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意义的生活 作者:许佳-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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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老是喜欢问我和A怎么样了，问起来笑眯眯的。B是最早察觉我和A的人——我还没察觉，她就察觉了。那还是在高中里。那时我烦得不得了，一天一天，好像永远没有不一样的明天了。
我们走过一个大草坪。草坪上没有人，空的。不知道为什么，草坪蓝盈盈的，好像一个比较小的夜空一样。我说：“你们这里的草坪挺怪的么。B说：“嗳，襄没城有一次也这样说。这个草坪喔，不管多么风和日丽，在它上面总是刮大风，大得不得了，待也待不下去。”我听了，惊讶地望着那片草坪——真的是蓝色，上面还飘浮着一层蓝冰冰的水汽。有风吗？我站在草坪外面看里面，伸直手——没有风。B说：“没用。进去才觉得到。”真的有风吗？我身上发冷，不敢进去。我想象着蓝风……在我面前飘着A的蓝T恤。
我们荡了一个多钟头，荡到前门时，C已经在那里了——灯光下一个剪影，看上去好像日本漫画里倾城倾国的妖怪一样。冲他走过去的时候，我悄悄对B说：“张斓真是好看噢。你损失了。”B笑笑，不说话，一直走到他面前，才问他考得好吗。C说：“都找到了，在书上。可是我一直想，怎么会那么简单呢？有点心慌。”转个话题问：“去哪里？是吃饱呢，还是气氛好一点，去喝茶？”我们说，去看看，话毕又串到后门去。半路上C说：“有一道10分的题目，书上两句话就说清楚了。我想没这么简单的呀。”
我们长途跋涉，走到一个泡沫红茶坊门外，走得我起劲死了。C说：“这里。”我说：“这里没标价的。”B说：“我怀疑很贵的。”C说：我觉得不会贵的。”B问：“为什么？”C说：“觉得而已。”我说：“屁话。”说着我们就进去了。C要坐像秋千的椅子，B要坐靠背椅，两个人又吵了起来，最后决定坐像秋千的椅子，因为是C请客。里面在放张学友的歌。C说：“咦，是《Linda》么。”我说：“嗯。”我开心得要命，C也开心得要命。
然后我们说话说话说话。说到后来，我们都很绝望。红茶坊里烟雾腾腾，服务生都像鬼一样地飘来飘去。我们也像鬼一样暗无天日地说话，好像我们永远没有出路了一样。C帮B一起问我A的事，问得我走投无路，鬼话连篇。襄没城你现在在哪里？
我的A无影无踪。而在我们的喉咙里，极低极低地滚动着一个大大的怀疑——对将来滚烫的怀疑，怀疑，怀疑。
走出红茶坊的时候，离12点还差40分钟。C说：“你来不及回去了吧？”B说：“她睡在我那里。”我们很高兴，喝茶居然也喝醉了，一路上唱许许多多歌。C一直在唱庾澄庆。B对我说：“你看他模样蛮好，唱歌是一点也不会。真的是一点点也不会。”C走在前面，让我们踩着他的影子，踩得他焦头烂额。他唱，想念你在想念你的夜晚。他唱，好像爱上你wowowo。他的声音掉下去，砸在地上鲜血横流。
高考后八个月（4）
后来我和B挤在一张床上的时候，我说：“我觉得张斓很可怜的。总要那么高兴，很可怜的。”B打了个哈欠，说：“明天早上你要饼干吗？我这里吃的东西太多，都是吃的东西。”我说：“张斓今天兴致那么好，一副不想走的样子。”B说：“是的呀。有什么办法。”接着我们就睡觉了。月光从窗外面照进来。窗上装着栅栏，月光一条一条，铺在墙壁上、被子上、地上、我的脸上，蓝蓝的。
快要睡着的时候，我突然打个激灵，清醒了过来。B说：“怎么？”我说：“没什么。”隔半晌，我说：“舒美，我想襄没城。很想很想。”B迷迷糊糊说：“好呀。”我说：“可是我不敢见他。”B没有回答，我的胳膊感觉到她的脚。我一个人流着眼泪睡着了。
早上我醒来，窗子大亮着。B从卫生间走出来，手里拿支牙刷，满口白沫，面目狰狞地瞪着我，说：“早。”
一个晚上过去，我的梦破了。
高考前十三个月（1）
五月二十七日之重大事件：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要开始学做人了。
