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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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当年的悲剧吧。其实按我的本意，我并不想到如此荒凉之地来听这些沉重、痛苦而又难堪的话题。但我之所以要到这里来，且又要每天倾听这些沉重的话题，其目的只是想把这些珍贵的证言记录下来，传给后代，希望日本人不要忘记过去的错误，并且绝不要重犯当年的错误了（本章中所记录的中国人的话语，皆为同行而来的日本中央大学学生、亦是我的学生铃木旭君给我翻译的，在此表示感谢）。
为什么及如何实施“三光作战”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日军开展的“毁灭、扫荡、和剔抉”
那么，日军为什么以及如何去实施“三光作战”的呢？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中国方面所说的“三光”与日军实施的一般暴行有所不同，它指的应是日军自称的“毁灭、彻底扫荡、肃正、剔抉”等方面的作战。然而，即使今日的中国人也并没有对此进行严格的区分。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把日军侵华战争中的全部暴行都统称为“三光”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因此，在中国的很多书刊中，有时竟将原“伪满洲国领土”上发生的“平顶山事件”、“集团部落”以及1937年末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等华北以外的事件，都记述在了“三光”政策的范畴内。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还将日清战争中的旅顺屠杀事件也归入了“三光”政策。
仅从中国人的情感来看，“三光”确实代表了侵略和屠杀等含义。其实，我也曾论述过，要说日中战争就必须认为，它基本应起于日清战争时的那段前后长达50年的“对华侵略战争”。在此意义上讲，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的情感和认识了。但是，对于上述这种无限定的用语，本书则是无法采用的。鉴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只限定使用在抗日战争中的“三光”政策上——在此期间内，日军实施的“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及剔抉”作战上，因此，笔者也就首先按照当时的作战开展过程来进行研究了。此外，由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第一、二卷）对“三光作战”方面的记述较为详细，因此我打算在理解中国人所说的“三光”政策的同时，再根据日方的记述，将两者之间进行对比和补充，这样也许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吧。
按照中国方面的一般性理解——“日军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扫荡’和‘三光’达到了最高潮”，《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2号中双雁的文章《日军‘三光’政策的破绽》。现按年次顺序将当年的前后战况整理如下。
1937年以“卢沟桥事件”（七七事变）为起端，爆发了日中间的全面战争。当年末，刚组建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早已制定的《日军占领地域治安维持实施要领》，将矛头直指“以共匪为重点的团匪讨伐战，以期争取尽快破坏构成共匪的地带”。1938年末，广州、武汉陷落后，日军大本营又策划了“昭和13年秋季后对华处理方案”，并据此向华北方面军发出了第241号命令，要求该军“必须全面负责并确保现占领区——华北地区的治安稳定，尤其是……在谋求迅速恢复主要区域治安的同时，来确保当地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华北治安战》第1卷）。
而此时的中国方面也认为，日军已把战略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了占领区”，“今后，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敌后方战场将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七十年史》）。由此可知，从这时起日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已在华北地区展开了血战。
据日方资料记载，华北治安战的真正开始执行期间，是从1939年初至1940年春。日军的第一期治安作战是1939年1月至5月，第二期是1939年6月4日至6月25日，第三期则是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根据上年度前三期的“战果”，日本华北方面军又制定了“昭和15（1940）年度的肃正建设方针”，当年度的主要目标是在冀中、晋北等地展开治安作战。不过，1940年度中途的8月至12月期间，因中共的八路军倾其总兵力向日军挑战，从而爆发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当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兵力已达50万，其根据地人口也已近1亿。日军当年度的讨伐目的，一是要削弱共产党军队的扩张势力；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以便稳定华北一带的局势。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方面的总指挥官彭德怀将军（后任元帅及国防部长）对此次战役评述如下：
“百团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以及那些同情我们的人民，团结了持中立思想的人，使一些原来持动摇思想的人靠近了我们，同时也对投降派们所说的那种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与了沉重的打击。另外，百团大战的胜利还彻底粉碎了那种八路军‘游而不战’的谣言。”
“百团大战”确实使日军遭受了沉重的军事打击，但日军在接受惨痛教训的同时，也认清了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实力。因而痛感到，必须集中兵力对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展开不懈的攻势，以便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也有人批评彭德怀，说他集中兵力与日军打正规战，彻底暴露了自身实力。百团大战后，不但使日军提高了警惕心，而且还将矛头指向了共产党。
