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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缦兆聘薊SC。因此ESC和企业谈判时比较容易成功。
能源服务公司是按“交钥匙”原则来承接项目的。ESC 看准了一个节能机会之后，负责提出技术方案，筹集资金，组织施工，负责设备安装，培训人员，一直到核定节能成果，这才算项目完成，才能得到服务的报酬。其中任何一步失误，都可能导致项目失败。这也决定了ESC必须由配了套的各类专业人员组成，其中包括能源技术专家、筹款专家、能源审计专家以及经营管理专家。国际上大的ESC有上千名雇员，有的发展成了跨国公司，像美国的EPS（能源运行服务公司）在全球的17个城市内设有分支机构，年营业额近10亿美元。但小的ESC仅仅十来个人，他们或从事较小的项目，或者将部分工作分包出去，例如设计委托给设计院，施工包给安装公司。
ESC常用的技术包括换用高效锅炉、高效马达、风扇和水泵，调速马达、余热利用、改进绝缘，提高照明效率、建筑物综合节能、联合循环发电、热电联产、输配电改进、集中供热、汽车节能、专用设备节能、负荷的时间调整、设备和负荷重新配套。但作为能源服务公司，其服务范围不一定只限于硬件的更新，也可以为企业从事能源审计、某一节能方案的经济可行性计算，进行DSM（终端能源管理），设计负荷合理调配等，并尽量将这些工作归纳为ESC所特有的方式来获取其服务报酬。在以上这些节能方式中，照明改进的潜力最大，可达50％以上，其次为联合循环、建筑物节能、高效家用电器。大多数投资还本期都只有两三年。
成立能源服务公司除了人员配套是关键之外，筹资也往往有困难。在许多国家里，节能是政府的政策，再加ESC活动的风险小，还款期短，银行愿意为他们提供贷款。最近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此设立了专项贷款基金，他们不但提供低息贷款，还帮助介绍各国ESC运行的经验。根据最新的估计，全球ESC的市场容量目前为每年340～420亿美元。未来的10年内可能增加到每年约8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现在全球的ESC业务中有41％集中在美加两国，OECD的欧洲国家占了21％，OECD的太平洋国家占了13％，而发展中国家仅20％左右。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节能的潜力大于发达国家，所以ESC业务在这些国家中理应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特别是中国，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耗能大国之一，能源浪费现象相当普遍，节能可以节约投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轻运输压力。但迄今为止，按ESC方式运营的单位可能还没有问世，这个潜力有待我们去发掘。
按ESC方式开展业务的障碍何在？在许多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里，ESC方式运营往往会遇到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能源是国家补贴商品，价格低，节能的真正效益被低价格所掩盖。ESC不能从中取得应得的份额。其次是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并不着意追求经济效益，利润不是衡量他们业绩的首要指标，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官衔，而官衔主要靠与上级的关系而不是利润。企业对节能不热心，ESC就难以与企业达成节能协议。发展中国家资金市场不发达，资金不是流到获利最大，还本期最短的地方去使用。像在我国大笔资金用在了最没有效益的地方，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致使有效益的项目反而贷不到款。整个投资环境不良，三角债拖欠不还，商业信用差，产品质量低，交货不按时等等都会影响ESC的正常运营。
ESC的业务中带有关键的一项是如何准确计算出能源节约的数量。能够计量的是用掉了多少能。电度表、磅秤、流量计等都只能量出实际的消耗量。没有消耗掉的是多少，或节约的是多少则测量不出来，而要靠计算。当然这一计算并非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原先的测量，而且计算的方法要与企业事先商量妥当，否则容易发生扯皮。
我国正在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市场力量将日益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价格扭曲在减少，企业自主权在扩大，低效的企业被淘汰，厂长经理更将关心自己企业的利润，特别是大量非公营企业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些都为ESC在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我国能源市场，特别电力始终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节能节电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各地的能源咨询公司可以逐渐朝这方面转变，特别是其中素质较好、人员水平较高、有能力与国外沟通的，可以与美国EPS等大企业联营。小的咨询公司只要有能力有志气也可以赶上来，例如帮助企业改装调速电机以节能，可以向电机制造厂赊购，分期从所节电价中偿还。而且节约了耗电，可以将电厂的容量腾出一些来，向新用户供电，每供一个千瓦可以节省几千元投资。这部分费用可以与电厂或电力局协商分成给ESC公司。我们还应该向社会呼吁，在贷款、工商注册、税收、广告、环境管理等方面向ESC开绿灯，把我国的节能工作大大地推前一步。
1995年4月19日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三）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三）
他山之石
这里的“他山之石”指的是生在南京，长在台湾的海外学者高希均教授的两本文集：Ⅰ《观念播种》和《优势台湾》。