在这之前，其实B老早就对我说过十万八千次了。她说：“解颐，你是真的也好学学做人了。”她说这种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她活像我的妈。从前A也说过自己像我爸的。这样一来，A是我的爸，B是我的妈，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我每次把这美好的想法透露给A，他都会很快、很响地反应道：“哦——哟！”过了一会儿，又同样地来一声：“哦——哟！”我说：“干什么？”他说：“什么？不干什么。”他的脸于是飞快地红了一红。我说：“你脸红！”他很镇定地两手紧插在裤袋里，说：“我脸红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有什么稀奇。”
言归正传，B每次要叫我“做人”，我都说：“做了十几年了，吃饭睡觉，什么稀奇？”B就耐心而严肃地教导我：“你不要搞！”我就不搞。B又说：“我说的做人，是非常实际的。就是在世界上，在这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站住脚，站稳，站舒服。”她这样说，就好像是吃准了我没有站稳站舒服。我只好不响。
五月二十七日，我在理书。我把每一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翻，穷翻，翻完了再放回去。后来我拿出来一本英汉词典，是B送给我的，我于是就想到B了，再就想到B要我学做人。我就思考：B凭什么这样要求我呢？
B的名字叫刘舒美，跟一种“SweetMemory”的美国贺卡的中文牌子同名，我们就“舒美”“舒美”地叫她。她这个人做事桩桩顺利，人又好，又会做人，老师同学家长都把她当宝一样，拥护得不得了。我站在书架前面，把B送我的词典翻来翻去，想想B倒的确很好，我是一样也没有她好，可见我是要开始做人了。
我个人认为，我在五月二十七日做出的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非常伟大、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伟大的决定，假如没有第二个人分享，就太可惜了。我就在书架前默念：襄没城，来电话。襄没城，来电话。这样，A果然来电话了。
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决定告诉了A。A问我：“你怎么那么听刘舒美的话？”他对B总是很不客气，连名带姓地叫。我说：“我又没有说是舒美叫我的。我是自己觉悟而已。”他在电话那头用鼻子出气，我听得清清楚楚。我还听见马路上汽车开来开去的声音，好像还有一个人在讨价还价：“二十块，卖不卖？”我说：“你在马路上啊？哪条马路？”他说：“不要管。说出来你也不认识。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意见。你不要总是跟刘舒美在一起。”“干吗？她有什么不好？”“她蛮好。不过你就是不适合跟她在一起。”我笑起来：“那我难道适合跟你在一起？”他那边那个人还是在讨价还价，态度强硬地喊：“二十块，就二十块。”卖主却没有反应。A答道：“你是宁愿和我在一起，也不要和她在一起——你不要用鼻子出气。我这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只好说：“我笑死扩。”“你笑死也不要听她的话。听了没用，懂不懂？”他说。我气起来，说：“屁！”他大声叹气：“哎呀，你不要屁屁屁的呀……”还没来得及说完，电话里“嘟嘟”地响起来，没几下，就断了。
