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聘-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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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宽是下午五点半才从万人招聘大会现场回十元店的。今年的万人招聘会没有像往年那样在高交会馆举行，而改在体育场，据说本来打算跟去年一样，仍然在高交会馆举行的，因为这样可以巩固高交会馆的品牌地位，但是后来正好赶上要召开国际商品采购大会，有关方面权衡利弊，最后在“一切以效益为中心”和“最后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人才的战略是长远的战略，既然是长远的战略，那么就不用着急，就不如先让位于当场就能产生效益的采购大会。后来的实践证明，有关部门当初这样的选择是英明正确的，至少在地理位置上是科学的。因为参加采购大会的主要人物都住在五洲宾馆，五洲宾馆跟高交会馆只隔了一个深南大道，近，而参加万人招聘大会的人才们主要住在八卦岭，准确地说主要住在八卦岭的十元店，并且体育场恰好跟八卦岭就隔一条上步路，更近，如此，有关部门的英明决策无疑为采购人员和被采购的大学生们都带来了方便。比如现在，就给郑大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为郑大宽从会场回十元店连坐车都免了，就跟他上午步行来的时候一样，现在再步行回去。
郑大宽从体育场步行到十元店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六点。深圳的白天长，六点钟还是白天。所以，郑大宽并不着急，先到走廊上的记录板面前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面试通知，或看看有没有娄丽琴给自己的留言。看看没有，想着娄丽琴或许直接在驳皮树下的露天咖啡桌那里占位置等他，于是，重新下楼，来到昨天享用晚餐的地方。却没有找到娄丽琴。
没找到，但是郑大宽并没有着急，想着一天要面试三个单位，回来迟点是很正常的，等等呗。于是就等等。这样等了一会儿，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这样一个人占着一个位置干坐着，与周围的气氛极不协调。一是别人都是三五成群有说有笑，而他一个大老爷们在这里坐着，傻。二是别人在这里都是吃东西，看着别人没有办法享用桌子，把东西摊在地上吃，自己空占一个桌子，实在有占着桌子不吃饭的嫌疑，跟那句不文明的比喻差得不远了。再说，看着别人吃，自己也就饿了。想去买，又怕自己刚走，娄丽琴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如果找不到他，肯定会着急。为了不让娄丽琴着急，或者说为了占着位置，郑大宽只好厚着脸皮等着。但是，继续这样等待，光靠脸皮厚还不行，脸皮同意了肚子不同意。最后，肚子终于跟脸皮联合起来，共同促使郑大宽拿定主意，敦促他先回到十元店，看看有没有自己的电话留言，不管是通知面试的留言还是娄丽琴的留言，没有，就自己给娄丽琴一个留言，告诉她自己在露天咖啡桌等她，然后折回来先进好又多量饭买点吃的喝的，再回到这里慢慢等桌子，等到桌子后就再也不挪窝，反正可以边吃边喝边等待。
等到郑大宽重新等到位置，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天一黑下来，郑大宽看看表，已经八点了，想着娄丽琴说不定已经被用人单位正式录取了，这时候说不定人家老板正在为她接风洗尘呢，于是，干脆自己先吃，边吃边等。
虽然已经饿了，虽然开吃之前还特意做了心理暗示，但是今天的郑大宽怎么也吃不出昨天的味道来。郑大宽一边吃一边想。想着娄丽琴今天面试会遇上什么样的事。按照郑大宽自己的人生经验，既然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应该说是好事情，如果没有被录用，一句话就行，可能早就回来了，不录用比录用要省时间。但是，即便是已经被录取了，并且录取她的单位还很热情，录取之后又请她吃了饭，那么也应该来一个电话呀？当然，他们都没有手机，所以来电话可能不方便，但是，十元店的电话是有的，可以用聘用单位的电话，或者找一个公用电话，给十元店一个留言也行呀。难道她想不起来这样做？不会的，昨天她的三个面试通知就是这样传达的，而且十元店的电话号码也是她自己写在人才招聘表格上的，难道还想不起来？
这样想着，郑大宽就紧张起来。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来深圳，不但是他第一次来深圳，也是娄丽琴第一次来深圳，既然是第一次来深圳，人生地不熟，一个女孩，一大早出去，天都黑了还没有回来，不但人没有回来，连个声音都没有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会不会招聘单位是骗子？会不会娄丽琴去了之后就被……郑大宽不忍心往下想了。这时候他后悔昨天太粗心了，居然没有想起来把三个面试单位的电话号码和单位名称都抄一份下来，如果当时抄一份下来，现在至少可以打一个电话过去询问一下。再说，假如万一真的有什么事情，现在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郑大宽彻底紧张了，具体表现就是脸色比当时的天色还要灰暗。他很想找一个人说说，或者说是跟某个人商量商量，分析分析，但是，抬眼一看，没有一个熟人，哪怕是有点面熟的人都没有，比如昨天晚上在这里搞庆贺的那几个人，也没有。
