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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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圆又圆，
中国出了个容国团，
容国团有胃病，
中国出了个庄则栋，
庄则栋可真横，
打得西多直发愣，
打星野抽荻村，
二十六届当冠军。
这下话题就多了，从西多这位280多斤的匈牙利大胖子，站着不动两面削，那块头玩小球也是空前绝后，世界乒乓球史上应该有这位超重量级的运动员一笔。又说到荻村伊智朗，当时我们都叫他“荻村一只狼”；还有一位日本选手叫木村三郎，其实人家叫木村兴治，但是我们都叫他三郎，写在黑板上就是木村三郎，用我们当时的话说日本来了一群狼，群狼无敌想作霸王，遇上一群打狼人：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我们又说起中国队第一次赢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徐寅生打完最后一大板，已经是第二天凌晨快两点，整个新建的工人体育馆都沸腾了，中国人真没赢过这么大的荣誉，出气、解恨、畅快！好像那时候工人体育馆还听不见京骂、国骂，一片胜利的欢呼，金光闪闪的思韦斯林杯！中国人不太习惯喜形于色，那回是第一次“嚣张”！这话记得真切，不是北京人的话，是一位日本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嚣张”那词用得够棒，见了功夫！我们说的话题落在了日本队以3：5的比分输给中国队以后，他们的主力星野下场刚刚走到场边，日本教练当着所有记者、运动员的面竟然狠狠地抽了他两个大嘴巴！日本队下的赌大，谋得心狠，是想手拿把攥地把冠军奖杯提溜回去。那天我们聊到很晚，散时有位朋友说此时此刻倒退40年，正是中国男队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仰头，满天的星星，夜空如洗，万籁寂静，每个人都好像在追寻着往事，都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晚我发现，大许是个非常谦虚的人，比我谦虚。
二
我上小学是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小学上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白家庄、三里屯真够荒野的，我们写信都写北京东郊三里屯。出家门张眼一望都是菜地庄稼地，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是一片芦苇荡，不比以后样板戏《沙家浜》的芦苇荡小多少。一到秋天，一片连天的芦花。先是绿如春又是白如雪后是黄如金。我们那时刚戴上红领巾，正像一群黄着嘴角的小麻雀，一刻也闲不住，就跑去摘蒲棒，一摘就是一大卡，抱着回来。后来就变成车如流水人如潮的工地。那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是乒乓球，我们那时玩的是玻璃球、弹球，趴在地上把五彩的玻璃球奋力弹出去。直到后来那圆不圆方不方的水泥建筑矗立起来了，三里屯小学组织我们小学生去义务劳动，才知道那是在建共和国的第一座体育馆。
后来26届乒乓球锦标赛就开始了，我们坐在教室里都不安稳，体育馆的扩音器中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播放着同一首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哎嗨嗨，哎嗨嗨，请你留下来！”
再后来乒乓球就真像春风吹绿了千树万树，吹绿了满园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都爱上了那小小的白色精灵。一开始是在水泥地上用彩色粉笔画一个台子一样的方框，中间摆上一溜半头砖当作网子，双方都用“光板”拍子打起来，虽然条件艰苦简陋了一点，但打起来谁都不含糊，一是一，二是二，双方都是那么认真，继而就在操场的领操台上。那是一个水泥面的高台，用粉笔画出乒乓球桌面就开始打。开始我们都是用的“光板”拍子，后来看见一个高年级的同学用的拍子上面贴着一层带胶粒的胶皮。那时还不懂“海绵”，我们几个低年级的同学结伙跑到朝阳门外的神路街，那儿有一个卖文化体育用品的商店，花两毛五分钱买回一张贴乒乓球拍用的胶皮，那年月，两毛五分钱买回来的胶皮不是平展展的一块，皱皱巴巴的，要把它平贴在“光板”上就必须找重物压在上面，这样贴出来的板子才好打球，但把我们那几本薄薄的书和本都压在上面也毫无作用。神路街卖体育用品的商店里的男售货员嘟囔着个脸没好气地告诉我们，找个磨盘压在上面准行！还是我们急中生智，趁上课时把贴好胶皮的乒乓球拍子坐在屁股下头，用我们当时一句时髦的专业术语形容叫又红又专，既不耽误听课又不耽误压拍子。我们班主任是个心细如丝的老妈妈，过去课堂提问啦，上台到黑板前答题啦，我们都是抢着举手，像张开嘴吱吱叫食的雏鸟，怎么这几堂课却鸦雀无声，都像菩萨罗汉似的直挺挺地坐着，纹丝不动了呢？后来她才发现，赶情“猴崽子们”屁股底下都有“宝”，要不能这么乖？大家发出一阵会心的欢笑。我们那时的老师都特好，他们都支持我们打乒乓球。
