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色战旗-第4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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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老先生以前是位外交官……’
“哦？”这话才让高飞有些注意，在那想了一会：“请。”
不一会，一对老夫妻走了进来，男的总有六、七十岁的样子，看起来精神不错，女的不过四十来岁，想来不是后娶的便是小妾。
“老先生贵姓大名？”高飞请这对老夫妻坐了下来，又吩咐让人倒茶。
“老朽常言意，表字晋康。这位是内人常陆思鹛。”常言意彬彬有礼地道：“您想来就是名满天下的一代抗战名将高飞将军了？”
“正是高飞。”高飞客气地道：“不知老先生的儿子是否在我的部队里？”
“正是。”常言意接口说道：“说来惭愧，这位是我的我续弦，我那犬子，上面还有四个姐姐，他原是我老来得子，因此从小宠爱。抗战爆发之后，我那犬子终日嚷嚷着要去参军打东洋，可老朽因为不舍得，屡屡阻挠，终至其离家出走。夫人思念孩子，日日以泪洗面。老朽无奈，正想派人打听犬子下落，却不想接到了犬子的一封信，说他已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九旅从军，又让我等不必挂念…．．边上的常陆思鹛听到这里，眼泪已经忍不住流了下来：“将军，想我那孩子，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受得了这个苦？常家三代单传，战场上子弹又不长眼，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可还怎么活啊。”
“失态，失态，如何在高将军面前如此失态？”常言意大是不满地道。
“无妨，无妨。”高飞沉吟了下：“原本既然二位来了，是该让你们父子母子相见的，只是不巧，我新9旅正在执行一项任务，暂时无法将其调回。”
常言意叹息一声：“报国原是好的，只是我独疼爱儿子，不想大局，心胸实在狭隘，请高将军千万不要在意。”
高飞一笑而道：“谁家父母没有儿女？谁家儿女不受父母疼爱？谁家父母又愿意把儿女送到战场上去？这原本人之常情。不知道老先生的公子姓名？”
“常梦凯。”
“常梦凯？知道了，等到新9旅执行完任何后，我立刻让其与两位相见。”高飞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只觉名字有趣，忽然心中一动：
“常梦凯？莫非是为了纪念何人？”
“正是，原是为了纪念袁世凯袁大总统。”常言意一点也不隐瞒：“常言意早年得袁大总统赏识，命我充当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后又调回国内，于外交部内任职。大总统仙去之后，常言意心灰意冷，带着家誊回到四川老家，再不过问政治。又给小儿取梦凯之名，意为我常家世世代代不敢忘却大总统之恩，让高将军见笑了。”
高飞这才了解，微微点头：“晋康先生是老外交官了，想来对外交细节了如指掌了。”
“了如指掌不敢说，但老朽正在撰写一文，以图希望将我所知道的北洋外交一一展现于后人。”说这话的时候，常言意颇有自得之意。
“哦？”高飞原本是这么顺口一问，但没有想到却问出这个一出：“未敢请教。’
常言意撸了一下胡子：“世人说起我北洋时期外交，总离不开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等字，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7离不开‘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7等等等等，其实，何其荒谬！
外交上，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大总统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总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但实际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大总统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大总统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四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菖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以四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九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有对中国大不利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大总统也不敢让的，但孙某人却做到了！”
高飞咳嗽了声，让茅秉才先出去，关好门：“晋康先生现在尽讲无妨。
“常某哪怕因为这些话而获罪，也是要讲出来的。“常言意似乎根本就不怕什么：“我等所说自满清被推翻之后中国之外交，无非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7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高将军，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治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而在外交之上，通过对清末1日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1日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
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口口相传之中却成了‘买办7、’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常言意越说越是激动，在那略略喘息一会：
“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
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
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威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高飞听着频频点头，又继续听常言意说了下去：
“后来北洋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七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备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洋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
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洋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
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高飞一边沉吟着，一边连声说道。
“而我认为这些皆可不管，但我北洋政府由西伯利亚护侨之壮举，焉可埋没于史册之中？”常言意慷慨地说道。
“护侨？”高飞一怔。
“不错，护侨。”常言意缓缓的把这段罕为人知的历史说了出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其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
告急文电雪片般地从海参崴飞往北京：
同胞正在挨饿，一些华侨的日均粮食只有4两……．同胞正被劫掠，无论“红”“白”，只要是扛着枪的老毛子，都把华侨当做予取予夺的金库……，同胞正被屠杀，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即使未被强拉壮丁的，也在一拨拨穿制服的强盗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
甚至连以“护侨”名义出兵俄罗斯的日本军队，也莫名其妙地对华人大开杀戒…，百万华侨翘首南望，向着北京求救。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
远东地区不足1万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伯利、海兰泡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
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
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1日政权的白卫军，但也在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鼎沸。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
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
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急函中，请求“即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兵，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们江，及东宁县、虎林县、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则相较之调遣方便。”
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
伯力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
“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
（未完待续）
第五百六十二章 武装护侨
阿穆尔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的长电中，甚至详细列举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护华侨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之外，也鲜明地提出了，此时正是从俄罗斯手里收回晚清所丧失的利权的好机会，并且趁俄国动乱之际，在远东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抢先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
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商民呼吁乞援之电，日必数至”，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住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
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中央“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
但是，北京似乎相当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不很中听了。
“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公开指责北洋政府：“华商经营俄边界阿穆尔省，现值内乱、政乱，两党争权夺利，全省响应，华侨人口数十万，财产数万万，受该乱党扰害，实不聊生，屡请黑龙江督军进兵保护，苦无中央命令，未敢擅进，意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
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发仅35天，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到远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及时、迅速的。
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毫无异义，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
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托搪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
这年7月，孙文在广东联合西南军阀等，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投奔了南方阵营，这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量大为削弱。俄国内战导致华侨告急之时，祖国的内战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种势力在动听的口号下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假共和”，宣称自己才是“新共和”。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华侨命运，也就只能留给当家当得焦头烂额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
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却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