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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长治,长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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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对话反映的问题看,最当紧的是三个派出所办公场所的建设问题,我们现场办公决定市里拨款50%,另一半自力更生解决。其他问题,由市里有关部门与县共同研究,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

  我两年多以前就给平顺设计过蓝图,但这里的干部受习惯思维的影响,还是一门心思地“要”。

  2002年9月7日的《上党晚报》,以一个半版的篇幅,报道了平顺县多年来养成了伸手要的毛病,凡事都向市里、省里乃至国家要钱。虽然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详细统计出平顺总共要了多少钱,但无论是上级部门还是平顺的干部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确实要得不少。

  在平顺,民间流传两种“说法”:一个是,历年来平顺要的钱能用百元大钞从平顺到北京铺两行;另一个是,平顺要的钱足够从平顺到太原修一条高速公路。

  读了这篇报道后,我当即批示:平顺县委要开展一次“反伸手要,去动手干”的讨论活动。

  9月23日,平顺县委书记杜保和就他们反思的结果,给我写了一封信:

  吕书记:

  近一个时期全市开展的“反要”大讨论,找到了平顺“病根”。抓住平顺贫困的“症结”,透视平顺,会诊平顺,对治好“要”病,拔掉“穷”根,是一剂良药、一副猛药,平顺受益无穷。

  一是我们四大班子成员深刻反思了“等惯了,要馋了”的根源和危害,每人找对策、定目标。

  二是在县、乡、村三级围绕“反伸手要,去动手干”,开展“要钱与挣钱”、“依靠与依赖”、“苦熬与苦干”、“输血与造血”、“机遇与待遇”、“人才与钱财”、“扶持与自立”等系列专题大讨论,找问题,查根源,论危害,强责任。

  三是针对平顺“条件难改、贫困难变”的惰性意识进行剖析,使大家对贫困现状知羞、知耻、知改。三级干部切实转变作风,振奋精神,变单一走上头为走外头、走下头并举。争取上边的,贷出银行的,引来外地的,筹措民间的,盘活闲置的,清回外欠的,加大各类资金的投入,全面实施人才战略,挂靠战略,品牌战略。

  四是把来自各种渠道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我们制定和出台了审计制、报账制、公示制、责任追究等制度,对挤占、挪用、截留、贪污、私分各类资金的行为和现象发现一起、曝光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五是更新条件观、市场观、环境观,全力发展绿色经济、矿业经济、旅游经济。在工作重点上,集中打好干部转变作风、扶贫攻坚、村通水泥路、招商引资和财政增收五个硬仗;在结构调整上,培育6个销售收入超亿元的标志性项目,发展10个绿色农业和10个潜力工业项目,通过改制和资产重组、盘活20个停产半停产企业。自逼加压,自逼奋进。全县上下人心思变,人心思干。

  我们决心以这次大讨论为契机,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基点上,做到群众的精神状态最好、干部的作风最硬、经济发展的环境最优,把平顺建成全省花椒大县、山水风光旅游大县,全市无上访县,真正把平顺的事情办好,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平顺人民的期望。

  杜保和

  2002年9月23日

  我为平顺干部的觉醒高兴,你们找到了平顺县为什么“虚心不进步”的根源。说实在的,这种精神上的振作,比给钱或要钱都珍贵。我们希望有外援,更需要有骨气。党员就是要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地带领群众干,而不是要。否则,这个手伸到哪一级是个了,伸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够呢!我认为保和同志的作风,也是对话对出来的效果。于是我马上在他的汇报材料上批道:

  保和同志的汇报很好,好就好在能正确对待公开批评。现在党内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是好人主义的庸俗作风严重。不敢批评,不能在思想上分清是非。近三年来,我们不但采取具体措施大力带头、带动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把批评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化,开展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一定效果。在此基础上,又在沁县开展了“捉懒”和在平顺县开展了“反要”活动,进一步推进公开批评。其他各县,都要实事求是地开展这样的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通过舆论监督的各项监督,把自己的工作置于人民的批评活动中,进行自逼加压。

