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6-明朝的皇帝-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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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知，无耻的孙之獬有一天突然改穿满人装束，想列入满班，满班以其汉人，不受；再回入汉班，又因为服饰不同，亦不受。孙之獬进退失据，大为狼狈，于是恼羞成怒，疏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多尔衮大为赞赏这几句话，因而有“薙发”之令，汉人以衣冠沦亡，痛心无比，不从薙发令而死者无算，都是孙之獬造的孽。到了顺治三年，山东布衣谢迁起义兵抗清，攻入淄川，首先就找孙之獬，被报复甚惨，而咎由自取，诚可谓“可怜不足惜”。
当思宗即位后，阉党都知魏忠贤必败，有人便以“自相残杀”作为效忠新君的表示，杨维恒和贾继春就以崔呈秀为目标，上疏力攻。崔呈秀请求解职，思宗犹以温谕慰留，三请而后得回乡。不久，魏忠贤毕命，崔呈秀自知不免，决心自杀，死前还有一个很可恶的动作，《明史本传》：
时忠贤已死，呈秀知不免，列姬妾，罗诸奇珍异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坏之，饮已，自缢。
以后“定逆案”，阉党以崔呈秀为首，开棺戮尸。当魏忠贤盛时，崔呈秀上疏称颂，有“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千讥万骂，臣固甘之”的话，传到外边，朝野哄笑。而与崔呈秀同样恬不知耻者，则有曹钦程，他是江西德化人，先谄事汪文言，汪败后由其座主冯铨的引荐，拜魏忠贤为义父，成为“十狗”之一。
五十五、曹钦程尤为无耻
曹钦程在群小中尤无耻，日夜奔走魏忠贤之门，摇尾乞怜的卑谄之态穷凶极恶，因此阉党亦羞于有此同类。吹、拍原是做官这一行的大学问，拍马尤贵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曹钦程肉麻得过了分，连魏忠贤都觉得吃不消，因而有点讨厌他，加以阉党说他的坏话，所以魏忠贤责以“败群”。天启六年正月，为人所参劾，魏忠贤毫无顾惜地摘了他的纱帽。动身回江西以前，他向魏忠贤去辞行，说是“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又哭了半天才走。
等魏忠贤一死，思宗“定逆案”，曹钦程在“首等”，论死，但不是斩立决，关在监狱里许久。他的家人与刘志选的家人差不多，先还常常送牢饭，到后来就不管他了，曹钦程便在监狱中“掠他囚余食，日醉饱”。逆案后来有翻覆，论死者多未死，曹钦程就在刑部大狱中关了十几年，到李自成入京师，曹钦程“破狱出降”。等到吴三桂请清兵入关，李自成败走山西一带，曹钦程跟在一起，不知所终。
大致“十狗”者专以谄媚为能事，除曹钦程以外，为首的“狗头”是周应秋，他是江苏金坛人，当到左都御史。此人的拍马方式又与众不同，家厨绝妙，尤善于烹制猪蹄，魏良卿常到他家去做客，非此味不欢，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煨蹄总宪”。总宪者，都御史的别称。
天启六年七月，周应秋调任吏部尚书。明朝六部权重，吏、兵两部尤甚。周应秋获得了这个要缺，学严嵩的样，勾结文选司郎中公然卖缺分赃，而清流未尽者，周应秋随便找个借口，拿他们或降或调，无日无之。杨涟、左光斗死在狱中，周应秋半夜得到消息，敲开他门客的卧室，说是：“天眼开！杨涟、左光斗死了！”小人陷害君子，有些心知为非，而利害所迫，不能不出以辣手；亦有些确实以为正人君子该死，如周应秋以及清末的徐桐等等，都是这类丧心病狂的妄人。