郑大宽心头一紧，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眼看着天黑了，一种从未体味过的孤独感油然升起。
突然，急中生智，他快速返回十元店，因为十元店里面住的那几个人多少还能算是“熟人”，至少他们住的那个十元店的老板娘应该算是熟人。
郑大宽一口气跑上六楼，慌里慌张地把情况对老板娘说了。老板娘一边安慰说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一边也自言自语地说：她应该来个电话呀。
老板娘一个简单的自言自语，更加深了郑大宽心里的恐惧。
“要不要报警？”郑大宽问。
正在这时，娄丽琴回来了。
第一章要跑我跑
4
郑大宽见到娄丽琴的那一刹那，心里一阵怒火没有压住，大吼一声：“你跑到那去了？！怎么连个电话也没有？！”
郑大宽的声音很大，不仅把娄丽琴给震傻了，连老板娘也吓了一惊。
这是郑大宽第一次对娄丽琴发火，事实上郑大宽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发过这么大的火。后来，冷静下来之后，郑大宽和娄丽琴分析，当时除了因为着急和恐慌之外，与这两天郑大宽一个面试通知都没有的心情也有关。也就是从那天之后，他们才知道，恋人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可以相互发火。仔细一想也确实是这样，恋人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传宗接代之外，不就是相互宣泄情感的嘛，而发火就是情感宣泄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但是这是后来他们的发现，当时没有，当时郑大宽发完火之后，娄丽琴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疲倦地靠在楼梯扶手上，目光呆滞，两行眼泪飞流直下。这也是娄丽琴第一次在郑大宽面前流眼泪，而且一下子流这么多的泪。
娄丽琴的眼泪反过来把郑大宽给震住了。郑大宽自然是赔礼道歉哄了半天，最后，几乎要自己扇自己的耳光了，才把娄丽琴哄到楼下吃饭。
郑大宽要请娄丽琴到饭馆吃饭，饭馆吃饭可以喝点热汤，但是娄丽琴没有同意，说还是在露天咖啡桌上吃吧，并且发誓似地说，只要工作一天没有最终落实，他们就一天不离开露天咖啡桌，大有跟这些露天咖啡桌共存亡的雄心壮志。
娄丽琴在吃的时候，郑大宽问她怎么样。
“录用了。”娄丽琴说。说的声音比较小，仿佛是委屈未消。
“录用了？”郑大宽问。问的声音像炸雷。
“录用了。”娄丽琴说。说的比刚才肯定一些，当然，声音也就大一些。
“那为什么不庆贺一下？”郑大宽叫起来，“走，上饭店。”
“但是我不打算去。”娄丽琴说。说的比较平静。
“不打算去？”郑大宽问。
娄丽琴点点头，表示确实是不打算去。
“为什么？”郑大宽问，“是待遇差？”
娄丽琴边咽面包边摇头。
“慢点吃。”郑大宽说。
但是娄丽琴慢不了。中午的一个三明治早已消耗在路途上了，现在她实在是太饿，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慢嚼细咽的。
郑大宽这时候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并不催娄丽琴。不但不催她，而且还一只手给她递水，另一只手帮她拍背，仿佛这样能帮助娄丽琴安全快速地进食，并且避免她噎着，就像母亲给婴儿拍奶一样。
“太远了。”娄丽琴说。
“太远？”郑大宽问。
“太远。”娄丽琴说。
“怎么太远？”郑大宽又问。
娄丽琴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把喉咙里面的东西清理到胃里，以免影响发声，然后把怎么太远的理由描述了一遍。
郑大宽听完描述之后，也不能不承认确实太远了，因为按照娄丽琴的描述，来回一趟就是一天时间，这个班当然是没有办法上了。
“不对呀，”郑大宽说，“总不能比广州还远吧？从深圳到广州差不多也就相当于从扬州到南京吧，怎么可能这么远？”
娄丽琴愣了一下，或者是思考了一下，思考的结果是郑大宽的提问有道理。
“那不一样，”娄丽琴说，“从扬州到南京是长途汽车跑高速公路，而从这里去松岗是公共汽车走市内街道，一路停站，所以时间反而长。”
“你没有把话说死吧？”郑大宽问。
“没有，”娄丽琴说，“我没有那么傻。”
郑大宽笑了。这是他今天第一次正式地笑，而在招聘会上递材料的时候那种笑不能算真正的笑。
郑大宽是农村考生，这些年外界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每年都是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长，但是根据郑大宽感受到的实际情况，至少农村没有达到这个速度。具体到郑大宽他们家，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达到这个速度，而且好像还是负增长。
