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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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耶稣会士没有制止基督徒的反抗。
答：“制止反抗”在这里是指什么呢？是否想说耶稣会士没有劝告基督教徒服从主教先生命令呢？如是，那真是错怪我们了，因为我们不断告诫他们应当尊重和服从主教。虽说我们没有阻止他们提出请求并陈述理由，但谁能说我们没有促使其以节制和恭敬的态度来做这一切呢？此间人所共知的是，当多罗先生把他们的请求踩在脚下时，我们阻止了因他的暴躁而可能引发的令人不快的后果。有人能证明相反的事吗？
17。神父们没有让宫廷给予主教以比普通传教士更多的礼遇。
答：事实是，北京主教和科农主教先生抵京时，我们吩咐基督徒和异教徒向他们表示因其身份而应得的尊敬。众所周知，我们竭力让基督徒对主教这一崇高地位产生深刻印象。至于异教徒，要想让他们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对于纯宗教性质的地位抱有完全的敬意，那就没那么容易了。愚笨的人是无法想像感官所感觉不到的东西的。听到诸如耶稣会士在教会中只是干粗活的、其职责局限于指点愚昧无知者和孩子，而对主教们则应表示完全不同的尊敬之类的话，他们觉得很刺耳。此等言论无法说服宫廷，因为在一个异教徒君主眼里，教士的等级并不值得尊重。学识和外在的才干比肉眼看不见的特权更能打动人们的感官。如果说皇帝称赞我们以往的服务并以高于我们身份的规格对待我们，那么，上帝可以作证，为了让他明白主教的崇高地位，我们已竭尽全力。
18。耶稣会士没有努力让宫廷释放科农先生并准其离去。
答：（事实上）我们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以致皇帝对我们表示了愤怒。他责备我们如此喋喋不休地为一个与我们作对的高级教士说项，几乎使他对其也产生了怜悯。我们努力使他明白，人们可以想法不同而仍相互喜欢，何况我们宗教的要旨之一就是以德报怨，科农先生观点虽与我们不同，却肯定无意对我们使坏。但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皇帝毫不欣赏我们的道理；而当我们为盖蒂先生说项时，皇帝禁止我们为其求情。这位教士曾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为此他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幸的是，皇帝还令人进行调查以便为我们洗雪并使盖蒂先生承认诽谤。我们声明，对于不久或许会降临在他头上的新风暴，我们不负责任；不过我们非常希望能予以防止并使他免受影响。
19。北京的耶稣会士粗暴地对待其债主并签订了高利贷合同。
答：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派往欧洲的管理财务的教士已带去最可靠的证据，可证明我们的无辜。这份简短的备忘录不允许我们作冗长的辨析。
20。是耶稣会士促使皇帝让白晋神父担任赴罗马的钦差的。
答：反对我们的人提出这个问题，却没有证据，也永远提供不出证人。再说当主教先生急于从其仆役中派人充当赴罗马的代表时，耶稣会士派他们一名教友去罗马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21。耶稣会士听任主教先生的尊严有时沦落到受辱的境地。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9）
答：此乃主教先生自取其辱。况且，多罗先生与中国皇帝性格不同，这是教皇特使在北京宫廷遭受屈辱的惟一原因。耶稣会士所做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皇帝温和了一点而已。多罗先生暴躁激烈，中国皇帝冷静坚定，这使前者不大适宜与后者谈判。一位赵（Chao）姓官员在向主教先生描述皇帝（性格特征）时已经就此提醒过他。这位官员告诉他：“皇帝宽容（柔软的）缎子，但会粉碎（坚硬的）钻石。对抗过多会使您受到严厉对待，如善于屈从，您将使君主心软。”我们所作的忠实叙述将使一切公正的人们相信，多罗先生本人是谈判失败的惟一原因。他的随行人员特意撰写的日志将会证明教皇特使粗暴而反复地对抗皇帝旨意的事实。在中国，对君主稍有不恭便罪不可恕；那么，屡屡抗旨不遵同时又缺乏殷勤会导致何种后果呢？我们偶尔可以使君主的不快不表露出来，但我们岂能让他永不发作？我们利用自身影响努力获得的是：君主对多罗先生始终不失慷慨大方，而且后者离京的费用仍由宫廷负担——正如他自广州来京时一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1）
艾若望先生对其在中国四川省遭受的迫害的叙述
（迫害自1769年5月30日延续至1777年6月29日。本报道是他本人在获释后撰写的；关于获释的情况，在书简集第十三卷即中文版第五卷。——中译注中已经刊登）