在阉党中，亦不是个个能保富贵。魏忠贤很难伺候，稍有忤犯，顿时失宠，但有的是良心未死，说了几句正论，不为魏忠贤所喜，而有的只是无意中触犯了魏忠贤的忌讳，应当分开来谈。
五十六、石三畏无意中犯忌讳
前者可以王绍徽为例，后者可以石三畏为例。王绍徽原以排击东林出名，曾经编过一部《东林点将录》，以李三才拟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拟作“及时雨宋江”，杨涟拟作“大刀关胜”，汪文言拟作“鼓上蚤时迁”。而崔呈秀所进的《天鉴录》，则以王绍徽与于“真心为国，不附东林”之列，因此左光斗被逐后，王绍徽得代以为左佥都御史，很快地迁升为吏部尚书。魏忠贤叔侄要加官晋爵，王绍徽无不唯命是从，但他亦有不可抹杀的一面，《明史·阉党传》：
至忠贤遣内臣出镇，绍徽乃偕同官陈“四不可”。王恭厂、朝天宫并灾，绍徽言诛罚过多，忤忠贤意，得谯让。
按：史书称某某建筑物“灾”，都指火灾，而“王恭厂灾”是火药爆炸，《旧京遗事》言：
京师诸火药局以王恭厂为大，旧在城西南包家街，天启乙丑以药发毁……击坏西城两三条街，伤百许人。
又《畿辅通志》及《两朝从信录》亦皆记其事，时间在天启六年丙寅五月，非乙丑。火药局爆炸，当然是管理有问题，这与天然的灾难不同，确是当政者值得警惕的事。王绍徽以此上言，虽“得谯让”，仍有所陈：
已复上言：“四方多事，九边缺饷，难免催科，乞定分数、宽年限，以缓急之宜付抚按。正殿既成，两殿宜缓。请敕工部裁省织造、瓷器诸冗费，用佐大工。奸党削除已尽，恐藏祸蓄怨，反受中伤，逮系重刑，加于封疆，显过三案巨奸，则人心悦服，余宜少宽贷。”复忤忠贤意。
因此，王绍徽为阉党中后起者所排击，魏忠贤未有表示，削职而去。
石三畏为魏忠贤“十孩儿”之一，又跟崔呈秀有密切关系，“锻成杨、左之狱，咆哮特甚”。有一天他到亲戚家赴宴，魏良卿亦在，伶人来请点戏，石三畏喝醉了酒，忘却忌讳点了一出“刘瑾酗酒”。魏良卿回去告诉他叔叔，魏忠贤以为石三畏有意讥讽，大怒，革了他的职。及至魏忠贤事败，石三畏反以此为功，得复官为御史，后来为人所劾，指出真相，依旧削职。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霍维华开新运河无功
五十七、霍维华开新运河无功
小人之为小人，最大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只问利害，不讲道义。当魏忠贤将败时，阉党中“内相携贰”，以设法攻魏忠贤或其同类求自保其身家爵禄的，还有许多人，甚至包括“老牌”的阉党霍维华和贾继春在内。
霍维华以攻王安为魏忠贤立下第一功起家，与崔呈秀同为魏的谋主。熹宗得病，魏忠贤认为是“灵露饮”吃坏了，而进此“仙方”，有霍维华参与其事，因之失宠。霍维华心里害怕，便起了叛魏之心。当时关外用兵，袁崇焕有宁远大捷，清太祖努尔哈赤竟因此愤恚而死，论功行赏，霍维华以兵部侍郎署理尚书，至是真除，并恩荫一子为锦衣卫千户，霍维华“虑有后患”，想摆脱阉党的臭名，所以力辞恩命，请求把荫封让给袁崇焕。魏忠贤知道他的用意，“降旨颇厉”。如果熹宗不死，他迟早会被魏忠贤驱逐回乡。
思宗即位，霍维华与杨维恒百计弥缝，避免牵涉及于魏忠贤，因而仍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但在京还不安全，想借“行边”的名义避到关外。按：兵部尚书行边，即等于国防部长视察前线，名正言顺，自无不可。哪知有个言官顾继祖识破他的奸计，上疏说道：
维华狡人也。珰炽则借珰，珰败则攻珰。击杨、左者维华也，杨、左逮而阳为救者亦维华也。以一给事中，三年躐至尚书，无叙不及，有赉必加，即维华亦难以自解。
