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6-风云侧记 :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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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仍然被“造反派”揪回报社，每天在办公室写罪行交代材料。那时我也已经靠边检查，每天走过他坐着的办公室，总见他有时伏案疾书，有时双臂支撑双颊，望着室外沉思。他确实在认真地检查在文艺宣传上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但是，“造反派”们不满意，认为他回避“利用《长短录》进行反党活动”这个“要害”，因而时时呵斥他态度不老实。那天下午，他和其他一批“走资派”被揪到五楼大礼堂，跪在台上，一批人围住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满楼乱哄哄，有的狂喊乱叫、有的挟嫌泄愤、有的幸灾乐祸。但也有不少同志义形于色，满怀激愤，却被阻于人墙之外，无能为力。这样闹到晚上十时左右才告结束。台上台下的人也悄悄离去。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复兴门外真武庙附近的水塘边，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给他的夫人黄寅留下一张十二个字的纸条：“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今天读它，仍令人酸鼻。
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蒙受浩劫的十年中普通的一天。就在同一个黑暗的深夜，老舍先生自沉于京城的另一片水面太平湖。
有关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三位同志的事，可写的、值得写的实在很多很多。文艺部许多老编辑都难以忘怀那十几年岁月，至今闲谈起来，虽如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但大家还是津津有味，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三位是小说家、翻译家、诗人、评论家和杂文家，都具有书生气质和文人丰采，作风各有不同，秉性也有差异，但对工作都是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不敢有所逾越。尤其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作为文艺部领导人，又处在极其敏感，极其尖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漩涡中心，他们经常怀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沉重感，光风霁月中不免要出现些冷色，也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印记吧。那十多年中，在他们的领导下，文艺部全体人员团结友爱，群策群力，相互支持，通力合作。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进行几次政治运动，先后使一些同志受到伤害，但多数时日，是友好、宽松、和谐、融合的。这不能不说同这三位书生领导的品格、作风有关。他们都热情鼓励大家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倡编辑人员有计划地钻研文艺理论。陈笑雨还在部内实行编辑每人每年有一个月读书假，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同志业余创作和研究，使同志们都感到如坐春风、深受教益。至于我个人，十多年中先后朝夕相处，他们三位都比我年长，既是良师益友，又是后辈同行，得到的帮助和教育更多些。十年动乱后，受命接班，努力跟前人的脚印走，只是限于水平，力不从心，至今长怀愧疚之情。
综合二风雨诗心——赵朴初在“文革”中（1）
赵朴初老人2000年5月驾鹤西归，忽忽已是四年。2003年深秋，因事未能去安徽参加纪念赵朴初学术研讨会，聆听各方专家宏论，深以为憾。友人从会上回来，捎给我有朴老照片和手迹的精制挂历，摩挲之际，缅怀老人音容笑貌，恍惚仍在眼前，禁不住一阵阵伤感。
赵朴初老人不仅是国务活动家，精研佛法的宗教界领袖，也是诗词曲和书法大家，用散曲体裁写现代题材讽喻时事，更是他的一绝，开散曲的一代新风。六十年代初的《某公三哭》，传诵一时。“文革”大动乱中，由于他是国际文化界尤其是东方国家的知名人士，得到周恩来总理竭力保护，免于受林彪、江青一伙及其党羽们更多的残酷迫害，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那些年天昏地暗，雨暴风狂；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的心情一直很不好，目睹时艰，忧心如捣，这位忠贞正直、爱国爱民的老人，只能将满腹忧思一怀愁绪，都付与诗行词句，片楮零笺。
我长期在报纸副刊工作中，请他为报纸写稿，多半有求必应。“文革”后期，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机会同当时尚能参加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的几位先生恢复交往，在动乱年代是十分难得也堪以庆幸的事。“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政治气氛发生很大变化，人们闷郁了好几年的心情渐渐活跃。另一位老诗人林林那时与我同住北京安定门内净土胡同，他从“五七干校”回北京治病，我们在那“一方净土”中时相过从。林老多次约我联袂去赵朴老寓所造访，清茶一盅，纵谈时局，怀念旧友，臧否新贵，无虑隔墙有耳，不怕小鬼敲门。苦中作乐，就如《诗经》所唱：“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灰黯年月中就算是难得的时刻了。
