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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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登新舞台！” “立宪在君主”，道出了这次改革的性质。“五大臣”周游列国，认为比起美国、法国、英国的“纯任民权”或“三权分立”，日本、德国的君主“有独尊之权”，人民“无不以服从为主义”，才是尽善尽美的体制。正如考察团到达檀香山时，华侨们高喊的口号：“皇上万岁！”“宪法万岁！”清廷希望在不触动皇权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改革，“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然而，“预备立宪”毕竟是政治近代化是起步。清廷公布的《宪法大纲》，对君权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规定了人民享有的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也正因为如此，顽固势力强烈抗拒立宪。 清廷犹豫不决。在“五大臣”回国后只是宣布“预备”。不仅没有认可“五年改制”的时间表，反而在两年后的1908年，就在慈禧和光绪临死前不久，宣布预备立宪的9年定期。就是说，他们打算在1916年实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新成立的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比慈禧在世时的内阁更加保守愚昧，保护自身的权力是他们施政的唯一目标。 历史不再给他们机会了。 当清廷对政治改革一拖再拖的时候，民间的抗议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以“地方自治”为内容的地方政治改革蓬勃兴起。1907年，广东成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公推唐绍仪、梁敦彦为名誉社长。1908年，该社社员进京请愿，要求及早立宪，请愿的领衔人是从美国归来的梁诚。皇上不可能“万岁”，宪法却必定到来。仅仅3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从身后疾步冲上来的“革命”，扑倒了摇摆徐行的“改革”。
第五章 命运激变第55节 新世纪留学潮
大清王朝的最后十年，叫人眼花缭乱。有首山西民谣唱道： 破戏台，烂秀才 小脚板子洋烟袋 火车站，德律风 大脚板子毕业生 前两句，说的是4个过时的旧事物。后两句，说的是4件时髦事。“德律风”是电话机（Telephon）；“毕业生”即出自新式学堂，特别是留洋归来的学生。学生出洋和姑娘不缠脚一样，其时兴的程度，相当于火车和电话。 仿佛一夜间风气大开，三十多年前，曾国藩、李鸿章送学生去美国，没有一个满族子弟和高官子弟报名应考，此时，慈禧太后多次降旨，“命选择各旗子弟遣赴各国”，“命近支王公有愿出洋游学者，着报名侯派”，“命遴派翰林出洋游历游学”……。一时间，惟恐不“洋”的八旗子弟和高官子弟，纷纷带着仆人漂洋出海，其中甚至有总督和巡抚的公子。 已获功名的士子，有的当了多年翰林，还决心留学，如曾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美学、文学与心理学的蔡元培；有的在考中进士后弃官不做选择出洋，如曾到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的中国近代名记者黄远生。 1902年3月20日，袁世凯派55名学生自天津出发赴日本陆军学堂 。此后，各省陆续派生赴日，越来越多的青年自费赴日。因为日本距离中国较近，留学费用较低；而1906年废除科举，又把更多的士子逼上留学这一条路。——世纪初年的“留日潮”，因此兴起。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达600余人，清政府为此派出总监督赴日。1904年初，留日学生达1300人。1905年底，8000人。1906年秋，已达13000人。1907年2月6日，日本宣布中国在日留学生达17860人。此前不久，有300名中国官绅，在东京法政速成学校经一年半学习法律、政治、理财、外交后毕业。在“留日潮”中，许多学生的名字是人们所熟知的：黄兴，宋教仁，鲁迅，蒋介石…… 各地政府对派学生去欧美同样热情有加。早在1903年，梁启超就在美国遇到十余名“北洋官费生”、“杭州官费生”。他们在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加州伯克利等大学学习。1904年，25名湖北学生被送到比利时留学。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挑选出国留学生，胡敦复等青年被选中。端方命他的秘书温秉忠（第二批“留美幼童”，曾就读麻省伍斯特技术学院）护送赴美。利用这一机会，温秉忠把他的两个外甥女带到美国，她们是十四岁的宋庆龄和九岁的宋美龄。 事实上，远在清廷还没有建立“庚子赔款留学计划”、正式组织“官派留美”之前，在美国已经有了通过各种渠道到来的中国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自费生。1903年，唐绍仪的两个侄子被送到美国，送到他所生活过的SPRINGFIELD，送到他和梁如浩、黄耀昌、盛文扬住过E。 C。GARDENER家。GARDENER的孙女HELEN G。WILLIAMS回忆道： 我们全家都聚在一起，等着父亲去车站接他们回来。 最后我们听到了马的嘶鸣声。我们都站了起来，相互看了一下，走到了前厅。又有出租马车关门声，接着台阶上来许多脚步声，前门开了，我父亲的声音，“请进，”我们古老熟悉的前厅里进来了五位中国男孩。尽管他们身穿英国学校的校服，深蓝色细条纹的外套，短裤，宽白色翻领，他们看起来还是更象外国人。最高的一个用非常清晰的英语说道，“我叫PAUL。我是代表，”然后，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们做了相互介绍，包括我们家的猫“咪特姆丝“也大声地发出咕噜声，给我们年轻客人们一个微笑。