“光板”贴上胶皮以后，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那时还没有条件贴海绵，但打起球来果然不一样，慢慢地我们由“老太太球”、“磕鸡蛋”也能打两三个回合了。我们那时打球，从一开始就是实行的11个球制，因为排队等候打球的人太多，21个球打的时间太长，等不及就改为11个球，比现在实行的11分制整整提前了42年。球友聊天时都情不自禁地挑大拇指，先知先觉！后来排队的人太多了，就自觉地实行起6分制了。即使6分制也不是一刀切。两人比赛，如果是四比零，俗称“四秃子”，那就下台，没二话。规矩是一五、二六、四秃子，就是说你和对手打球，比赛开始，如果是四比零，你趁早下台，别耽误工夫；如果是一比五也下台，我们同学都规规矩矩地遵守这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你打不好，自己练去。
于是我们下了课就对着教室的墙打，打不过50个不回家。功到自然成，同学们乒乓球的技艺与日提高，发球、搓球、推挡、提拉、扣球，都开始像模像样了。后来我又死缠着爸爸要钱，买了一块金星带海绵的乒乓球拍，那时已经有红双喜的拍子，但太贵，我们梦都梦不见。三里屯小学也真够意思，让我们义务劳动，勤工俭学，自己捡砖盖乒乓球台，每人上缴五块整砖，十块半头砖，我们都是喊着“乌拉”冲出校园的——那时候学校刚刚组织我们看完苏联电影《以革命的名义》。没几天，方方正正的几百块红砖、灰砖就整整齐齐地码在校园的操场边，学校就用这些“捡”来的砖砌起了4座水泥乒乓球台。这下同学们打乒乓球可有用武之地了，全校课余时间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乒乓球台旁。同学们都像着迷一样，像疯了一样，现在的孩子们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那股劲。一下课，哪怕就是10分钟的课间休息，同学们也像脱了弦的箭飞一般跑去打几拍子。放学以后，更是打得热火朝天，单打，双打，有时还混合双打，都打得那么认真，有板有眼，按着规矩打。比赛起来眼珠子都瞪得溜圆，不到天黑得看不见决不偃旗息兵。
有一回，我们班少先队去全国农业展览馆义务劳动——拔草，那时我们都养成了“带枪”的习惯，就是把乒乓球拍子插在裤带的后面，像李向阳腰里总别着盒子枪。不知谁发现在一间空屋子里竟放着一台翠绿翠绿的乒乓球台子，且是国际化标准的红双喜牌的，就是庄则栋他们在26届乒乓球比赛用过的那种！对于我们来说这绝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更伟大。我们连“乌拉”都没敢喊，悄悄地从窗子爬进去，高兴得我们比抱了个金娃娃还乐。那是我们第一次在标准台子上打球，从腰里拔出球拍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酣战，真像大鼓书里唱的，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也真怪，不累不渴不饿不烦，直到两个面带怒容的“大人”撞开门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才被吓傻了，倒不是被他们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吓的，是因为其中一位叔叔把戴在腕上的手表伸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看，真把我们吓坏了！我们都不敢相信，真的是深夜3点多了，应该说是第二天凌晨3点多了。那时正是初夏，再过2个小时天就亮了。那叔叔大声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可能早就到公安局报案了，以为你们失踪了，出人命了……我们身上的一身热汗立马被一层白毛汗给淹了……父亲一生很少拉下脸来严肃地训斥过我，那回却把我叫到跟前着着实实地“骂”了一气，气得脸都白了。妈妈说：“你要急死我们啊！我还以为你掉到农展馆后面的大窖坑里淹死了呢！”说着，妈妈哭出声来了……
我倒不害怕，也没着急，只是纳闷，怎么才打了几盘球，就一下子到了深夜3点了呢？直到若干年以后才知道，该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解释那小小的在空中划过一道闪光弧线的白色精灵！
功夫也没白下，那年暑假北京市朝阳区举行小学生乒乓球比赛，地点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工人体育馆，我得了第二名，朝阳区体委给我发了一张奖状，让我吃惊的是竟发给我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级运动员徽章和一个三级运动员证书。送给父亲看，父亲好像还记仇，还记得那次夜不归宿，看了之后依旧面沉如水，只用鼻子嗯了一声，但对那证书和徽章却看得格外仔细。倒是妈妈爽快，高兴得掉了眼泪，实在想不起当时妈妈说什么了，反正是把她儿子夸得像朵花一样。直到爸爸也笑了，妈妈才拍着手下厨房，想着做点什么来庆祝庆祝了。
我们那时着实猖狂了一阵子，曾经横扫过附近的白家庄小学、呼家楼小学、幸福村小学、东大桥小学，也曾被人家斩于马下，总分0：5被定福庄小学校队干净利索地推了个光头。那年头，定福庄小学校门外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村，门口通的汽车都是长途汽车50路，本来我们都特看不起他们，认为人家是农村“土八路”、“武工队”，一个冲锋杀过去就是人仰马翻，然后我们就高唱凯歌得胜回朝。没想到断戟折缨，身首异处，竟然没开胡，让人剃了个五秃子。我们都跑到玉米地里哭了，哭得都挺伤心，一帮小男孩抱在一块痛哭流涕，真诚地哭，真诚地流泪，真诚地悲痛愤恨，让定福庄小学的同学和老师都特受感动，等50路长途汽车进城的人都不解地傻傻地看着我们。
