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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其实你不懂广东人-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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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曙明 
是谁在唱衰广东人?
 
  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受到那么多的争议,对她的好恶如此悬殊。广东集无数的羡慕、妒忌、赞美、咒骂于一身。热爱广东的人,赞誉她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广东人是海洋的族群,纯朴、强悍、充满朝气与活力,富于冒险性、开创性,敢为天下先。讨厌广东的人,则把她斥为南蛮、文化沙漠,既不识孔孟,又不懂黑格尔,满脑子只有钱,认钱不认人;是惟利是图、投机取巧、寡廉鲜耻、冷酷无情的金钱动物。但究竟哪一种广东人,才是真实的广东人呢? 
  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受到那么多的争议,对她的好恶如此悬殊。喜爱她的人与厌恶她的人,各自用尽最强烈的措辞去赞美她,或贬损她。广东集无数的羡慕、妒忌、赞美、咒骂于一身。你随便问一个人:“你觉得宁夏人怎么样?”或者“你觉得贵州人怎么样?”他们也许会惊讶地回答:我对这些地方不太了解,无可奉告。但如果你问“你觉得广东人怎么样?”几乎所有人都能口若悬河,说出一套一套的看法,并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不管他是否在广东生活过,是否认识广东人,都无碍他深信自己是一个客观公正、铁面无私的批评家。
  热爱广东的人,赞誉她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广东人是海洋的族群,纯朴、强悍、充满朝气与活力,富于冒险性、开创性,敢为天下先。
  讨厌广东的人,则把她斥为南蛮、文化沙漠,既不识孔孟,又不懂黑格尔,满脑子只有钱,认钱不认人;是惟利是图、投机取巧、寡廉鲜耻、冷酷无情的金钱动物。
  究竟哪一种广东人,才是真实的广东人呢?
  南北之间的种种隔阂,有人认为,缘于历史上交通与资讯的落后。中国“百代都行秦政法”,连一个小小知县的任免,都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时的交通通讯又十分落后,在发明电报之前,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
  不仅如此,广东背枕五岭,面朝大海,是一个对于内陆相对封闭,而对于海洋则完全敞开的地理格局。这种格局本身,就足以引起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猜疑和忧虑了。“那些狡黠的南蛮子,在五岭之外的海边捣鼓些什么?”皇帝们不安地猜测着。对自己鞭长莫及的东西,他们总会疑心生暗鬼。
  在中原人眼里,四夷都是化外之民,介乎人与禽兽之间。《山海经》里描述南方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这种说法,不仅盛传于坊间,甚至见之于官史。《魏书》就形容广东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在我记忆中,直到1960年代初,还有不少北方人以为海南岛的广东人长有尾巴,千方百计想掀开他们的衣服瞧瞧呢。
  历代王朝都在有意无意地提示人们,远在关山万重之外的岭南,是未经王道教化的黑暗之邦,是对礼乐道德的一种潜在威胁。从秦汉开始,就一直是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不仅犯罪的官吏会被流放到南方,而且还有所谓“七科谪”,凡是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经过商的),都要充军到南方。
  南方成了贱民、罪民的渊薮。偶然从那个遥远而陌生之地传来的,不外乎是断发文身、住在树上的草屋、出门就坐独木舟、吃蛇虫鼠蚁之类的怪异轶闻,以致许多北方官吏一听要去岭南,便如五雷轰顶,眼泪鼻涕都下来了。
  人们对岭南的恐惧与抗拒,并不仅仅是因为消息不通,而是“自古圣贤,不臣异俗”的王道正统心理在作祟,惟我独尊,不肯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互补的,不肯放弃“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此辈人物,香灯不绝,至今还大有人在。不管世界如何变化,兀自做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春秋大梦,天下皆醒我独醉,整天拿“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梦话来自我膨胀,岂不可笑?