因此，思宗不准他出关。逆案一起，霍维华充军充到徐州。按：充军是俗称，这个刑罚称为“流刑”，明朝的流刑与唐朝相同，分三等，自一千里至三千里，称为“三流”，各杖一百。路程以京师起算，不问地方好坏，这里面就有人情好托，霍维华大概在刑部有人照应，所以充军能充到徐州这样很不错的地方。
到了崇祯七年，徐州以南、宿迁以北的骆马河淤塞，霍维华想利用这个机会复起，建议自宿迁到徐州开一条新运河，引黄河水通漕。结果，征用民工，费银五十余万两，而运河没有开成功。明思宗这个人对赏罚向来轻率，看霍维华治河无功，立即下狱论死。
五十八、阉党结局非死即充
“五狗”、“十孩儿”大致是替魏忠贤出坏主意，出头做猫脚爪，至于荼毒正人的实际执行工作，则另有其人，文的是“五虎”，武的是“五彪”。
“五虎”以崔呈秀为首，依次是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寺正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以掌锦衣卫的左都督田尔耕为首，他跟魏忠贤为莫逆之交，又是魏忠贤所有干儿子当中最有权势的一个，所以有“大儿田尔耕”之谣，他有个心腹是苏州人，名叫杨寰，官居锦衣卫理刑官，亦为“五彪”之一。
此外还有锦衣卫指挥崔应元——原是个市井无赖，充校尉以冒缉捕之功起家——以及东厂理刑官孙云鹤、掌镇抚司的许显纯。
“五彪”中除去田尔耕，就以许显纯的恶名最著。他是客氏的同乡，河北定兴人，家世很好，祖父许从诚是驸马。他本人是武进士出身，先当锦衣卫指挥佥事，及至刘侨去职，魏忠贤派他代替。此人略晓文墨，在厂卫中算是一个人才，但才适足以济其恶，而此才又只是小有才，出以贪残阴狠之性，便只能为魏忠贤做毒爪，自己不能有所作为。
据《明史本传》：
显纯性残酷，大狱频兴，毒刑锻炼。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寀、夏之令等十余人皆死其手，诸人供状，皆显纯自为之。
这就是他“略晓文墨”才能做得出来的坏事。但小人常有极端矛盾的两种性格，许显纯在羊面前是狼，而在狼面前是羊：
每谳狱，忠贤必遣人坐其后，谓之“听记”；其人偶不至，即袖手不敢问。
怕魏忠贤怕到如此，就因为他知道，如果得罪了魏忠贤，一旦为阶下囚，则他今日所施于杨、左的毒刑，就会照样降落到自己身上。
“五彪”的结局自然非死即充军。田尔耕与许显纯罪最重，于崇祯元年六月伏诛，人人称快，可想而知，忠奸之判，往往在临刑毕那一刻显示得最强烈。
五十九、开馆修《三朝要典》
当阉党对东林及其他异己者展开攻击时，魏忠贤手中握有好几张黑名单，最初是魏广微、顾秉谦所进的一部《缙绅便览》，上有记号，点明“邪党”、“正人”；后有齐党王绍徽的《东林点将录》，又有御史卢承钦仿《点将录》所编的《东林党人榜》，分为“元帅”、“副帅”、“先锋”、“敢死军人”、“土木魔神”等等名目。此外还有《天鉴录》、《蝗蝻录》等所谓“七录”，最后则有《三朝要典》。
“三朝”是指万历、泰昌、天启，“要典”则是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由霍维华创议，以大学士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为总裁，开馆编纂。如是就不问可知，编《三朝要典》的用意在混淆是非，为东林党人制造罪名。
《三朝要典》论三案的结论是如此：
其论梃击，以王之寀开衅骨肉，为诬皇祖，负先帝；论红丸，以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终，更附不讨贼之论，轻诋皇上不得正其始，为罔上不道；论移宫，以杨涟等内结王安，故重选侍之罪，以张翊戴之功。于是遂以之寀、慎行、涟为三案罪首。（《明通鉴》卷八十）