有一次，谈起周恩来总理，都为从报纸照片中看到总理日渐消瘦而担忧。朴老走到书桌屉边，打开抽屉，取出一叠手书诗词原稿，说是前几年陆续写的，无处发表，只待诗友指正。我们捧在手里，不禁有久别重逢、如见故人的欣喜。动乱初起时，最高领导人叱咤风云，巨手挥处，千军奔跃，万马奔腾，整年神州大地都处在狂热、兴奋、昏乱的气氛中，江河日下，不知伊于胡底。赵朴老自然比我们更有政治阅历，但也时时流露出迷惑。他挑出三首让我们看，都作于1967年8月：
其一：感遇
忍辱负重，艰难劳止。
回首邱山，折齿孺子。
食草一，乳如江流。
鞠躬尽瘁，无怨无尤。
猗欤至哉，人民之牛。
其二：河满子（东山）
悄悄非关多病，三年不见东山。
花事绸缪风又雨，更兼蜂妒莺谗。
终信晓珠天上，照他红艳千般。
其三：大江
大江万里流，泥沙挟俱下。
千古不伐功，万人不嫌骂。
狂亦圣之徒，鸣鼓攻求夏。
观过可知仁，忠直发叱咤。
日食还复明，天衢期腾驾。
一望而知，三首都是怀念周恩来总理的。
经历过那十年动乱的人稍稍回想一下，就会想起1967年七八月间，正是全国大乱、党组织涣散、工业停产、交通断绝、社会混乱达到高峰的时候。从那年年初兴起的“造反派夺权”的恶浪席卷南北，大到省市委，小到基层单位，都在争先恐后地夺权、夺权、夺权。扯旗造反的“战斗队”、“战斗团”纷纷到处抄家、砸烂，攫夺党、政、财一切大权。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战功煊赫的元帅将军，身膺重任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纷纷都被打翻在地，惨遭残害，身陷囹圄，更不用说顶着“黑帮分子”、“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三名三高”等等帽子的学者、作家、教授、文人。天下滔滔，在劫难逃。但是赵朴老在诗词里强烈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对自己安全的忧虑，而是记挂着他最敬爱、也有深挚私交的周恩来总理。上面三首诗词，篇幅都不长，笔墨不得不隐晦曲折，却是真情流露，感人至深。林老和我坐在沙发上低声吟咏，一面想着周总理忍辱负重，日夜辛劳，容颜憔悴，忍不住潸然泪落。
综合二风雨诗心——赵朴初在“文革”中（2）
朴初老人那一时期忧时伤逝的诗篇，1972年1月写的《陈毅同志挽诗》可以作为代表作：
殊勋炳世间，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
赖有尧日护，差免跖斧伐。
众望方喁喁，何期大树拔。
岂徒知己感，百年一席话。
恸哭非为私，风雨黯华夏。
短短的十二句，六十个字，真挚沉郁，爱憎分明，充分表达了对陈老总这位老领导、老市长、老朋友的深情厚谊。诵读再三，衷心如沸。朴老又写成一幅小立轴见赠，我装裱了悬在斗室中，朝夕相对。不少同志读了都受到感动，有的还抄录下来珍藏，或在知友中私下传播。也曾有友人好心劝我藏起来，免得被心怀不善的人去打小报告，诬指末句“风雨黯华夏”为“诬蔑大好形势”。但是所有来到我们小屋读到此诗的人，都以为这句正是充分表达了老诗人在风雨如晦年代忧思不已的诗心。
陈毅元帅去世后，赵朴老接受陈夫人张茜委托，着手编纂陈总遗诗。他曾多次征询林林和我的意见，我们当时有个共同想法：尽可能搜集完全，而不必顾及当时出版的条件。因为事情明摆着：在江青及其党羽控制下，陈总诗词集当时绝不可能出版。即使周恩来总理曾经指示逐步恢复出版事业，也只是重印《史记》、《三国志》和四部古典名著、八部“样板戏”，哪有可能出版陈毅诗词集？现在先编好，将来有条件出版时就省事多了。朴老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他还说：编好了，对陈老总尽一份责任，也对张茜夫人有个交待，谁知道何年何月能出版？那两年，温都尔汗一声爆炸，使许多人震愕之余，也冷静地陷入思考，这么一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何以竟能骗取那么多人狂热信奉吹捧，何以竟能得到最高领导人那么高的信任和评价，何以竟能史无前例地作为正式接班人写入党章？那么多的革命功臣、党政领导，遭到残酷迫害以至受折磨而死，而最高领导人竟然一言不发？纲纪何存，宪法何在！这混乱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这种种疑问、惶惑、忧虑，只能在朴老客厅里一边喝茶，一边轻声议论。从他府上告辞出来，我们绕过人民大会堂西侧到长安街搭公交车，举头仰望天安门城楼和大会堂楼宇，心中百感交集，却只能默默无言。
赵朴老诗词作品，历来爱憎分明，充塞着一股浩然正气，在“文革”动乱年月更加突出鲜明，对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尊敬挚爱和对那些窃权奸佞、跳梁小丑的憎恨鄙视，跃然纸上。对那些满口假话的骗子手，他用讽刺诗形式，嬉笑怒骂，一针见血，入骨三分。比如1971年他写了两首《反听曲》，就直刺那个到处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和开口就称“高举红旗”、“收获最大最大”的林彪。
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可爱唤做“可憎”，亲人唤做“冤家”。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高贵的王侯偏偏要称“孤”道“寡”，你说他还是谦虚还是自夸？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哈哈！