上述说法是否确切暂且不论，但此后日军大规模地彻底讨伐行动，确实给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据“华北方面军军情报告”中称：“就剿灭共军而言，各兵团通过连续肃正讨伐及对其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已使共军之战斗力蒙受了巨大打击。”此外，时任战区司令官的多田骏中将在报告中，先夸大了此次治安肃正作战已取得了实效，其后又称：“在我军的连续的肃正作战打击下，山西省西北部及晋察冀边区的共军及其根据地已大部被消灭。此前三年其苦心积累的物资也同时被摧毁。在蒙受我军如此巨大军事打击后，共军的战斗力已明显丧失。”（1941年4月，摘自《现代史资料》第9卷）
这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该报告中的“消灭”一词，对此江口圭一已在其著作中做了详细介绍。他认为百团大战后，华北方面军则开始实施起原定的，包括使用毒气在内的第一期晋中作战（1940年9月）了，而最先发出“彻底扫荡消灭敌根据地”等命令的，似乎应是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江口圭一的这一推测，应来源于前文所提到的那个桑岛节郎，因桑岛在其著的《华北战记》中曾说过：“我认为，或许‘三光作战’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田中隆吉吧。”江口据此写道：“从桑岛的记述中可知，冈村上任之前，多田司令官就已开始实施‘三光作战’了。”森田康平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说：“由此可知，三光作战的实施，理应是从1940年的晋中作战开始的。”（所谓的“治安肃正”源起于伪满洲国，从1932年3月至1945年8月共进行三期。在华北，早在1938年12月2日，日军大本营规定华北方面军的一般任务：是确保现占领地华北的安全，特别要确保河北、山东、山西及蒙疆等要地的安全。华北方面军据此制定了1939年度治安肃正计划，此为华北治安肃正之始。到9月，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把治安肃正发展为“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从日占区向八路军根据地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和消灭抗日军民。从“囚笼”政策到“三光”政策是治安肃正的不同阶段，而“三光”政策则是“囚笼”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主编校）
在此我预先声明，虽说“三光”与“消灭”二词可认为同义语，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方面并不认同日军是从这时起才开始实行“三光”或“三光作战”的。对此，我认为按当年的实际状态来看，“三光作战”理应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后，日军便在这次军事成果的基础上，又乘机对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施起了综合治安强化。但引人注目的是，这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台前者是傀儡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其治安军，而幕后操纵的则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不过，这次日军在要求傀儡政权提供配合的同时，又向中国人明确提出了经济封锁与地方自救的方针。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三光作战”的开始（1）
由日军和傀儡政权共同开展的治安肃正强化运动，总共进行了5次。第1次是1941年3月至5月，第2次是1941年7月至9月，第3次是同年11月至12月，第4次是1942年4月至6月，第5次是1942年10月至12月。
中国方面指出，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还同时向冀中、冀东、晋中等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扫荡战”和“驱逐战”，由此给中方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我认为，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实际上就是日军的“三光作战”或中方称的“三光”政策的开始（由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编写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指出：从1941年起，日军将华北地区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三种，在“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在“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在“非治安区”［即我根据地的基本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欲彻底毁灭我根据地。另外，“三光”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1941年9月10日《解放日报》社论上，社论题目为“粉碎日寇秋季扫荡”。文中指出：日军在经济方面“实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口号，对于我根据地的建设事业更极尽捣毁焚毁之能事”。在以后的社论中也曾多次提到“三光”政策。姬田先生的提法与这些提法是相吻合的——主编校），而此后所述的中方一切损失也就都属于“三光”的范畴之内了。如此以来，便可以从日军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的综合成果上，来了解它是如何去压迫中国一方的。
