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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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上便是您想要的详细情况。我严格遵循您的指令，但我祈求您向上帝请求我的圣化，让我能超脱自我，获得苦修精神。当我把自己都并未很好实行的东西教给别人时，当我激励别人的热忱而自己却如此冷漠时，我常常会感到脸红。先生，我指望您祈祷的佑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1）
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
第一款
当多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先生被任命为赴华教皇特使（Lgat）时，他从罗马致信闵明我（Garimaldi）神父，请他从中国方面为其获准在该帝国某个港口上岸的许可，甚至还请这位传教士帮他出主意。教皇特使这封信函写于1702年2月7日。闵明我神父通过多种不同途径给多罗先生作了答复，信件是在福建和广州寄出的，他在这些信中向教皇特使诚恳地谈及了履行特使职责期间值得担心或可以指望的事。
多罗主教先生1705年4月8日抵达广州之际征求了当地最资深的一些传教士的意见，因此决定隐其头衔，待时机合适时再予以公开。然而他又让人致信在北京的传教士，说他将前往南京，他们可以把给他的信寄往该地。这一决定不久就改变了，因为他听信了与大家意见相左的几个人的劝说。他致信在北京的传教士，让他们不由分说地通知（中国）皇帝：安塔基亚（Antioche）主教业已抵华，经教皇陛下赋予全权，前来各传教区巡视。从这时起，除了给闵明我神父写信，请其向他提出他自己认为适当的忠告外，主教先生就再也不向任何在京的传教士问计了。人们明显感到，在下达了令人绝对执行其命令的指示后，他已听不进与其意见相左的话了。他还让我们推荐一名耶稣会士担任南京宗座代牧主教，然而他并非不知道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无法满足其愿望。
遵照主教先生第一道命令，我们给正在鞑靼地区的皇帝写了两封信，请求皇上准许主教先生在华行使其职权。中国方面对开头两封信未作任何确切答复；对我们的第三封信，中方答曰不准（主教先生）入宫；最后，作为对我们第四封信的回答，中方准其入宫。皇帝降旨让教皇特使身穿鞑靼服装并为其支付进京费用。有人在罗马及别的地方散布谣言，说供职于中国皇宫的传教士阻止教皇特使进入该王国；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或至少应该让这些人闭嘴了。
多罗先生9月9日自广州启程，一路上到处受到隆重接待。然而，由于给他提供的运送他进京的船只大而笨重，他抵京时间晚了一点。传教士们早已唤起了皇帝会见一位拥有教皇特使这样崇高头衔的人物的愿望——因为我们使中国皇帝陛下对这一头衔产生了强烈印象；如今这一愿望的实现也要晚些时日了。将近11月中旬，皇帝专门派人赴广东省原文如此。地名可能有误。——中译注，以加速其行程为名对教皇特使进行观察。当月25日，他又派皇子胤祐（CumYo）及总督之子前去迎接特使。京城三个教堂各派一名传教士陪同这两位官员。他们在离京24法里的地方见到了主教，由于河道冰封，后者被阻挡在那里无法继续前进。他们由陆路把他领进了京城，12月4日，主教抵达北京。多罗先生被安顿在皇帝于其宫内为传教士建造的寓所中，以使其更便于得到宫廷的恩惠。事实上，教皇特使逗留北京期间，其生活必需品均由皇帝出资拨给。鉴于主教的一名仆人刚刚去世，皇帝应特使请求给了他一块地方作为墓地。特使由此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建一座在京意大利传教士的教堂。有人已经把这块墓地称为意大利人墓地了。本来，如果在原先指定供欧洲人使用的墓地中接受一份墓地，那或许更为恰当，我们也把墓地给过主教，但他却要一块新的，以此向十分敏锐的君主表明，他与我们有某种区别。