台湾对于大陆的众多百姓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可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勾起恐怖回忆的事物。文革时我因摘帽右派的罪名被抄家。红卫兵把我们全家人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半个光头）之后，在轮番批斗，斥骂甚至拷打了几个昼夜之后，风浪似乎要平静下去。忽然，一个细心的“红卫兵”发现了我们四兄妹几十年聚积的两万余张邮票中有一张1947年发行的蒋介石总统60寿辰纪念邮票。这张邮票立刻成为私通台湾，图谋翻天的铁证。于是批斗再次升级，并且把全家所有的衣服、用具、书籍全部没收。当年我又以“首都危险分子”的身份被赶往山西大同。那年冬天，我们全家拿破棉絮裹身才挨挺过来。
曾几何时，今天台湾变成了大陆同胞向往的地方。只要对方准予入境，大陆单位和政府全力协助办理赴台手续。这个变化在28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恐怕连高瞻远瞩一万年的英明人物也未必料到。当前，过去两岸对立的历史教训已不在大陆居民的舆论视野之中。然而如果翻开这几天的报纸，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杀，南北朝鲜的对立，穆塞停火的困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不共戴天。这些新闻某种意义上正是海峡两岸之间28年前势不两立的翻版。其实，中国人今后是否永远不会重蹈覆辙，也是很难说的。
发生这种不必要的人群之间相互仇视的具体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其间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即社会的封闭性，信息交流被阻甚至被垄断。大陆同胞对这一点是有亲身体会的。私通海外是“文革”其间知识分子被批斗的一个主要原因；偷听敌台则足可以被判刑。台湾在30年前怕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争取言论自由的第一步先是要有“听”的自由。改革15年来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一切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可能的。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高希均教授文集《观念播种》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
高希均在台湾中兴大学毕业之后，于1959年赴美深造，1964年获密歇根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他获得大学终身教授以后没有继续留在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里，而是分出一半时间回到台湾从事观念播种的事业。30年来一共用中文发表了一百三十余篇文章，出版了19本书，总计达400余万字。他还同一些朋友共同创办了《天下》和《远见》两本杂志，和天下文化出版社。他在传播新思想，介绍新观点，引进新学问方面的成绩，使他成为台湾知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1988年首次访问大陆以来，他的著作开始在大陆出版，至今已经出版多种。传播观念，开发民智，决不是容易的事。用高先生的话说：移山比观念改变还容易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高希均的大部分文章都和经济有关。经济问题是最容易产生误区的领域。误区之一就是“白吃午餐”。1977年高希均写下《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指出想占便宜的自私心理误导了许多舆论，甚至产生错误的政策。“白吃午餐”一词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首创的名词，高希均利用它评论了台湾的许多经济现象。首先是关于工资标准。拿工资的人都想工资标准高一些，可是如果效率不提高，冗员不裁减，增加工资等于白吃午餐。其实，说到底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取决于工资标准，而是取决于总的生产量。只有有益于促进生产的工资水平才真能提高生活。国际的经验证明，保持一个略低的工资水平才能保证其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才能为其产品源源不断地开拓市场，百姓才能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例子之二是政府对公营事业的补贴。如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的低价格政策，这种政策助长了白吃午餐的心理，而且无例外地成为地方财政拮据的一个主要原因。到头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得从增加百姓的税收来找齐。例子之三是大学学费该不该上调。高希均主张学费应尽量反映教育成本，同时给清贫家庭出身的学生贷款或奖学金。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我们吃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大陆同胞而言，“白吃午餐”的心理恐怕比台湾同胞更甚。尤其难办的是大陆政府当局还经常把“白吃午餐”的权利当成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有意无意地经常宣传。例如灾区人民拿到了救灾物资，媒体着力描写百姓如何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官员们在一旁听了也似乎受之无愧。应该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克服灾难方面确实比之西方的民主制度更有效，所以几处较大的水灾虽然灾情严重，人心还稳定。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物质财富都是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政策变出来的。政策好上了天，没有各色各样用自己劳动作出无偿贡献的人，天上连一块馒头也掉不下来。当然，媒体讲的不是经济学，不够准确也无可厚非。可是经常性的不恰当宣传会产生副作用，有时还很严重。因为这使百姓产生对政府过高的期望，同时又把过于繁重、实际上不可能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了政府。企业经营不善，工人收入降低，变成了政府的过失；万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必须出来收拾残局，甚至股市疲软也成了政府的毛病。