我还是很气，把电话听筒一扔，倒在沙发上看天花板。天花板是雪白的。我明知它被粉刷得很平，可总是觉得看起来有点凹凸不平。我搜寻着想象中凹凸不平的地方，越看越气，越气越心痒，恨不得马上跳上去、飞上去，用一种随便什么方法上去，把它们统统填平。不过我再笨再笨也知道，一个地方填平了，就肯定有另一个地方凹凸不平起来，这样一来，我就只有一刻不停地填，直到累死到万世不得超生为止——这种道理简单得即便是一个白痴用脚指头想也想得出来，真叫人耻于称这种道理为道理。我就是一个只懂得这种道理的人，我这种人确实是只配给像A或者B的人教导、训斥、栽培、修理、批判、改造，等等，等等。
他们都是有丰富理性的人，他们的每根头发都是一只理智的舵，指引他们勇往直前。我是连屁的理性也没有。（A又要叫我不要屁屁屁——我连这点理性都没有。）B叫我学做人，A叫我不要跟B在一起——他们都充满智慧，都是正确的。我呢？我明知道有许多题目该去弄懂，有许多概念该去背熟，有许多笔记该去整理，有许多道理该去领会、吃透，直到滚瓜烂熟，直到学会做人或者学会不听B的话，而我就是不在状态。我情愿这样盯牢天花板，像一个原生动物一样无所事事。我是歇斯底里地不在状态。所以他们都比我思路清晰，比我行动敏捷，比我生活充实——总之，比我好就是了。
像B，她就是比我好的典型代表。我的父母都对她推崇备至，总是要她“教育教育”我，好像把我卖给她了。他们认为B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比我刻苦，比我懂事，比我会做人——连穿的衣服也比我好看。我想我现在跟B这么好，很可能就是由我的父母一手造成的。大概他们认为，即便我一无是处，交了这样一个优秀的朋友，也是一个值得夸奖的优点。我发现小孩确实不该去捉摸父母的心思，因为一捉摸就会以为他们居心叵测，那还怎么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差来差去、教育来教育去呢？的确，的确。
B这个人对任何事都有明确的观点。比方有一次，她说：高中生的爱情是最纯真的，到大学里，就要考虑前途、事业、经济负担能力等等，就不那么好了，可是高中里谈恋爱，因为人不够成熟，就很难成功，所以她宁可留到以后谈。她说的时候，就像她已经上过八十次高中、一百六十次大学一样。我听了，就问她，那么，什么时候的爱情是既纯真又成熟呢？没有吗？她很以为怪地瞄瞄我，说，这种问题，也就只有你会问出来。本来我还想问，难道恋爱是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吗？看到她根本不屑回答，也不好意思问了。我不问，她就请我吃了一份冰淇淋。
高考前十三个月（2）
至于A，他是从来也不请我吃什么冰淇淋的。他总是带我去吃小摊上的臭豆腐干、油墩子、羊肉串一类东西。吃完了，他会很负责地告诉我，这个油已经用了九九八十一天，这个羊肉里也许有细菌，这个冰糖葫芦的山楂是用洗脚水洗的……然后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嗯，蛮好。他就得意洋洋地，脑袋打着圈子说：“所以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总是脏一点的。懂吗？”我说：“哼，毒害少年儿童。”说是这样说，因为吃了父母禁止的东西，我开心得要死。和A在一起，总是开心的——做坏事，怎么会不开心？
A和B，那么不同的两个人，都非常聪明。A喜欢说：那么你想怎么样？而B喜欢说：喏，你应该怎么怎么样。A总是把跟我在一起当成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而B为了我好，言传身教给我许多道理，可惜全让我忘光了。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都在争取我，都好像非把我拖过去不可。五月二十七日，和A通完电话，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我立刻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被重视的快感。
不久以后，我和A有了一次谈话的机会。