听话听反话，一点也不差。“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共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大呼“共诛共讨”的顶呱呱，谁知道，首逆元凶就是他！到头来，落得个仓皇逃命，落得个折戟沉沙。这件事儿可不假，这光头跟着那光头去也！这才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是吗？！
1974年8月中，我收到朴初老人寄来一信，并附诗一首：
袁鹰同志：
近自医院归，始获奉手示，承赐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极所欣感。出院后殊忙乱，环境一变，骤不能适应，因而发病又较频繁。屡思奉访，辄未能如愿，先此复谢，附呈近作小诗一首（阅二十五号文件后作）聊博一粲，并请指正。林林同志已返京否？晤时乞代致候，得闲当图与两兄一晤。此致
敬礼
赵朴初 八月十七日
附诗《变色龙》，是讽刺“文革”初期张狂一时前几年又获谴下台的野心家、伪君子陈伯达的。早在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嘴脸被揭露，当时尚在台上的陈伯达假惺惺地责骂他们是“小爬虫”，慷慨激昂攘臂高呼还有变色龙，要追根到底。不料才过了三年，“小爬虫”后边的“变色龙”就被揪了出来，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自己。这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上的事。四年以后，陈伯达的罪行印成“党内文件”下达，即信中所说的“二十五号文件”，朴老便写了此诗（1978年3月出版《片石集》，题目改为《陈伯达罪行材料阅后口占》），六句诗就揭示了那个两面派政治骗子的真面目：
当年捉到小爬虫，慷慨激昂攘臂起。
高呼还有变色龙，说要追根追到底。
三年露出龙尾巴，原来就是你自己。
综合二风雨诗心——赵朴初在“文革”中（3）
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变本加厉进行篡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忽而“批林批孔批周公”，忽而“评法批儒”，忽而又批“资产阶权法权”，操纵舆论工具，愚弄人民群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花样翻新，阴谋诡计层出不穷。许多有识之士，虽然处于艰难危困境地，却都能冷眼看清他们不断变换的卑劣手法。赵朴老那时写了不少借古讽今的诗，如《读李贺诗》、《读韩非子》、《读庄子·盗跖篇》、《读骆宾王集》，其中《读史杂诗》一组，从秦始皇、李斯、张良、汉武帝、曹操直到柳宗元、王安石，一一写来，在当时一片“非法即儒”的喧嚣声中表明自己对这些历史名人的冷静客观态度。那时在北京前门饭店正举行一场“评选法家”的会，朴老借用鲁迅诗句“西游演了是封神”作题作打油诗加以讥刺：
如来佛胡授记，姜太公乱封神。
吃一顿涮羊肉，便硬派做回民。
无需长篇大论，有这二十八字就足够勾清那帮小丑的面目了。
1976年刚过新年，中国大地迎来一个寒冷哀伤的春天。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举国悲痛，人心激愤。赵朴老立即写了挽诗：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洞。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
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
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
长思教诲恩，恒居唯自讼。
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写完以后，朴老照例另抄一份寄给林林同志和我。晚上我去林老家，两人围坐在火炉边，反复吟诵，含泪无言，心中涌动着无法遏止的哀痛，深深感到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目前特别需要周总理这样的人物坐镇中枢，力挽狂澜。朴老挽诗末句，“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完全写出了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心情。
三个月之后的清明节，人民群众由周恩来逝世所引起对“文革”的不满和对江青一伙奸佞的愤怒达到无法遏止的高潮，于是酿成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行动。遭到江青那伙阴谋家、野心家的屠戮和迫害，一时间黑云压城，刀剑飞舞，到处追查政治谣言，追捕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在那个黯淡无光、欲哭无泪的日子，赵朴老把悲愤强压在心底，用委婉隐晦的笔调写了一首词《木兰花慢》（芳心）：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雨听风过夜半。
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
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
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两个月后，又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朱德委员长辞世。朴老同朱老总还是诗友，他挥泪作挽诗一首：
春初读公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