  无论是赞是弹,都不乏街谈巷议的率尔之言,情绪化的判断充斥其中。中国人喜欢攀比。人与人攀比,村与村攀比,镇与镇攀比,县与县攀比,然后是城市与城市攀比。如果赢不了对手,就唱衰对手,是常用的一种招数。人们在谈论中国的龙头城市时,喜欢把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相提并论,互相比较。这三个城市也俨然把其他两个城市视为对手。然而,在这三个城市中,广州的位置似乎比较尴尬。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做过燕都,做过元都,做过明都、清都。自1421年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巍峨雄伟的紫禁城,气象万千的天坛,已足以使北京人把天下看得轻如鸿毛,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褒贬;而上海在近代的西方殖民史上,已经奠定了作为中国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近年凭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倾力支持,发展更加神速。
因此,当别人批评北京、上海时,他们可以拿文化古都来说事,拿GDP来说事,北京有多少价值连城的国宝,有多少文化大师,上海有多少跨国公司总部,有多少外资银行,你不服气也没用,他照样雄视天下,气逾霄汉。
  而广州则一向被人挖苦像个大集市。珠三角的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啦;靠剥削廉价劳工发家啦;广东没文化啦;广东人是暴发户,没有高学历人才,没有高素质人才啦  
。各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嘲笑与谩骂,此起彼伏,从1980年代到今天,就一直没平息过。
  现在,资讯和交通都非常发达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通讯卫星有了,电视卫星有了,互联网也有了。但这种文化心理的痼疾,并未完全根除,一有风吹草动,还会旧疾复发。甚至可以说,恰恰是资讯的发达,有时反成了这种痼疾的发酵剂。真理传播得快,谬误也传播得快。
  2003年初爆发的一场SARS,广东人在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万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不仅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备受责难,而且迅速提升到种族、血统、历史传统、道德文化等层面。“南蛮”一词,再度流行于高度文明的21世纪,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喊出“广东人忏悔吧”、“广东人,你到底要把中国折腾到什么时候”、“杀尽广东人”一类的口号。
  我觉得很奇怪,英国出现疯牛症,没听见欧洲人说要杀尽英国人;香港出现禽流感,也没听见人们说要杀尽香港人;上海爆发过大规模的甲型肝炎,波及人数多达几十万,比SARS不知要大多少倍,也没见谁口口声声要上海人忏悔啊,广东人就这么招人恨?
  广东人的典型性格,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没有喊冤连天,没有作气急败坏的争辩,而是在一片责骂声中,一方面默默地与SARS病毒奋力斗争,积极与其他疫区分享“抗炎”经验;大家并不怨天尤人,工照开,学照上,街照逛,生活如常,井然有序;另一方面,由广东省人大迅速通过立法,要求“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习惯,不滥吃野生动物,预防动物传播疾病”。这就是广东给全国人民的一份答卷。
  互相埋怨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其把臭氧层骂出一个大洞来,还不如做一点有用的实事。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
  然而,尽管如此,针对广东人的谩骂并没有停止,反而惹来更多气势汹汹的质问:这条立法为什么不是“禁吃野生动物”,而只是“不滥吃”?“不滥吃”并非严谨的法律术语,说了等于没说。是不是广东人在SARS之后,仍然死不悔改,还要继续吃野生动物?有一位网友在网上愤怒地叫嚷:“都是因为广东人的滥吃才给我们带来了这场泼天大祸,他们现在还不思悔改。自己找死死了活该,不要连累全国人民呀。”一时巨炮冷枪,弹如雨下,广东人满身都是窟窿矣。
  广东人以“不滥吃”代替“不吃”,恰恰是务实态度的体现。说从此不吃野生动物,纯属自欺欺人,海洋鱼类也是野生动物,你能说从此不吃吗?从立法的角度看,如果“不准吃”与“不滥吃”都是难以操作的话,那么,宁愿采用防御性的“不滥吃”,好过采用进攻性的“不准吃”。这样更符合立法的精神,也更能维护人们既有的权益和秩序。
  2003年的SARS事件,不仅在医学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在研究社会文化时,也可以成为一个经典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文化的种种差异,看到广东人特殊的族群性格,看到他们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
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  
 
 
 
 
   
 
  中原人在岭南定居后,他们带来的文化,便一如水银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语言——古百越语,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穷崖绝谷之中。客家人有一警句:“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祖宗的语言,是他们在远离故乡,不得不挣扎求存于“瘴疠之地”时,仍然抱着庙宫未改,城社尚存的心态,坚守强势文化优越感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位广东人,在广东出生,吃广东米,饮广东水长大,从小到大你填写简历时,籍贯一栏都是填广东。但有一天,冷不防有人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广东人呢?”你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因为我在广东出生?因为我父母是广东人?还是因为我的户口在广东?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过一个调查,到底广东人是根据什么认定自己是广东人的?结果,在被访对象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据方言,其次是血缘关系,第三才是地缘关系。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乡音,从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同乡的。就算你生活在梅州,但不会说客家话,你也不算客家人;就算你的户籍是潮州,但你不会说潮州话,走到街上也不会有人当你是潮州人。在广东人心目中,方言的位置就是这么高。方言的功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