皇帝派了密探观察这次下葬与基督徒通常的葬礼有否不同；当得知有不同时他很生气，不过丝毫没有发作。相反，他给主教送去了御膳用的两只野鸡。尽管皇帝当时龙体欠安，但居然准许主教前来见驾——这是未有先例的恩典。皇帝是在离第一道宫门不远的一个园子里接见教皇特使的，这样就能让后者不必费力穿越宽大的庭院和长长的走廊了。这一天是12月31日，多罗先生第一次获准面见皇帝，其所有随员及北京所有传教士均伴随着他。考虑到他的身份和疾病、他须从中通过的各式仪仗队列，奉旨准他免按华俗施礼。因此，他以跪拜方式向皇帝陛下致意，这种方式在欧洲是被视为表达崇敬之情的。皇帝让他在一叠垫子上就座，问他教皇是否安康。皇帝是以令我们高兴的仁慈亲切的神态做这一切的。这种接见在欧洲可谓寻常之事，在中国却被视为奇迹般的恩典了。皇帝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教皇特使的好意：他让宫中最高贵的爵爷向特使献茶，还亲自把斟满酒的杯子交到特使手里；最后，人们为特使摆上了一桌有三十六道精美菜肴的宴席，而皇帝几乎没有动这些菜。这桌宴席后来被送到了特使寓所。晚宴后，大家交谈了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接着皇帝请特使说明此行目的。他用了相当长时间倾听特使高谈阔论，当后者离题时还善意地把话拉回正题；最后，他以皇帝身份请特使相信他。
可以断言，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对外国使节的接待可与对多罗主教的接待相比。如果新来的欧洲人因不了解中国宫廷习俗而对此无法相信的话，那么所有鞑靼人和汉人对此是确信无疑的，皇太子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新年开始之际，人们看到皇帝再次对多罗先生表示了善意。1月1日，皇帝许诺将给教皇送礼；次日，他就派人交付了礼品。他还派白晋神父代表他向教皇送礼；主教先生则派沙国安（Sabini）先生以其名义前往罗马。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只负责那些最不重要的礼品，因为我们在京听说将有船只驶往欧洲，皇帝把最珍贵的礼品留着由送主教先生回去的船只运送。
这时，皇帝陛下要去冬猎自娱了，由于主教先生觉得不宜陪驾进行娱乐性旅行，人们就请他派某位随员去见证这场盛大的活动。官员们则奉旨每隔三天就给健康欠佳的教皇特使送食品。
春节已近，我们开始担心宫廷对主教先生的馈赠有所减少，尤其怕皇帝于每年辞旧迎新之际分发礼品时对主教先生的礼遇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高。当看到除夕降临，皇帝方面却毫无送礼迹象时，我们更担心了。然而，陛下却命人给主教先生送来了一条硕大无朋的鲟鱼，此外还有其他鱼类、几只鹿、野猪、野鸡以及一桌宴席，桌上银器餐具十分漂亮，菜肴比前次更为丰盛。运送礼品的礼车真是再漂亮不过了。
2月26日，皇帝请主教先生观看在一座行宫中施放的焰火。由于多罗先生身体一直不适，皇帝命人抬着他穿过园子，让他坐在舒服的位子上，还请他听太监们演奏的音乐——这些乐曲本来只让太监们在妇女闺房中唱的。最后，皇帝让主教在其行宫过夜，两名官员在其房前彻夜守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2）
初春时分，皇帝移驾北直隶省，以便在彼猎鸟娱乐，因为那里有大批水鸟。这是气候宜人的季节里的一种游乐，皇帝通常于赴鞑靼地区避暑前进行这种消遣。皇帝不在京城时，主教先生从皇太子那里获得了同样的馈赠和礼遇。5月里炎热的天气引得主教先生想去洗温水浴了，众人也认为这于他的健康十分必需。于是，他在一名官员陪同下前往温泉浴场，后者为他准备了舒适的住所。皇帝常打听他的健康状况；6月10日前后，皇帝派人召他前来话别。主教先生因病情加重而无法见驾，于是两名三品官员奉旨寸步不离主教先生并随时将其情况报告宫中。一听说他已康复，皇帝立即给他送去一份礼品（这是中国人对康复病人的习惯做法），其中有十五只狍子和一斤珍贵的人参。
得知皇帝又将前往鞑靼的消息后，多罗先生不想错过再见一次陛下的机会。他在皇帝一座城外行宫中受到接见，一批官员十分排场地把他带到了那里。皇帝始终记挂着主教先生身体不适，因此准他依其方式由其随从们伺候。随后，有人把他引进一个内厅，他在张诚和徐日升神父扶持下行了大礼后便在皇帝面前落座。接见时皇太子也在场，此外还有皇帝第九子和第十三子及几名廷臣。谢过皇帝美意后，他被邀请于次日参观皇帝的乡间行宫及皇太子的几个花园。
主教先生在所有场合均受到了最高的礼遇。皇太子在其花园里亲自作陪：他命人准备了两只小船在园中水面上泛舟，一只给主教先生，另一只供皇太子乘坐。太子的船有时驶在特使前面，仿佛是为其引路，有时又与其并驾齐驱，以便与特使交谈。之后，太子还以可口的清凉饮料款待多罗先生。特使随之告辞，离开时博得在场所有人一片掌声。这是效力宫中的传教士们为一个外国人谋得的一次奇迹般的接待。不少人甚至窃窃私语：一个伟大帝国的储君如此不拘礼节，简直有失身份。
确实，这是上帝本身打动了皇帝的心，使他善待多罗先生；不过可以说北京的神父们为了使皇帝如此敬重教会，同样也做了许多工作。不信基督教的人们因此作好了准备，愿意信仰在异教国家宫廷中也备受尊敬的这种宗教了。但愿皇帝一如既往地以同样的礼遇对待主教先生！尽管在两个月中皇帝觉得受到了顶撞，但他并未拒绝宽宏大量地对待主教：宫廷始终免费为他提供食品，而且正是皇帝出资把他送回广州的。