这就是说，阉党认为神宗对光宗与福王之间，并无偏心；光宗的崩逝，并非为红丸所误；李选侍盘踞乾清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其时正在修《光宗实录》，凡事关三案的，都根据《三朝要典》加以“更正”。这是篡改历史！而从此魏忠贤要杀东林，只要根据《三朝要典》来编造罪名就行了。
幸好，《三朝要典》成书不久熹宗即已崩逝，历史真相始不致泯灭。崇祯初，首请毁《三朝要典》者是倪元璐，他的奏疏立论相当公平，他认为对三案持正反两种看法的，“各有其是”，譬如认定梃击一案为郑贵妃及其亲族的阴谋，用意是在保护东宫；而不以为有什么阴谋的，用意是在安定朝局。此正反两面，虽然主张不同，势如水火，但只是就事论事，并不像魏忠贤得势后，“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三朝要典》奉旨销毁
六十、《三朝要典》奉旨销毁
倪元璐认为三案“经此二借”，面目全非，“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换句话说，在阉党谈三案，东林是欺诬先皇、离间骨肉的罪人，而魏忠贤则是苦心调护宫廷、安定政局的功臣，于是打击东林乃为势所必然。但“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已重而或忧成翻局”，阉党为了使东林永世不得超生，于是“创立私编，标题要典”，因为是奉旨所编的官文书，自具有法律上的作用，在当时，可据要典所认定的是非入东林于罪；在将来，万一有翻案的局面出现，则魏忠贤可恃钦定的要典为有力的证据，免去死罪。因此，倪元璐提出非常通达明快的结论和建议：
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唯有毁之而已。
思宗接纳了倪元璐的建议，降旨收集《三朝要典》成书以及原版，加以销毁。时为崇祯元年五月，魏忠贤死后半年。
魏忠贤死于思宗接位以后的第三个月，当时弹章纷飞，思宗都一概未发。以后有嘉兴贡生钱嘉征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过功；九、朘民；十、通关节。思宗看局面已经稳定，可以动手了，于是把魏忠贤找了来，叫一个识字的太监把钱嘉征的奏疏念给他听。
由太监念奏疏，是明朝皇帝处理政务的一种特殊方式。清朝皇帝，凡有奏章，都是亲自阅看，降旨亦必出于亲裁，此即鉴于明朝政柄下移之失的有力矫正。明朝皇帝由值书房的太监念奏疏，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懒，自己不高兴看，叫太监念，像明神宗那样，可能一面躺着抽鸦片，一面听奏章；再有一个原因是看不懂，像熹宗那样。不看而听，必生流弊。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由王体乾念奏疏，把其中要紧的话略而不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六十一、客氏步赴浣衣局笞死
至于思宗命太监念钱嘉征的奏疏给魏忠贤听，自是治罪的第一步，所以魏忠贤大起恐慌。其时思宗有个从王府带进宫的太监，名叶徐应元，算是心腹。魏忠贤跟他是赌钱的朋友，便走他的路子，送了一份极重的礼，希望他能在思宗面前说情。结果徐应元受了一顿申斥，发遣显陵安置；而魏忠贤得到了发凤阳安置的处分，行到安徽阜城地方，得到消息，已降旨逮捕法办，魏忠贤知道这一下绝无生理，被捕后徒然受刑吃苦，于是在旅途自缢，但亦并未落到一个全尸，奉旨“磔尸，悬首河间”——明朝的太监出在两个地方，南则福建，北则直隶河间府，此举的用意在警告那里的“净身男子”不可学魏忠贤。
魏忠贤一死，客氏的一条命当然也保不住了。她是先被抄家，发现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