  平顺县的“反要”取得成果,2002年10件实事圆满完成。县财政收入增长1000万元,增幅是历史上最高的。


 
长子街头为村干撑腰 



  国家干部有很多好处,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干,他还能想办法调到别的地方干。农村干部就不行了,他在自己的身上烙了个“农”字,怎么干也脱不开“村”缚。这些人肩挑着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没有多少谋私的条件,只靠觉悟或者良知为老百姓办事。有的地方穷,村干部不好选,就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谁当干部。有的地方甚至还选不出村党支部书 
记,一缺就是几年。我们说关心群众,农村干部就是最优秀的群众,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他们的默默奉献,我不敢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2001年5月,我骑自行车下乡,走到长治县北郭村,见有一家人还在田里播种谷子。我从田间路过,问其中的长者:“你觉得农村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老人说:“干部难当,村里不本分的人多,经常闹事,找干部的麻烦。”随行的同志怕他替干部说情,问他:“你当过干部?”老人说:“我一辈子是个庄稼汉,我是看干部太可怜。”我听懂了他的话。我父亲当过村干部,农村工作得罪人多。父亲在外惹了人,母亲就把家里鸡下的蛋拿去赔情,求人家谅解。

  中午时分,我们在群众家吃饭,卸任的老支书来找我,想说说农村干部的苦情。这位干了21年农村工作的老支书,由于身体原因,去年主动让贤。村里的变化,老百姓都说是老支书干出来的。

  他说:“我得为村官说句公道话。如今是商品社会,一些人为了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动辄就要干部赔钱,凡事都用钱说话。花钱总得有个原则,有个说法吧。干部能有多少钱?他总不能老拿自己家的钱办大家的事吧。吕书记,你也要大力支持那些好干部!”

  我明白了,这位老支书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对村干部严格要求多,但支持力度还不够。他又说:“村干部在乡里挨骂,回村里受气,到家里老婆埋怨,真叫难哪!市委要给村干部说句公道话。”

  我听这位老支书说话,就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也像下级听上级指示。什么叫指示?上级布置的任务叫指示,老百姓需要我们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指示——人民群众的指示。我们不能只执行上级的指示,而不管老百姓给我们做出的指示。“大力支持好村干部”,“给村干部说句公道话”,这就是老百姓的指示,我们必须听从。否则我们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人,上身穿棉袄,下身穿裤头——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

  在长子县骑车走了很多村,群众说冷存蔬菜卖价好,听说固益村正在盖冷库,我骑车前往。在那里,河南来的“包工”介绍说,冷库投资者是这个村的原任支书,叫申贵堂。他本来干部当得挺好,为群众办了很多事,村里变化也特别大,但因为工作认真得罪了不少人,村党支部换届时,他干脆辞职不干了。自己投资盖冷库,主要是解决当地人储菜问题,也为了让群众多赚几个季节差价的钱。他建的冷库下边储蔬菜,上面是宾馆。

  在工地转了一圈,“包工”把我领进工棚休息。工棚低矮、简陋,我尽量弯身侧腰,还是沾了一头草。我坐在只有草没有被褥的床上,“包工”从漂着灰尘杂物的水缸里舀了一碗水,递给我,我接过碗把水喝了。他望了我好半天,然后笑着说:你怎么和村支书申贵堂一样?我也笑着回答他,25年前,我也是个村支书。

  “包工”话题一转,又说这个原任村支书了不起,自己下了台还不忘大伙的事儿。我们同情他,也只在这里挣个饭钱就行。我和他细算这项工程投资所需,土建六七十万元,设备100多万元,全部下来要200多万元。我问,他有那么多钱?包工说,钱都是借来的,这不,他又去跑贷款的事了。

  从官场到市场,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过去在农村工作中做出过贡献的同志,我们都不要忘了他们,要多为他们创造条件,支持他们大胆地往前闯,现在干和过去干,都是为群众做表率,带好头。

  在潞城市东天贡村,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推车进了村党支部副书记老甄家的大门。他们正吃着饭,我向老甄要了一碗面。这位副书记见我十分随意,便和我说起集体的事。村里没有企业,上面却强行摊派工商税,他们只好把仅有的一点提留款用来买税,剩下的钱给老人们发点补助。村干部一年工资千把元,几年没发了。他说苦点、累点、紧点都无所谓。本来群众工作就难做,上面再无端增加负担,这工作就更难了。

  他说的现象,我早有耳闻。1999年,全市财政收入达亿元的潞城、襄垣和长治县,均有买税和浮夸现象,再加上沁源县、沁县等地的虚假现象,全市虚报财政收入超过数千万元。没想到过去的传言在东天贡村得到证实。我通知潞城市立即取消对东天贡村摊派的工商税,再次要求全市分三年解决农村买税现象和财政浮夸问题。直至2002年,襄垣县仍有几个乡镇为消化浮夸而在负增长。

  骑车来到长子县城后,在街头与群众进行了对话。

  我把在农村调查的问题,归纳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干部中既存在着“不公开、不发展和不文明”问题,群众中也存在“闹宗派、闹私利、闹干部”现象。农村要同时解决“三不问题”和“三闹现象”。“三不”固然可怕,但“三闹”危害也不小。

