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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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圈”后，大片土地不准耕种，种上的地产量也很低，除去交租、交“出荷粮”以及地方官勒索，人均口粮不足200斤，大半年只能吃糠、野菜、树皮度命。穿的更可怜，每人每年配给14尺麻布。小孩冬夏光腚，十七八岁的姑娘穿不上衣服，不在少数。不少人披麻袋片，或一件老羊皮筒，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没有炕席、没被子是普遍的，为了取暖只能靠烧热炕、烤火盆，小孩身上烤出了花，有些人钻到莜麦秸子里睡觉。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身体瘦弱，加之冻饿，冬季路上经常有“倒卧”。1944年至1945年，伤寒病、“虎列拉”、急性肠胃炎等传染病大流行，有了病既无医疗条件，又无钱治，只有等死，两年中造成大批人死亡，有的人家死成“绝户”。柳溪乡是“集家”重点地区，288平方公里只修了11个“部落”。全乡5300多口人，两年死2100多口；马架子“部落”120户，死了260多口；王琢家14口人死的只剩1口；徐营子“部落”136户，1944年死大人180多口；于会宗在墙上划道道，死一口划一道，划到173道时，他和大儿子一天都死了。徐振说他在1944年6月一天抬出5个死人。有的“部落”死人时“报庙”要排队。老虎沟隋国安家14口人死剩3个小孩逃荒要饭走了。河南店“部落”老单家7户，算是中等户，共41口人死了16口；七家岱川4个“部落”700多户，死了260多口；九神庙“部落”160多户，600多人，死300多口，有13户死成绝户。朱其昌家8口全死在“部落”里。九神庙后山成了乱葬岗子。特别是儿童死亡更多。柳溪川徐营子“部落”136户，三年多死小孩220多个；蒙合乌苏单营子“部落”210户，死近400口，其中小孩240个；七家岱徐营子北沟因扔死孩多，改称“死孩子沟”；荒地村（现崖门子乡）刘起家8口人死了7口，他感到无路可走也上吊而死；郭杖子村（现郭杖子、倪杖子乡）1100多户，两年死980多口，死了人还不敢哭，否则被伪军警听到，说是闹瘟疫，就给封门，全家都得病死或饿死。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修“部落”到1945年光复前，124个“部落”共病饿而死达12 266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无可抵赖的血债。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敲骨吸髓的掠夺
日寇本着“以战养战”的原则，对侵占地区进行了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实行了一套极严厉的经济统制政策。
物资上大肆掠夺：群众叫“三干一储”（粮干、麻干、大烟干和强制储蓄）。当时粮产很低，亩均200斤左右，每亩要交粮干（即扣除水分的粮食）30斤，自然粮要35至40斤。日寇为了向南洋群岛贩运鸦片，强制农民每年要有10％左右的好耕地种大烟。每亩交烟干13—18两，还要交线麻干，这些都由专门的粮食组合和鸦片组合严格检质、检等低价收购，农民在这里还要受一层勒索。完不成就要挨毒打，拘留，甚至灌凉水、辣椒水、煤油等毒刑折磨。另外，牲畜、皮张、绒毛等都有强制任务。
沉重的税负：除伪政府规定的税捐外，地方还任意摊派各种费用，多达30余种，如地亩捐、房产税、人头税、猪头税、车辆税、村公所费、证明书费、甲长费、招待军警官吏费、电线费、修炮楼费、协和会费、飞机献纳金。除此之外，伪官吏还想尽办法勒索，迎来送往、婚丧嫁娶都要敛钱要物，一年到头敛不完的花销。这些花销是在农民连生命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硬是敲骨吸髓榨取出来的。