从此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几年开始了。 1904年12月，中国驻美公使、“留美幼童”梁诚为了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引起他的注意。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时，有“浮报冒报”。敏感的梁诚不再去纠缠赔款用金用银之事，而是向美国政府郑重提出“减收赔款”的要求。经梁诚不断奔走，老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12月3日国会咨文中，要求授权“退还”庚款。这一议案被正式通过，但规定应退还的美金10，785，286．12元必须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这就是“庚款留学计划”的由来。 为选派学生赴美，1909年，在京师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第二批留学美国的幼童、外务部主事唐国安担任帮办。这年，在630名参试者中仅录取了47人。据说因为有这样的插曲：唐国安代表外务部的意见，主张招收十六岁以下的幼童，像他自己那样，从小送美培养，否则对外国语言“绝无专精之望”；学部则坚持招收三十岁以上的学生，不然的话，“国学既乏根底，出洋实为耗费”。双方针锋相对，评阅考卷时，外务部所取的英文第一名，在学部一分未得；而学部所的取第一名，在外务部受同样的待遇。 于是有了折中的方案，将游美肆业馆办成正式留美预备学校，先在国内有计划地从长训练，以便培养合格的毕业生送美留学。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所以预备学校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唐国安担任学堂监督，后学堂改名“清华学校”，唐国安任校长——他由此被称为清华大学草创期的校长。 第一批“庚款生”中后来清华大学校长有梅贻奇，有第四批留美的幼童邝国光的儿子邝煦堃。第二批“庚款生”中有胡适、赵元任（著名语言学家）、竺可桢（著名气象学家）。从1909到1918 共499名学生使用庚子赔款的返还部分留学美国。此事大大推动了留学美国的潮流，其它各类官费留美和私费留美生迅速增加。到1917年，在读的留美学生达1170人，已回国的留美生400人。 第一批“庚款生”赴美，由唐国安护送。有趣的是，他们在美国旧金山登陆后，走的路线和近40年前“留美幼童”完全一样。他们坐火车横穿美国，下车的第一站，还是春田（Springfield）。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当年政府“召回”幼童时逃跑的容揆。
第五章 命运激变第56节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1）
武昌起义爆发前，晚清社会有三大政治力量：坚持“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的专制势力；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以颠覆皇权建立民国为目标的革命党。 这三种力量中，都有留学生。在“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新政”时期留学欧美的学生，大多支持改良。“留日生”中出了不少革命军的骨干。还有少数留学日本的“贵胄子弟”是捍卫帝制的死硬派。 “戊戌政变”时曾背叛光绪的袁世凯，1908年慈禧死后被罢斥，这时重被起用。他曾厉行“新政”，力倡君主立宪，现在一被请出，就提出“开国会”、“解除党禁”、“组织责任内阁”等条件。他班底中的许多 “留美幼童”，因此身处急流旋涡。 他们中有袁世凯的外务大臣梁敦彦，邮传大臣唐绍仪、副大臣梁如浩，驻英国公使刘玉麟，驻德国公使梁诚，袁世凯的重要幕僚蔡廷干、蔡绍基。他们多为温和的改良派。但“欧风美雨”的熏陶，使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很自然地倾向共和。 这就是唐绍仪受命参加和谈时犬牙交错的背景：他是大清王朝的全权代表，但在他的身后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而他自己的内心，又怀有着和袁世凯大不相同的“共和思想”。
唐绍仪内阁全部12人中，9人是留学生，1人是广方言馆培养、在国外工作多年，2人无留学经历。前排自右至左： 唐绍仪，留美 署理外交总长胡惟德，广方言馆培养，长期在驻英公使馆工作 海军总长刘冠雄，留英 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留日、美 教育总长蔡元培。留德 后排自右至左： 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留比、法 司法总长王宠惠，留日、美 陆军总长段琪瑞，留德 交通总长施肇基，留美 农林总长宋教仁。留日
第五章 命运激变第57节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2）
1911年12月8日，袁世凯的幕僚蔡廷干写信给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循： 唐绍仪昨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 这是大清王朝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作为朝廷命官的一品大员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西装，领带，法式皮帽，呢大衣，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天，寒风凛冽。战争正在进行，清军和革命军在汉口和武昌隔江对峙。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希望以和平方式结束满清统治。唐绍仪到达上海的前一天，革命派的报纸《民立报》刊登题为《告唐绍仪》的社论，期待通过唐绍仪说服袁世凯，迫使皇帝退位，排除建立民国的障碍。