第二款（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我们在这一款中仅限于说明，多罗先生抵京时曾向传教士们暗示，他认为罗马（教廷）已经下达了通谕，用以裁决令人不快且使其分裂的争论。传教士们请求主教大人使其了解通谕内容，甚至请他宣布通谕，同时保证：为了服从教会，他们可牺牲传教区的利益，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教皇下令，他们甚至可以放弃中国。
有关这些争论的其他细节，我们就不谈了，因为我们自行规定必须尊重教皇命令，而历代教皇皆禁止谈论此事——无论直接或间接谈论均属禁止之列，而且下令绝对服从他们。
第三款（主教大人在北京宫廷几次谈判中的行为方式）1705年12月25日，皇帝派人询问主教出使目的。皇帝对其帝国中发生的一切均洞若观火，他不会不知道我们不和的缘由。因此，当看到教廷特使到来时，他很容易想像这无非是为欧洲传教士们重新言归于好。于是，他派员告诉特使，远涉重洋6000法里，势必负有重要使命，他有必要了解这一点。主教答道，他来中国只想代表教皇感谢皇帝陛下，因为陛下很乐意保护基督教和传教士。主教先生本可以把出使的真正目的说得更清楚些，但沙国安和阿比亚尼（Appiani）先生阻止了他。最后，他决定让皇帝知道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不过要秘密地、通过官员们的渠道让皇帝知道。12月26日，他把一份用意大利文写的致皇帝的陈情表交于几位官员之手，随之在一次秘密会谈中又向他们表示，他前来是要视察北京的神父们。当天晚上，我们从主教本人处获悉，皇帝曾向主教阁下担保，在宫中效力的神父们品行端方，因此只准他去视察分散于外省的神父。这一切发生于特使呈上的意大利文陈情表译成中文之前。我们很快就会谈到这份陈情表的。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3）
12月27日，官员们告诉主教阁下事情办结了。“事情办结了”一语令特使大喜过望，他以为皇帝允准了陈情表中提出的一切。基利亚尼（Kiliani）和其他神父觉得应该对他这股高兴劲儿稍稍泼点冷水，于是告诉他，中国人这种说法仅表示事情正在办理。他们还让他明白，既然陈情表尚未中译，皇帝很难这么快答应他一切请求。下面是译自意大利文的这份陈情表的原话：
遵照皇帝陛下旨意，我愿禀报陛下：教皇陛下虔诚地希望陛下灵魂得享永福，并热切希望与陛下的宫廷永远保持联系，且随时获悉陛下本人的消息；教皇陛下愿把一切事情告诉陛下，尤其要把一切能使陛下高兴的事通报于您。为此，教皇陛下希望派驻一人于此，此人应十分贤明、廉正且精通教理，其身份是所有欧洲传教士之总会长（Supérieur général），他既要满足教皇陛下和皇帝陛下的意愿，又要确保传教会的良好管理——至今为止，陛下以其保护、儆戒和仁慈的忠告已经为这个传教会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皇帝急于读到这份陈情表，因此，当满文翻译仅及内容的一半时就命人进呈御览了。读罢全文后他说道：“这只是些无谓的要求，难道主教没有别的事要在这里谈了吗？”廷臣们对皇帝的洞察力都深为惊讶。
12月28日，官员们转告主教，皇帝认为这位总会长应是宫廷熟悉之人，他至少应在宫中呆过十年且熟知宫中规矩。官员们还以十分恰当的理由论证了君主这一意见。这一消息对主教不啻晴天霹雳。他神情暴躁激动（我们很希望将此归咎于他的疾病）地大声说道，人们昨天全答应了他，今天却又全部拒绝了，一定是皇帝通过某种渠道接受了新的影响。徐日升神父预见到这种激动会有何种后果，因此谦恭地请主教先生别说任何会使皇帝伤心的话，因为说到底，君主昨天未许诺过任何东西，所以今天也就什么也没有拒绝，他只是提出条件以便实施主教的请求而已。主教对徐日升神父的见解感到不快，便接口道，他说话时不希望被人打断，还说他希望自己刚才的话被译出来报告皇帝。见此情形，张诚和徐日升神父决定沉默，尽管他们知道主教这番话将带来不良后果。于是，阿比亚尼先生给官员们写下了（主教的）书面答复。官员们一看这份答复，脸上便露出了愤怒和痛苦，他们大声说我们对其主子、对举世最伟大的这位君主缺乏尊敬，还埋怨道，指责君主朝令夕改便是指责他性格轻率。为了更尽情地宣泄对我们的怨气，他们退到了另一间屋子。这时，单独与主教先生呆在一起的徐日升和张诚神父适度地向他指出，在这个宫廷中需要一种更适当的谈判方式。闻听此言，主教再也克制不住了，他怒斥徐日升神父，轻蔑地说他三十年来从事的不过是皇帝身边卑贱的手艺人职业。他强迫徐日升神父发誓说实话，最后又让自己的助理对他进行审查。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