摘要篇首说明1。中国城市分为三等：一等城市在其行政辖区内可包含多个二等和三等城市。二等城市的主官有权管辖和都察三四个小城市。三等城市仅管辖一个县或直径约15法里的一个区域。我被捕时所在的荣昌（Yuntchong下文中还写作“YunTchang”、“Yuntchan”、“Yunchang”等。——中译注）便是这样的三等城市：它位于四川省东部，属一等城市重庆管辖。
2。在第四等原文如此。与前文有明显冲突。——中译注城市中，只有四名官员：第一位是主官，称为“太爷”（Taiye）；第二位类似于骑警士官，称为“八爷”（Paye）；第三位负责督察读书人和贵族，称为“三爷”（Samye）；第四位称作“老爷”（Laoye），类似于主官的副手或代管人。此处所及均为非正式称呼，按照清代官制，其与正式名称的对应关系为：太爷—知县，八爷—把总，三爷—训导，老爷—县丞。第一类城市的主官称为“都察爷”（Touthaiye）。
3。该省每个主要地区还有一位高级官员，称为“道爷”（Taoye）；他有权管辖该地区的所有城市和所有官员。我被捕时所在的东部地区的道爷是当今国丈（皇帝的岳父），因宫廷觉得他在朝中不太安分，所以将其贬到四川。
4。我需要提及的一些刑具是：A。夹棍（KiaKouen）；这种刑具由三块坚硬的木板组成，其一端连在一起，但各自又开合自如。人们把（受刑人的）脚踝嵌入木板间夹紧。木板上有凹陷的窝用以固定脚踝。夹我脚踝的木板上有一侧的窝不合适，这增加了我的痛苦。B。掌脸用的刑具由两块状如我们欧洲鞋垫的牛皮组成，尾端缝在一起，其余部分是分开的；施刑人拿着这种刑具的尾端打犯人耳光。C。竹杖是用直径约2法寸的大芦竹做成的：将芦竹一劈为三或一劈为四，再做成长约5至6法尺的竹杖。施刑人用竹杖靠近根部节瘤多的一端使劲抽打受刑人裸露的臀部。击打受刑人脚踝时，施刑人把前者脚踝紧压在石头上，然后用长约1法尺、厚度为1法寸半见方的棍子敲击。
5。该省首府是成都，主管全省称为总督的官员常驻于此。他上面还有一位大官称为按察使（刑事长官）。原文如此。按照清代官制，总督为正二品，而按察使为正三品。全省各地的要犯均需带到他们面前受审，案件笔录随之应送往北京，死刑或流放的判决需经北京核准后方能执行。
6。被我称作“打手”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追随官员左右，行使类似于欧洲法警的职责。他们分为一帮帮或曰一队队轮流值班；由于缺乏其他字眼，我称其头目们为“队长”。
7。该帝国中有一个与当今王朝作对的反叛教派——白莲教，他们暗中骚动，不时在各地作乱。他们被指控行使可怕的巫术，官府则以种种酷刑惩罚他们。
1769年，即我施行圣事的第一个年头，我在安岳（Nganyao ）县城被告知，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一个铜匠，其三个徒弟中最年轻的一个约十七岁，他非常希望信奉基督教，但患了虚弱症已生命垂危。听到这一消息后我连夜赶到了这个年轻人家里。我让人把他抬到人们为我准备的房间里，以便更从容地与他说说我只想跟他讲的一些想法；但另外两个徒弟也想听我说话，而且他们的师傅也加入了进来。我跟他们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向其说明了偶像的虚空并使其认识了作为万物创造者和所有人的仲裁者的上帝的存在。我还告诉他们必须崇拜和侍奉上帝，方能享有天福、免遭永罚。说罢，我问病人对我的话作何感想。他告诉我他一字不漏地记下了我的话并希望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我留在这个可爱的孩子身边照顾他，直至他死去。他的顺从和急于了解宗教的热忱给了我极大安慰。受洗后过了几天，他满怀最虔诚基督徒的情感去世了。铜匠和他另一名徒弟也信了教。另外两个人获悉此事后希望学习我们宗教，经过教育和常规考验后，他们也入了教。我随之离开该地，去探望更远处的基督教徒。
回到离开了三个月之久的安岳后，我听说铜匠已不在那里，他已返回老家荣昌县了。我心中惦着他的归信，因此派人去寻访；他反倒找上了门，告诉我不仅他自己，而且全家五个大人及几个孩子都想入教。他已尽可能对家人进行了教育，因此向我保证，只要我肯去他家——他热切地恳请我这样做，他们都将成为基督徒。我比他更希望去帮助他们，但为避免无益的周折，我问他目前是向谁租种的土地，他说是向一位亲戚租的，此人已知道他归信了基督教，因此这方面无任何可担心之事，甚至邻居方面也不必担心，还说他一切都考虑过了，我可以跟他去。其实他弄错了；但我信了他的话，所以决定跟他去。
跟我同行的是一名十七岁的初学教理者，名叫安德烈·杨（André Yang），其父是教我当地方言的一位基督徒。我还带了另外两名信徒，一个叫OangtseKoui，另一个叫ThangpeKouen，以便令其担任我将为之施洗者的教父。此外还有两人也愿陪我前往。我们一起离开了安岳城。5月24日，即圣体瞻礼节前夕，我们到达了铜匠家所在的县。