我们都横下一条心，有朝一日，再决雌雄，到时候一定要让悲痛的眼泪化作胜利的欢笑。7个人站在50路公共汽车的牌子下，任眼泪在腮上流淌，不约而同地一起放开喉咙，莫名其妙的高唱着：“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能去定福庄小学复仇斩杀他们了，因为我再也不能代表三里屯小学了。我小学毕业了，升入中学了。
三
当我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系着红领巾兴高采烈又激动万分地走进中学校园时才发现，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几乎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看我们。一下课，整个校园就像一个硕大的蜂窝，无数个蜜蜂忙碌着飞来飞去，钻进钻出。有一天，我们在校园操场后面的小树林看见几个留着小胡子的大同学在偷偷地吸烟，我们都看愣了。这在我们小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那时天真幼稚的心像那时的蓝天一样，单纯无瑕的头脑像那时的白云一样。一个大同学看见我们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就不高兴的冲着我们吼了一句：照什么照？把“看”说成“照”，分明是黑话，吓得我们像撞见老狼的小兔子，撒腿就跑。方知：什么叫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们明白了，我们不再是小学校的“大哥大”了，已经变成了中学里的“新兵蛋子”，好好熬吧！
终于有一天，学校学生会的一名干部找到我，像干部政审一样详细地询问了我的乒乓球爱好史，然后以一个将军对士兵的口气对我下了命令。命令很简单，每周三、六下午四点半去学校礼堂后面的乒乓球训练场训练，有事要请假，但要班主任签字，个人无权不到。如两次不到，开除！
我心中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再喊“乌拉”了，也不再说“人民委员斯大林”了，而是喊“毛主席万岁”，“向毛主席保证”了。
乒乓球训练场里支着4张正规的标准球台，正捉对厮杀，打得难解难分，练得热火朝天。我在那里才看见了一个“大”，那一脸盆乒乓球是专门用来练接发球的，有把乒乓球抛到五六米的高空专练高抛发球的，有的半跪在地上一心一意练蹲式发球的，这些我都是第一次见，新鲜、稀罕、刺激，感觉到自己眼里都刷刷地发光了。走到第四张球台，是一男一女正练拉弧旋球，小小银球成半圆的弧线在翠绿的球台上划出优美的弧线，两个人都退到离台子三四米远，练得认真耐心，大汗淋漓。我立即注意到，那位女选手是左手直握球拍，拿的是日本的窄板，正胶反贴，拉得球凶狠刁钻。学生会的干部给我介绍说，这是高一年级的黄红，校女队主力，你先跟她学。我心里挺激动，一是找了高手师姐，二是黄红很热情，一点架子都没有，当然还有第三点，她的名字好记，两种颜色的调合，人长得漂亮，留着当时很时髦的运动头，显得很帅。我上去和她练了一气，休息时她对我说，你的基本功还行，就是打法太游击习气了，要想提高，首先要在基本功上下功夫。
从此我就跟黄红练上了，训练是那么的愉快欢畅，当然也是那么专心致意。我很长时间都没有仔细看过黄红的脸，因为她经常严肃地对我说，打球要看对方的拍子，不要光盯着球，不能猜球，更不能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看。你只有盯着他的拍子，才能在球到来之前准确地判断出球是不是旋转，是不是打直线，是不是弧旋球。男孩子不敢看女孩子的脸，一是因为她太漂亮，晃眼，漂亮得让你不好意思正眼盯着看；第二可能是因为太丑太平庸太俗气，让你不愿意仔细盯着她的脸细看。黄红显然是第一种。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得到她数次夸奖以后，我才极认真地看了她的脸，当然也没让她察觉到。黄红长着一张娃娃脸，细眉圆眼，高鼻梁边上有几颗白净净的雀斑，一笑有两个深深的酒窝，用《红楼梦》上的一句话说是天生的美人胚子。但我做梦也想不到“文革”中她作为女红卫兵竟然那样凶，这都是后话了。
黄红爱穿运动短裤，裸露着两条又细又白的长腿，让人不好意思靠她太近。她丝毫不拘束，好像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性格开朗，能说健谈，就像她打球那样敢拼敢杀，没见她忸忸怩怩过。我们打完球有时一起从训练场走回来，也聊，但都离不开打球这个中心。银色的月光洒满古树笼罩的校园，我会说夜空如水，她会说观天如临海，我会说圆圆的月亮真像一个放大了的乒乓球，她会说那是一颗银白色的有生命的精灵，好像仅此而已。
终于有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那时候我已经写了入团申请书，四五页作文纸上写满了豪言壮语。
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梳着齐耳的“刷子”，穿的裤子的膝盖上补着一圈圈像军用地图上山头标高一样的圆补丁，那时穿补丁裤子既时髦又显示朴素艰苦，又实际，因为光有钱没布票也买不成裤子，风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艰苦朴素就是资产阶级作风，就入不了团。团支部书记是工人家庭出身，她的习惯用语是我们工人阶级如何如何，其实“文革”中“清理资产阶级队伍”时她蔫了，因为她爸爸厂子里贴出大字报说她爸爸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