是星期六。自从上了高二，学校每个星期都叫我们“从双休日中拿一点出来”，测验。于是我们就拿了一点出来——确切说，是一上午。每个学校都这样：该起劲的时候么拖拖拉拉，不该起劲的时候么一天到晚打我们私人时间的算盘，不要脸。那个星期六，破例没有测验。给我们开了个年级会议，说大家就要升高三，大家有没有考虑过选文科选理科的事情啊？“3＋1”选什么科目考虑过没有啊？明年高考的严峻形势展望过没有啊？等等。要我们赶快回家跟家长商量，决定“3＋1”的科目，准备战斗。意思就是说，要分班了。再说清楚一点，就是大家要各奔东西了。
理书包准备回家的当儿，A走过来，问：“带你去我的小学，好不好？”我看看他。他的脸色灰扑扑的，不是很健康。我说：“好。”点点头。他问：“你不感兴趣喽？”我说：“好好好！”总是这样：你假如不表现出一种欣喜若狂的姿态，人家就以为你不感兴趣。
我们从校门口走出去，走到马路上——就是那条让我逛厌逛腻逛恶心死了的马路。我们走过了许多条马路。经过一家婚纱摄影馆时，我们看见里面坐了许多新娘子，每个人都有化妆师在摆弄。A说：“我以后决不会让我的新娘子在这种地方被画得面目全非。”我说：“你要替她？”他大笑，转而对我说：“你以后是一定要步行结婚的——那么喜欢走路的人。”我笑了两声。他又说：“前面就是我的小学。以前我上学一直经过这里的——以前这里是一家布店，布多得都摆到街面上来了。”我说：“噢。”我是连个布店的鬼影子也看不出来。
A的小学正在装修门面，校门口搭着脚手架，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从脚手架下面走进学校的时候，一直在担心这上边会不会突然掉下来一块砖头，或者一根铁柱子倒下来，把我砸死。A却很自如、很自信地往里走，大模大样，好像他不是学生，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一样。“喂！喂！”从门房里跑出一个老爷爷，大叫。A回过头，很奇怪地看看他，放慢脚步，继续往里走。“你干什么？”老爷爷问。“我过去是这里的，来看看。”A停了一下，说完又走。老爷爷叫：“今天没人，看什么！”我叫：“不要紧！看教室也可以！”A笑笑。我们就这样顺利地走进了A的小学。
“我一年级的时候在这儿。二年级在这儿。三年级、四年级在这儿。五年级在这儿。”A伸展手臂，对着四层教学楼指点江山。教学楼是湖绿色的，玻璃窗又高又大，闪闪发亮，整幢楼看起来真是清凉，像盒薄荷糖一样。我说：“你们这里倒是很好的……很有钱吧？”他笑笑，说：“是吧。”
“喏，我就坐那儿。”“哪儿？”“那儿。第三排，第四个座位。看到吗？”我和A的头凑在一处，贴着门玻璃，往教室里张望。我用了那么大的劲，连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我说：“嗯。噢。你们这里蛮舒服的——连黑板擦也好像很新。”他笑道：“又不是我当年用的那一个。”片刻，又说，“我在墙上踏了总有一百五十个脚印，现在全没了。脚印这种东西，不保险。”
我们参观了整个校园，A又带我走上一道黑洞洞的窄楼梯，跑到大楼平台上，看天。A说，这个地方不大有人知道怎么上来，他上小学时常常在这里看天的，这里是他的天文观测台。我说，天有什么好看？A不响，抬头望着苍白的天空，眼睛一眨也不眨，很久，很久，很久，才开口说：“天么……天是很好看的。”我听了，就和他一起看，也看了很久，很久，很久，除去看见一只鸟飞过去，一无所获——天空实在太空了。A又说：“你不觉得，这个天从我们生下来起，就一直不大对吗？”
我和A，要么嘻嘻哈哈地说话，要么就很沉重地说话。我坐在空荡荡的平台上，同A一道坚执地仰视天空时，就知道，今天将有一场声调很低很低的谈话。A这几天一直不大对劲，神经质的敏感在他脸上冒出冒进——他酝酿这次谈话，已经很久了。
“要分班了。”A说。说着动了动，伸出手，在想象中抓住了天上的一只鸟。“分班呀，分班么就是无言的结局。就是无言的结局。我么总归是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