前面说过，郑大宽老家在山东，具体地说是在山东文登。文登以前是烟台地区的一个县，现在是市。其实不管是县还是市，与乡下的农民并没有什么关系。文登产苹果，文化大革命初期，山东人民曾经给毛主席敬献过苹果，据说那个苹果就是文登产的。改革开放之后，文登引种了日本的红富士。中国人恨日本人，但是并不恨日本的红富士，所以，那几年郑大宽他们家经济增长确实很快。后来，大约是日本太小了的缘故，到了中国没有几年，红富士就被本地的国光杂化了，也有人说是同化了，其实不管是杂化还是同化，都一样，实质就是通过风力的自然作用，花粉乱了，结果就像当年胡人和满人后来被汉人同化了一样。但苹果的杂化和人的杂化不一样，人的杂化后代可能更聪明，而日本红富士苹果和中国国光杂化的后代却不伦不类，既卖不出红富士的价钱，也卖不出国光的价钱，如此，他们家的经济不是倒退了吗？倒退就是负增长。
其实，即便不是红富士事件，他们家的经济也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因为在郑大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的同时，他们村没有种植果树的非果农经济也没有多大增长，主要是这几年工业品的价格上去了，具体地说是化肥农药和柴油的价格上去了，而且各项提留也上去了，因为过去一个乡吃皇粮的是十位数，现在是百位数，不增加提留不行。但是，农民地里收获的谷子价格并没有同步增长，并且地还是那么多地，不但没有增长，而且还有所下降，种庄稼又不能加催化剂，所以产量的增加非常有限。因此，总体上说，不管是果农还是非果农，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或者说收入的增加还抵不上支出的增长。就郑大宽他们家乡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山东在全国就是比较富裕的，而文登在山东也是比较富裕的，文登属于胶东，在山东，胶东比胶西富，胶东人在胶西人面前有优越感。但是，即便如此，郑大宽他们村里面家庭经济状况好一点的，也并不是靠地里的收成，而主要靠在城里打工的收入补贴。比如像郑大宽，如果不上大学，而是直接来深圳打工，节约一点，一年下来，除了省下口粮之外，挣个万儿八千的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他没有出来打工而是考上了大学，结果情况就正好相反。他同学王哲宇，高考那年成绩差了点，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不好意思见他，早早地跑到广东来打工，四年下来，家里楼房都住上了。去年回家过春节，王哲宇不但不回避他，而且还财大气粗地邀请郑大宽和其他同学一起上他家做客。那派头，跟清朝年间他们家祖上在宫里当太监的王怀举还乡的时候差不多。
过去，郑大宽家条件比王哲宇家好，王哲宇家祖上出太监，而郑大宽家祖上出木匠。郑大宽的父亲能做一手漂亮的木工活，早几年郑大宽在家的时候，每年放假还能帮着父亲拉锯开料。那时候，不管是谁家盖房子还是结婚办喜事添置新家具，总少不了父亲的活，所以，郑大宽家是村里的富户。比王哲宇他们家富。这些年，农民盖房子不叫“盖房子”了，而叫“砌房子”，既然是“砌房子”，那么主要材料就是钢筋水泥，当然就没有多少木工活，而结婚办喜事，也不用开料了打家具了，直接到镇上或城里买人造板的家具，漂亮，便宜，新潮，娘家婆家都满意。如此，郑大宽他们家庭的收入竟一年不如一年。说实话，要不是家里实在供应不上了，郑大宽可能就真的上研究生了。毕竟，他们学的这个专业不上研究生就真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因为只有像兰州505研究所这样的单位才能用得上固体燃料专业，而如今像这样的单位，要么根本就不进人，要是进人，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如果进本科生，照顾他们自己的子女还来不及，哪里要郑大宽这样的农民子弟？郑大宽突然发现，以前农民子女可以通过上大学成为国家干部，像乡长那样吃上皇粮，所以，那时候农村的孩子参加高考也叫“跳农门”，只要考上大学了，就算是跳过农村这道门槛了，从此以后就成了公家人，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即使上了大学，也没有皇粮吃，既然没有皇粮吃，那么国家每年都增加的皇粮给谁吃了？全部给博士硕士吃了？即便如此，郑大宽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博士硕士了，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供应他上研究生了。
郑大宽这时候听娄丽琴说没有把王子塑胶厂那份工作完全推掉，心里就安实不少，因为他清楚，即使是这样住十元店，在露天咖啡桌前啃面包，他们身上的钱也顶不了多少日子。关键是他觉得让娄丽琴住十元店实在是太委屈她了，郑大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