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布、棉、线、盐、火柴、火油、肥皂……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每人每年配给布10至15尺，棉花4两，火油每月半两，盐三四两，根本不能满足最低生活需要。这一点物资还经常断供，而且层层卡油，真正到农民手微乎其微。这些专卖品，群众不准买卖，谁贩运就被当做“密输犯”、“经济犯”抓起来，谁家吃顿大米、白面也是犯法的。
由于日伪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土地大面积荒废。一般的“部落”要荒地15％左右，被划为“无人区”的“部落”荒地30％左右，最多的达50％。据统计，124个“部落”有耕地34万亩，1943年荒废88万余亩，占总面积的26％，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畜禽大批死亡。柳溪乡是个山场较好的地区，但畜牧业也遭严重破坏。全乡1943年初有大牲畜1200多头，到1945年仅剩700多头；羊5000多只，仅剩不足2000只。徐营子“部落”原有大牲畜270头，剩百来头，羊1000多只，剩200多只。据1943年统计，124个“部落”有大牲畜1万头左右，死3600多头。有许多户连最低的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不少户完全破产，1944年至1945年就有4240多人外出逃荒。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宽城制造“无人区”（1）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宽城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其范围：东起青龙河西岸的双松汀，西抵滦河东岸的兰旗地，长约150公里；北自冷岭子（后延伸至锦承铁路南）；南至长城，宽约100公里，遍及现今行政区划的25个乡镇、180个村。这块“无人区”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酷都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宽城的“集家并村”和制造“无人区”是同步进行的。大体分为局部试点和全面推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1年8月，伪青龙县政府在青龙国民优级学校召开有全县各机关、各协和会、各警察署、各村公所头目参加的“集家并村动员大会”。大会由伪青龙县副县长西岛宽（日本人）宣读《青龙部落建设通告》及《集家并村命令》，而后县协和会本部、日本宪兵队头目讲述所谓“集家”工作意义和具体时间、方法、步骤。大会决定把大地村作为首批试点，并成立县集家工作指导部，主任由西岛宽兼任。大地“集家”试点组织机构是：集家工作五人小组，下设武装班、巡视班、拆房子队。另外命令大地警察署、警备队、县本部驻孤山子中队、大地日本宪兵分遣队、大地协和会分会、大地村伪自卫团共350人在集家工作组统一指挥下，所谓“协同作战”。集家工作组组长由伪民政科科长桑春担任，副组长由伪民政科街村股股长王子合担任，组员3名（其中1人是翻译）。动员大会后的第3天，大队人马窜赴大地。
集家工作组副组长王子合设计《大地标准部落方案》，大受主子赏识。此方案规定大地中心村公路沿线上建立3个武装防备“部落”，即大地、熊虎斗、木匠屯，需迁22个自然村。“部落”规格200米见方，四周修筑石墙，墙高3米，宽1米，四角设有炮楼，东西大门两个，墙上加设铁丝网，警戒线放在突出位置，墙外土壕围城。“部落”间隔5至20华里。据王子合在1984年供认：“那时山区部落建设以方形为原则，避免多角形，不要靠山依岗，以有利我方军政活动，不利共方出入。”
方案批准后，任务交付各班，武装班负责武力督迁，巡视班负责巡回检查，协和会搞欺骗舆论宣传，拆房子队负责拆烧，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敌人的主要措施是：不搬——烧，拒者——抓，逃者——杀。搬出搬入限定10天，违者以“反集家罪”论处。最惨的是松树沟8个自然村，瓦房沟3个自然村，120户、500多口人全部搬入大地。最远的是十几华里，700多间房子全部拆烧。被赶到“部落”的居民只好先露天居住。在“集家”中，枪杀刀挑、活活烧死13人，至于挨敌人棍棒的不计其数。当时敌人把老百姓赶入“人圈”后，紧接着划“无住禁作地带”。规定“部落”10华里以外全部是“无人区”，并埋上“无人区”界碑（1米见方的标准板石，松树沟、破城沟将此石保存到建国后，到“文革”期间被损坏），然后宣布“部落”法规，给自卫团配备武器。