对比之下，台湾每年都有上万个企业倒闭，投机赔钱的人天天都有，近几年白领阶层中出现了失业，邮资涨价，水电涨价也不是稀罕事。这些事情中倒了霉的人认准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并没有归罪于政府，更没有因而上街游行示威。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看不见的手比之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能更有效地优化各部门的产出比例。虽然据说日本的通产省制定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使日本的工业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日本的支柱产业汽车是一个例外，因为当年通产省断定日本发展汽车生产是没有前途的）。但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国家的产业政府，倒也没有发生过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30年代的大萧条不是比例失调，而是宏观政策犯了大错误）。台湾基本上步美国的后尘，发展的历程也基本顺利的。反观大陆的情况，制定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当仁不让的权利和义务，从以钢为纲到以粮为纲，从五年计划到十大关系，一套跟着一套。可是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但未解决，而且越闹越厉害。倒是改革以后产业政策不那么强调了，五年计划也似有似无，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比例失调的问题确乎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所以大陆经验合乎高希均的理念，不过总的说来，大陆朝野对市场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信心还是相当欠缺的，因此还有人主张随时随地动用政府的权威来纠正市场的“盲目性”。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大陆显了神通，而且国家也正式宣布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的发展模式，然而计划经济的思想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有时改头换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出现。例子之一是据说明年“节能法”要出台。节能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劳法律的大驾。如果节能要靠法律，那么节约其他资源是否同样要靠法律呢？这一来，我们不仅要有节能法，不要有节水法、节钢法、节电法、节时间法、节资金法、节外汇法……这些法律互相还会打架。例如根据节能法应该加装烟道锅炉以利用余热，但根据节钢法则属于浪费。强硬的计划经济之行不通，事实已作出了证明，难道更强硬的法律经济就行得通吗？我不是说政府和法律不可以管经济。收税、发钞票、国防、道路等必须由政府来操作。对环境污染、行业垄断，要有行政限制。就其他方面来看，法律最好只管市场的规则，而不要介入市场的运作。相反，法律必须保障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市场将形同虚设，剩下的只有计划和命令了。
高希均先生的早期作品更集中在经济问题上，随着他在台湾的影响的扩大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他的目光逐渐地移向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因此近几年来他发表的文章大多是针贬时弊之作，不限于经济问题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大为吃惊的是台湾社会的毛病和大陆的毛病何其相似乃尔。例如：
只要肯花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公开辩论少，幕后协商多；
政府多原则口号，少操作步骤；
要得到有权人的赏识，绝少是因为忠言，绝多是因为忠诚；
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常把研究报告当作密件，不对外公开；
政府官员应减少会议的次数和时间，从多劳改为多思，多思然后知不足；
首长们在心理上就不宜坚持“我比你们懂得多”；
民众最大的抱怨来自贪污和特权相关联等等。
文章所讨论的事几乎和大陆上的事一模一样。例如《主张有根据，坚持有道路》一文谈到台湾的人口问题。1959年台湾的蒋梦鳞先生（1964年去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为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个人。
就在同一年，大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人口论”，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他们两人的遭遇也有点相似。蒋先生遭受的无理反对、恶意攻击，是常人无法忍受的。｛ txtsk ｝例如有一位匿名自称“反共斗士”写信道：“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至于马寅初的命运则是马上从北大校长的职位上下台。
另一个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留学人员学成不归，造成了人才外流。大陆教委提出的对策是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一定年限的学生要求出国留学时要交纳教育费。高希均在1980年统计台湾留学生中回台的人数仅10％左右，而台湾政府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学费补贴达每年10万台市上下。为了防止人才外流，鼓励学成回国，高希均提出了“留学存款”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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