  以前,北方人把广东话一律称之为“禽声鸟语”。大清皇帝召见广东地方官员时,被他们一口一个“我哋、佢哋”搞得头大如斗,一怒之下,诏令闽粤两地都要设立正音蒙馆、正音书院,以驻防旗人为正音教师,全力推广普及官话。可惜驻防旗人本来就懒,又碰上广东这样的方言死硬派,推广了半天,广东人的舌头没有卷起来,正音书院却荒废倒闭了不少。
  五岭之外,依然是一片鸟语花香。
  今天,“推广普通话,迈向现代化”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方言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其实,欧盟15个国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经济政策,也没统一语言,不是一样可以现代化吗?香港人在回归前也没有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说粤语,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事实上,广东话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说到底,普通话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甚至与国家前途、民族兴衰挂上钩。
  广东人都是很讲实际的,只要生活确实有讲普通话的需要,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他自然会去学、去讲。只要有助于他“揾食”,别说是普通话,就是非洲土话他也肯学。学普通话就等于学英语一样,多掌握一种交流工具,绝对有赚不赔,但不能为了鼓励学习普通话,就去践踏自己的母语。广东人并不拒绝学习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推普”是不遗余力的,“煲冬瓜”的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青年一辈基本上都能听能说了。只要尊重事实,就不会否认这个巨大的进步。
  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据调查,银行、邮局、公园、商店、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
  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像“企”(站)、“食”(吃)、“行”(走)、“颈”(脖子)、“渠”(他、她)、“晏”(晚)、“悭”(节省)、“无”(没有)、“银子”(钱币)、“卒之”(最后)、“姑勿论”(且不说)、“于是乎”(于是)等等,读起来儒雅之至,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可在粤方言里,还大行其道,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甚至连“嗟”、“噫”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嗟,怕乜?”(“嗟”白话读作“车”,含否定之意,“怕乜”即“怕什么”。)“噫,好肉酸!”(人们通常误把“噫”写作“咦”,其实在粤语中,两个字是不同的。“肉酸”意即“难看”。)使人不禁拍案惊奇。
  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古风余韵,虽废犹存。在台山人的家庭里,媳妇把家婆称作“安人”。安人,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除了台山,据说在花都、从化一带,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也许,这就是“祖上也曾风光过”的遗痕吧。
  有人认为,粤语形成于晋代,所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西晋时发生  
“八王之乱”,继而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故广东人“至今能晋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最方便阅读古文。他写过一本《广州音说》,专门解释其原因,“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
  人们所说的“粤语”,主要是指广府话,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口音为本的白话。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有一个办法,念念这首歌谣吧:“阿四阿四,敚跛祝黾型颍瑪{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必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
  在粤语词汇中,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的频率,竟高达五六成。最令北方人头痛的,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北方人说“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北方人说“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北方人说“太饱了”,广州人说“饱得滞”;北方人说“给你一块钱”,广州人说“畀一文过你”;北方人说“找不到你”,广州人说“揾你唔到”。如此等等,真是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啊。
  在粤语文化圈里,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当年,帝制倾覆,共和初肇,在中华民国国会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国语”的呼声很高,支持的票数,已然过半。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劝他们放弃粤语,改投北京话一票。最后,凭着孙中山的人望,粤语仅以3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
  揣测孙中山的用意,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继续沿用下去,可以避免节外生枝,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这恰恰表现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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