她自身：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是生活在全封闭医院中的问题。
苏醒弗朗西丝，D（五）
他一站起来就忘记了自己做过什么——只有他站起来那一刻他才知道怎样站起，这一认识包含在这一行动当中。但是怎样站起这一认识能马上导出其他认识——怎样行走、怎样跳舞、怎样跳跃等等。这一对行动的认识——怎样行动——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都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个隐含的认识，就像语言或语法知识一样。帕金森氏综合征的显著特征就是无法获得隐含知识，无法在内部编写行动程序——有时只有通过一些“小窍门”才能重新恢复这些能力。
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很多症状和特点——特别是“僵硬”——产生的原因是患者深陷在帕金森氏综合征的“世界”里，更确切地说，是深陷在帕金森氏综合征的空虚、真空或精神世界里（就像莉莲；T在《苏醒》这一纪录片里说的一样：“我在空洞的空间里冻结起来”）。这样的深陷有一部分是基于患者麻痹、注意力恍惚——事实上，根本没有值得注意的适当物体。
“治疗”这个的办法（如果可能的话）就是转移注意力使之重新回到现实世界来（现实世界里有很多目标，适合去注意的物体）。有时只要说一句“看！”“看那个！”或“看那里！”就可以释放那呆滞的注意力，把病人从他那空洞、走火入魔的帕金森氏综合征式的注意力中解放出来，使他能够再次在现实世界中自由活动。有时病人可以自己这么做——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大脑皮层来避开皮层下的注意力转移，以弥补皮层下注意力的空虚。这需要意识和努力的参与（在帕金森氏综合征的情况下，没有有意识的干预，通常人不能够再次重复去做自己“自然而然”无意识地发生的行为）——特别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真实的物体、感知的对象或图像上。电影《伊万》极美地展现了这一点，在伊万·沃汉的书中也有所描述。伊万能够跑上好几英里——如果他可以开始动作的话。他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第一步上（这样会加重他的僵硬）；他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物上——什么都行，一片叶子、一件可感觉到的事物；他碰一碰一片叶子就有助于奇迹般地
“解放”他自己。同样地，伊万通过自己直接的意志力可能在早晨起不来；但是他让人在自己床边的墙上画了一棵树。看着这棵树，他就想像着在爬树，拽着树枝让自己往上；这么做他就能够爬下床——作者注。
③在医院严重变质的时候，D小姐有时会大喊：“天哪，他们把这个地方叫做疗养院？如果你问我的话，它就是一个死人收容所！”——作者注。
④《苏醒》一书大部分都是传记体的——它记录了个人服用左旋多巴后的反应。但是这些人肯定不是孤立的；他们都是一个很大的后脑炎患者群体当中的一部分。他们对其他人的反应都极为敏感，而且有时还深受其影响。
这种敏感，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首先导致了1969年春夏的共同欢欣鼓舞的状态。不是只有一个人“苏醒”，而是有50个人“苏醒”，这次有50个人从疾病造成的数十年的与世隔绝中走了出来，突然奇迹般地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并且自己仍然活着，身边是50个其他的里普·万·温克尔（美国作家欧文所写一篇故事名及其主人公）和睡美人。
他们之间迅速发展起了一种同志之情——他们所有的人都曾生活在同样的隧道或地牢中，现在他们所有的人笼统地说，她日记里反复出现的帕斯卡式失踪元素概括了这些问题：孤立感和禁闭感；空虚感和卑微感；觉得自己是一个犯人一样的感觉——被社会关在里面，与社会断了联系……受制于无数可耻的规则和规章；感到自己的身份被降为了一名儿童或犯人，迷失了自己或被一部机器碾得粉碎；忍受着沮丧、悲哀和无力的感觉。
尽管从这所医院一成立开始它就存在着，但这种非人的、枯燥的性质在1969年9月突然变得更加严重，也更为确实。③在其他许多病人身上，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残酷的转变是怎样巨大地影响着病人的临床状态，不仅情绪和态度如此，而且危象、痉挛、冲动、强直性昏厥、帕金森氏综合征病症状等等方面也是如此，当然还有他们对左旋多巴的反应。④
都出来回到了白天明媚的阳光里。突然得到了解放，他们开始一起跳舞、谈天：在《苏醒》这部纪录片中最为动人的几个场面就是刚刚苏醒过来的病人一起跳舞，享受生活，兴高采烈地用餐。他们很高兴地发现彼此都是人——在此以前他们只是病房里挨着的一座座雕像。他们分享了他们的记忆、他们的悲剧、他们的困惑，他们的新希望。他们为彼此一天天更健康也更有活力而欢欣，也坚定了彼此对新生活的决心。因此一整个夏天这里不仅是个人的健康，而是群体的健康，这里还有一种特殊的兴奋，一种共同希望的喜悦。当亚伦；E离开医院时，这种情况达到了高峰：“或许现在我们大家都有望离开这里！”
但是接着在9月的时候又出现了各种磨难。有些是因为左旋多巴暗藏的“副作用”，兴奋起来的时候他们自己的神经系统的稳定性是很有限的；有些是因为这时在医院里出现的种种不好的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