上海“商界共和团”致书唐绍仪说，您奉朝廷之命来上海议和，成，则共享升平，不成，则兵连祸结，“公之责任，可谓重矣！”香港《华字日报》透露消息：袁世凯授意唐绍仪，除了“民主”二字，无论何项条件，都可以让步…… 1911年12月18日下午，唐绍仪和伍廷芳来到谈判地点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唐绍仪对伍廷芳说：“我们今天到这里，只是来看一看这宏伟的建筑啊！” 从这一天到12月31日，双方在这里进行了5次谈判。正如唐绍仪那句玩笑所透露的，他们这里面对媒体的谈判，是可以“公开”的部分。有关政权更叠的实质性会谈，在南阳路上一位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家中秘密举行。 在“公开”的场合，伍廷芳和唐绍仪都向中国和世界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那是两位欧美留学生之间的精彩碰撞，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在倾诉对中国政治的肺腑之言。 曾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担任过中国驻美公使的伍廷芳说，我原先也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今天中国的情形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今天中国人的程度，可以实行共和民主了！人心如此，不仅留学生们这样看，连素称顽固的老先生也这样说。他们说，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差别仅仅在选举大总统这一点上。今天各省的咨议局、北京的资政院，都已经民选，选举大总统何难之有？清廷专制二百多年，使中国败坏到今天的样子。即使一间银行的总经理败坏了信用，都必须辞职，何况一个国家？今天中国必须实行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 唐绍仪：共和民主，我们从北京来的人没有反对的意向。 伍廷芳：很好！ 唐绍仪：今天如果没有清廷，马上可以实行共和。但既然存在着清廷，我们想要共和立宪，就必须有完全无缺的共和立宪。……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们汉人是没有不赞成的。不过我们需要筹措妥善的办法，使局势和平解决，以免清廷横生阻力。我有共和的思想，可比你要早啊！我在美国留学，一向接受的就是共和思想。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谋求用和平手段去实现它的办法。…… 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提出“召开临时国会解决国体问题”，请袁世凯带奏朝廷： ……查民军宗旨，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举行会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艇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携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且闻中国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议一败，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可虞，生民这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 这些话中，不无对清廷的虚声恫吓。但这是革命军，也是袁世凯所需要的。在接到电报的次日，清廷就决定，同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令唐绍仪就会议代表的选举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和谈向着成功步步逼近。但唐绍仪的态度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咒骂，唐绍仪不是议和，是在馈献江山。唐绍仪本是袁世凯信任的重臣，但精明的袁世凯一开始就清楚他们之间理念的分别。他刚离开北京时，袁世凯就说过：“我不明白，少川（唐绍仪字）当此时势，怎么还兴高采烈呢？” 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袁世凯真正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权力。谈判开始后，袁世凯对唐绍仪拟订的许多有利于南方的条款感到不满。正当伍廷芳和唐绍仪就召开国民会议的细节达成初步协议时，南方革命党人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愤怒的袁世凯宣布拒绝接受协议，撤消了唐绍仪议和总代表的职务。袁世凯的决定，半是对唐绍仪不满，半是对孙中山施压。——他要确保用取消帝制换取他的大总统一职。 唐绍仪没有离开上海，仍在幕后发挥沟通南北双方的作用。而袁世凯也不敢全盘推翻伍廷芳和唐绍仪商定的协议——中国步入共和已经不可逆转。 1912年2月5日，另外两位“留美幼童”——驻德公使梁诚和驻英公使刘玉麟发电报，敦促清廷承认共和。在此之前，两位“留美幼童”吴应科、宋文翙已经随海军投向革命。在南京临时政府，“留美幼童”唐元湛成为电报局长，而温秉忠是外事官员。 下面的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在反复的磋商之后，清廷终于同意清帝退位。孙中山履行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是“留美幼童”唐绍仪。 唐绍仪是袁世凯任命的，同时也是革命党所认同的。在宣誓就任总理时，唐绍仪已经宣布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员。
第五章 命运激变尾声：B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