敌人在这里折腾1个半月，宣布所谓试点（也叫实验区）圆满结束。强迫22个自然村的1800多口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进入“人圈”，在敌人刺刀尖下过着非人的生活。烧毁房屋800多间，毁地1600多亩，划为“无人区”面积40多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0％以上。
试点结束后，伪青龙县政府组织各级要员到大地进行所谓参观学习。1942年3月在全县全面铺开，村村派驻集家工作队；到1943年3月，宽城境内修筑“部落”99个，“集家”自然村1382个，“集家”28 100户，占总户数82％，“集家”人口 124 000 人，占总人口的85％，“无人区”面积117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70％以上，毁地23万亩，损失房屋23 000间。
“治安肃正”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其残暴手段是：烧光、杀光、抢光，这是日伪军在“无人区”里的主要暴行。
烧光：就是彻底烧毁人民居住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活动条件，使游击根据地庐舍为墟，林木为灰。宽城“无人区”烧得最惨的是王厂沟、松树沟、大汉沟等三大川游击根据地。1942年春，驻孟子岭日伪军在一个半月里，去王厂沟讨伐7次，烧了7次，全庄230多间房子被烧得片瓦无存，十几名无辜群众被活活烧死，在山上住的“猫山户”，敌人更不放过，放火烧山，一片片山林化为灰烬，漫山焦土。元宝盖张兴华家被烧8次，最后没啥可烧的了，敌人一看院外碾子轴、井梁架是木头的，便倒上汽油给烧了，碾子给掀翻了，水井给填死了。那时节，村村户户碧血殷殷，烈焰腾腾。据冀东区抗战8年灾情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里烧房（不包括拆毁）9800间，烧死牲畜11 000头。
杀光：就是敌人企图把反满抗日人员斩尽杀绝。他们采取“扫荡”屠杀、检举屠杀、狱中屠杀、秘密屠杀等多种形式，在宽城“无人区”境内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骇人听闻的惨案，其主要惨案有：
大屯惨案：1941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敌人为搜捕周治国游击队，以报峪耳崖金矿、城子岭、三道关的惨败之恨，伪青龙警务科长、绰号屠夫程野正（日本人）纠集喜峰口、董家口、三道关、孤山子等日伪军300多人，对大屯实行血腥大屠杀。一个400多户的村庄被杀害187口人，烧房530多间，杀绝了14户、50多口人，有19户各剩下只有1口人。刘振久一家10口人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挑死5口。当时仅13岁的幸存者侯永会，被敌人一连捅了7刺刀，至今背上仍留7处伤疤。这场惨案中还烧死毛驴10头、猪120口、羊350只，烧毁粮食30万斤。
暖河塘惨案：1941年4月26日，驻承德70多名日军武装护送3只军用货船，从滦河直下。到宽城贾家安被何子桥抗日部队阻击，敌人气急败坏，下午4点多钟，敌人疯狂扑向暖河塘，刀砍火炼15人，17户人家有15户死去了男人，成了“寡妇庄”。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宽城制造“无人区”（2）