据日方统计，治安强化运动的结果，包括全华北主要城市、交通线、重要资源地在内的全华北面积的10％已变成了日军稳定统治的“治安区”（中共方面称之为“敌占区”）；另有10％以上的区域是共产党势力统治的根据地，即日军所称的“未治安区”（中共方面称之为“解放区”或“抗日中心区”）；剩余的80％则是双方混战的区域亦称之为政治真空地带，即日军称做的“准治安区”（中共方面称之为“游击区”）。此后，日中两军都围绕着这一区域，反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按照“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要求，日本华北方面军应在1943年时，把“治安区”扩展到全华北面积的70％，同时还要将“未治区”缩小到10％以下。为了完成这一计划目标，日军全力在华北一带展开毁灭、扫荡、肃正等作战的同时，还要尽力去保护、维持傀儡政权，以及改善与之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
按中方的解释，日军实施的治安强化作战及相应政策，只不过是强化了“三光作战”而已，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其殖民化的统治。恰在此时，冈村宁次大将登场了。
其实，冈村是在1941年7月赴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因此，他理应不是“治安强化运动”和毁灭、扫荡作战的策划及推进者（“治安强化运动”是华北方面军根据八路军“百团大战”作战情况，在1941年2月25日至26日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冈村虽不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最早提出者，但他是“治安强化运动”的积极推进者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说他是在华北推行“三光作战”的罪魁祸首也是不为过的——主编校）。恰巧，此时正值中共八路军方面遭受重大损失时期（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1941年7月7日，正是八路军“百团大战”过后不久，而日军的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3至5月］未见大的成效时期，所以，此时遭受“重大损失”的不是八路军，而是日军。冈村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困难局面而被任命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同时，也正如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的：日军在计不得逞时，则索性实行它之所谓抢、烧、杀的“三光”政策。——主编校），且因冈村本人又是一位具有强烈反共意识者，就任后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使中共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再一次蒙受了重大创伤。因此，冈村就成为了中共的最大憎恨对象和头号攻击目标。
此外，冈村不但任期最长，而且就任末期又赶上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遂即他又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最高司令官（日方称总司令官），此职理应使得冈村深感责任重大。但值得关注的是，冈村宁次是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华北方面军的行动必须获得他的批准，即华北方面军“除必要的作战外，当将其部分兵力派往伪满洲国境线附近的热河省内作战时，必须获最高司令官的批准方可”。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就是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共同联手，在万里长城线南北一带推进设置“无人区”的法律依据所在。
据中方文献记载，冈村发动的这场“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和其后开展的“第3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翌年（1942年）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结果，给中共边区带来了重大危机。仅1941年的一年间，由千人以上组成的日军扫荡作战就有近百次，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有2次。尤其是向冀中根据地发动的“五一大扫荡”中，被日军杀害或抓走的中国人就达到了5万。“冀中平原的很多村庄，一时间呈现出了村村有死者，户户穿孝衣，到处硝烟四起的恐怖景象”。
对于这次所称的“冀中三号作战”，日军方面也极力夸大其战果。据一名原华北方面军的参谋回忆：“此次日军对共军的冀中作战，其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改善了华北的政治战略格局，应该说这是华北方面军的努力结晶。本次作战消灭了共军的冀中三军区，此举也使西部山区的冀西四军区受到了极大影响。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当年的共军活动大大减少了。”（《华北治安战》第二卷）为了保护铁路及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全，日军在展开扫荡之前，已预先修筑起了3900公里的封锁沟和1300座碉堡；为了达到经济封锁的目的，日军还构筑了自诩为“小型万里长城”的绵延数百公里的封锁线。据中方统计，在此期间，日军共出动了18个大队约5万人的兵力，对封锁线内侧反复实行了彻底的扫荡和清剿。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三光作战”的开始（2）
顺便提一下，为了修筑这些封锁沟，日军要求每90公里用70个工作日耗工10万人来完成。虽说这些封锁沟和碉堡都是日军自身用于军事目的的，但工事却都是由数十万中国民工来完成的。由此可知，日军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竟强迫中国民工以劳役形式来修筑这些军事工程。
此外，日军的战果记录中还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查中国人遗弃的尸体9098具，查俘虏5198人（另有嫌疑者20 568人）。那么，此后这些众多的俘虏和嫌疑者又是如何处置的呢？该战果记录中却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