刚到不久，我们并不提防的租给铜匠家土地的地主便以拜访为名前来探听虚实了；他问我们是谁以及什么是我们的宗教。基督徒们以他们认为得体的话作了回答；我则避免在他跟前露面。他问我们是否有宗教书籍，有人给了他一本中文版的反对偶像崇拜的小册子。他拿起书便走了，并说不久还要来而且可能也会信奉我们圣教。
5月30日星期二上午，他果然又来了，还带着他召集的四五个异教徒。他们把我们拿下捆绑起来，要把我们送往荣昌县城，扬言要从县官那里知道究竟我们的宗教是正确的抑或是一种迷信。他们还把铜匠、其兄弟和内兄弟这三位新信徒也抓了起来。我亲吻着套在脖子上的绳子，同时想保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因此将其藏进了一只袜子（当地的袜子很宽大）里。但他们发现了这一切，愤怒地把它夺了过去，留作控告我的物证。这样，我只剩下放在钱袋里未被他们看见的一盒圣物和一盒圣油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2）
傍晚时分到达县城后，我们的案子被交到了（县丞）老爷手里，因为知县不在。控告人起草诉状之际，我们被看押在一家客栈里，在那里遭到了成群结队围着我们的异教徒的纠缠和嘲笑。约过了两个小时，有人把我们带到了老爷跟前。地主和他的一个亲戚（向老爷）作了自我介绍，随之呈递了控告我们的诉状。老爷答道，他感谢他们热心公益，还说把我们这样的人送到他这里提起诉讼，这样做非常明智，因为我们的宗教与白莲教肯定是一丘之貉。接着，他传唤了铜匠，要他交待我们的教理和经文，最后还让他说出教他的人是谁。为不连累我，铜匠便说是一个叫Oangthiensio的中国人教他的。有人马上把这个中国人带了上来；他告诉老爷，铜匠在他家里时自己确实对铜匠谈起过我们的宗教而且解释过教理。老爷当即命人将这个可怜的中国人掌颊二十，接着便问我来自何方。我告诉他自己是欧洲人。“你到这里干啥？”他又问道。“我来布讲基督教。”我对他说道，“而且，它不是您所知道的那个白莲教。我们的宗教是皇帝承认的，甚至宫廷里也有欧洲人跟我一样在传教。他们在北京有开放的教堂，人们于其中公开举行我们圣教的活动，康熙皇帝当初差一点也信了教，帝国各省皆有基督教徒，凡了解教理的人从未像老爷您这样将其混同于可耻的白莲教。”
于是，老爷又问我们的宗教有何用处。我答道，它可使信奉并实践它的人免遭地狱永罚并引导他们得享天福。他还问我们是否不崇拜偶像。当我愤怒地以使他无可辩驳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后，他说道：“听你说来，你的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了？”“是的，”我告诉他，“它是不可或缺的。”他又道：“你大老远到我们帝国来传播宗教，图什么呢？”我答道：“除了我对上帝的爱以及因为上帝而对众生的爱以外，我什么也不图。”——“你有父母吗？”——“只有母亲还健在。”——“你为何不留在母亲身边伺候她？怎么能认为容许信奉者抛弃父母的宗教是一种好宗教呢？”我答道：“我母亲不需要我伺候，她非常乐意我到这里来传教。”这时，他拿起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要我解释这一圣像。我尽可能对他作了说明后，他又想知道我在哪些地方传过教、信徒有多少。我列举了姓Toan的一户人家及另外几个人，不过是笼统说的。或许我最好一个名字也不说出来，但我认为这样说是合适的，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像那些谋反者了，因为这些人是不肯说出与之过从甚密并与之有交情或利害关系者的名字的。我觉得应当显得爽直，因为这种品质适合于坚信自己无辜而且不怕让人了解自己的人。说这些，是想表明我内心的想法，而不是自我辩解。倘若我在这一场合应答有误，请阅读这一叙述的人为我求得上帝宽恕。此外我要表明，我在此既要讲述上帝赐我的恩典，也要说说自己的疏失。这便是我忆及的第一次审讯的全部情况了。
在我之后，他们传唤了与我形影不离的年轻的安德烈·杨。虽说我记不清他的全部回答，但我记得他与我所说的甚是契合。事毕，老爷下令将我们投入牢房。
第二天即5月31日，老爷携打手到我被捕之地搜查我的物品，在那里发现了我做弥撒用的全套器具，只有圣餐杯幸免——它已被人小心藏了起来。看到祭服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我是白莲教中人了。祭披被当成我的“皇袍”，祭台前部成了我“御座”的饰物，烤圣餐面饼的铁器成了造币工具，我的书籍则被视为巫书。晚上返回县城后，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手下人，其中一个照例来给我们重新上锁时向我预示，我死期已近。果然，除锁链外，有人立即给我加戴了一个铁颈圈，此外还有一根1法尺半长的铁棍，一端连着我的颈圈，另一端与我手铐相连，使我的双手派不了任何用场，因为老爷认为我是巫师，他要剥夺我兴妖作怪的能力。当晚，他让人在我衬衣内侧盖上他的官印，然后命人对我作更严格的搜查。因此，我此前保留的圣物和圣油盒就被拿走了。老爷执意把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