  我为农村干部大声疾呼,群众是农民,干部也是农民,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两条,一条是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另一条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是当前农村工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解决“不公开、不发展、不文明”的问题,也要警惕“闹宗派、闹私利、闹干部”的现象。不能因为枝节小事纠缠不休,不要认为只要是群众就什么都对,群众也要讲大多数,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利益闹掉了一群人的利益。

  农村干部也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当然违法腐败另当别论。农村干部读的书少,经的事少,缺少经验,但他们热情高,对党有朴素的感情,我们各级党政干部要帮助、理解农村干部,关心和支持农村干部。千万,千万,要善待他们!

 
电台接受提问 



  大规模的对话活动之后,群众觉得还不过瘾。2002年元旦,我们在长治人民广播电台用现代传播手段开展了热线对话活动。

  每天早晨7时35分,准时有一位市直单位的一把手在广播电台与群众对话交谈,群众提 
问题,干部解答。

  从每个月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像值班表一样排列着各个单位一把手的名字。十个月来,没有一个人缺席。每位领导同志都为热线对话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顾不上吃饭,早早地来到电台。有的单位为了不辜负难得的通话机会,使回答问题更加准确、全面,还带来了有关科室的工作人员,使热线对话收到了良好效果。电话的另一端时常传来“我很满意!”“非常感谢!”等兴奋的话语,在直播室的领导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热线电话每天都很忙,两部电话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晋东南师专贾晓宏反映,学生贷款上学积极性很高,问银行有何措施,望尽快把贷款落实到学生手中。

  下南街小学一位教师建议,我市文艺界应该把反映我市干部“三深”、“转变作风”等优秀文艺作品在春节期间推向街头。

  平顺县一位听众反映,太行水乡旅游区收不到传呼信号。

  有的反映煤气炒不起菜,有的反映下水道不通。直到节目结束后,仍有相当一部分电话打进来,参与对话的领导只好用电话单独回答。房管局局长和书堂说,群众的事情再小,对我们领导干部来说也是大事。

  市民政局局长贾先凤在同群众对话时,一位听众打进电话告诉她,太行太岳烈士陵园里新立的武士敏将军的墓碑碑文用字不规范,简化字、繁体字混用,还有错别字,有碍我市形象。贾先凤局长向这位听众连声说“谢谢……”当天上午,她就带着民政局的有关同志到烈士陵园调查解决,并对所有的碑文都进行了检查。

  郊区张村退伍军人曹岩文反映优属政策兑现问题,民政局很快深入调查,村里保证在春节前兑现。

  元月25日,市国税局局长史爱生进行热线对话,一位姓宋的经营户反映城区国税局办事效率低,领发票要等近三个小时。史爱生对此高度重视,当天上午组织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学文件、找差距、定措施,全方位整改。

  有听众打电话反映,淮海副食品市场缺斤少两问题严重,希望质监局能查一查。第二天市质监局20多名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发现听众反映属实,现场没收了不合格的器具,并对其进行罚款处理。

  元月一日首播时,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反映英雄台一带的治安问题。市公安局在一周内部署警力,增设便衣,加强了这里的治安管理。

  每一位参与热线对话的领导同志来时带着满腔热情,走时带着群众的期盼和沉甸甸的责任。

  这项由市纪委、宣传部等部门主办的活动在群众中产生积极影响,我鼓励纪委书记曹燎原同志把这件事继续办好,我们市四套班子领导也可以去参加,只要能让群众满意,什么样的形式我们都可以尝试,并通过实践完善提高。在长治就必须有这样的勇气,人民需要的,就是干部必须要努力做到的!


 
不敢对话者不配当官 



  对话,是我和班子集体在长治的一种新尝试。开始时部分干部有惧怕心理,也有些人认为是“表面文章”、“形式主义”。但我认为,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方式,坦诚换取理解,沟通消除距离。我们的干部如果都能走近群众心贴心,解决问题面对面,有什么不好呢?对话本来就是一种交流,通过交流才能加强联系。


  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干部躲避群众,回避矛盾,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通过对话,有效克服了这种现象。当然,方式还有多种,比如座谈会、恳谈会、聊天会、交流会,等等,也都是与群众沟通的良好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对群众来说方便了;对干部来说,在办公室和广场跟群众对话有实质性的不同。在机关条件好,坐着谈舒服。面对一个人两个人可长谈,可短谈,轻松愉快,没有压力,还要经过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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