王厂沟惨案：1943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敌人为彻底摧毁王厂沟这块抗日游击区，伪热河省警务厅纠集承德上谷宪兵队、于友三讨伐队和孟子岭、喜峰口等日本守备队近5000人，对王厂沟9个自然村实行灭绝人性的8天大屠杀、毁青。庄稼逐块割，山林逐座烧，猫山守土抗战的居民被逐洞杀，8天毁庄稼700多亩、屠杀百姓112人，其中杀绝45户、90多口人。王厂沟的关界村有31口人，只剩下关贞瑞1人。当时关贞瑞7岁，全家6口，被杀5口。爷爷为保护3个孙子，被敌人割掉舌头，挖掉双眼，父亲被枪杀，11岁的哥哥被鬼子一刀劈死，4岁的弟弟被摔死在山崖，母亲被敌人蹂躏后开胸剖腹悲惨死去。
敌人在宽城“无人区”是三天一讨伐，五天一“扫荡”，实行“梳篦山林”、“断臂绝瘤”，几乎哪天都有人惨死在敌人屠刀下。1943年9月13日，张雪涛讨伐队去井家庄讨伐，将1名抗日人员抓捕，绑在苇子沟西河套木桩上，给150多日伪军打了活人靶。据参加打活人靶先开第一枪的张雪队队员宁永满在1966年12月29日审讯中供认：“那次讨伐烧了井家庄11户，55间房子，抢走毛驴7头。‘人圈’外连人带物一齐搜查，那个抗日人员骨头还挺硬，我头枪没打心口窝上，他还骂我狗娘养的，熊种一个。”据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讨伐“扫荡”制造大小惨案153起，其中屠杀20人以上的就有85起。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组织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7次，1942年伪青龙经费总开支5 087 627元，其中“讨伐”、“治安”费为2 350 003元，占总经费的44％。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屠杀和镇压“无人区”人民的暴行，不仅发生在“人圈”外，而且也见于“人圈”内，在“人圈”内也实行检举、屠杀。伪满制定的《时局特别刑法》规定内乱罪、背叛罪、思想犯、国事犯、嫌疑犯、经济犯等50多种，尤其是规定“预防拘禁”、“保护监察”等条款，给日伪军警特提供任意捕人的无限特权。
1942年3月9日，伪青龙宪兵队、警务科对大地、熊虎斗、榆木岭、椅子圈、唐杖子等24个村庄实行一次大检举，抓捕420人，惨杀340人，其余判刑。仅唐杖子一处就杀害100多人。1942年5月、10月、11月，敌人在宽城搞了三次大检举、大屠杀，伪热河省高等法院派人坐镇判决，抓捕213人，在宽城街南山根杀死164人，其余送往承德、鞍山。1943年1月，伪热河省警务厅特高科长高石（日本人）亲临宽城坐镇指挥检举，抓捕1500人，杀死410人，当劳工630人。
有的检举纯属拿着中国人民生命当儿戏。1943年1月13日，宽城日本宪兵队带着相面先生到洪杖子检举，把全庄人集中到东沟门，让相面先生相面认定哪个是八路军，哪个是共产党，结果当场胡乱点名，抓走27人，杀害8人，其余判刑。更为荒唐透顶的是1942年春，驻亮甲台日伪军在亮甲台街搞检举，把全庄人围在一起，让所有人都张着嘴，敌人逐个检查，谁牙白就抓谁。敌人的理由是：凡是牙白的都是八路军，因为八路军爱刷牙。1942年冬，徐家店有一家娶媳妇，亲朋好友前去道喜，宽城特搜班闻讯赶到，从新郎、抬轿人、贺喜人中检举10多名送往宽城。
从1943年至1945年初，敌人搞检举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大，杀人之多极为惊人。1943年12月30日，敌人在全县99个“部落”里搞大型检举，残杀2000余人。仅塌山一带就杀害800多人。山家湾子两个“部落”，从1943年到1945年检举46次，被检举341人，被杀79人。
1943年夏，伪青龙日伪机关别出心裁实行“防范月”，在特务股长赤种（日本人）指挥下，在宽城境内抓“浮浪”300多人，押了1个月。
敌人的屠杀，凶狠残暴，花样翻新，亘古少闻。什么“断食空腹”（不给饭吃，强迫招供）、“倒栽莲花”（倒头活埋）、“军犬舞蹈”（让狼犬扑身乱咬）、“内滚绣球”（把人脱光衣服放进钉满钢针的木箱里，盖上盖顺地乱滚）、“电磨粉身”（把人放在电磨里碾成肉酱）、“枪刺沙袋”（把人放在口袋里敌人练习刺杀）、“钢针刺骨”（用钢针扎入致命处）、“火烧活人”（往人身上倒汽油，点燃烧死）、“虾公见龙王”（把人头脚捆在一起，像虾一样投入水里淹死）、“木桩勒马”（把人绑在木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