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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2006-4-10李敖系列之22中国迷信新研-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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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一七四九),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虽然“为古文正宗”,但他的古文,实在并不高明。我读他的全集,发现他实在是一个迂夫子,当然在他的水平和框框里,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在临死前,数度举右手以示子孙,为了他曾交代子孙在他死后必须袒右臂入棺,用以罚他未能在弟弟入敛时在旁照料(当时他正生病)。这种真诚,倒颇有“曾子易箦”的风度。
  方苞这篇《狱中杂记》,倒是这位迂夫子的一篇绝好文章。写得巨细不遗,颇见遗爱。《狱中杂记》后面有编校者按语,全文是:
  刘大山曰:望溪在狱,思老监惟各牖于壁间气可少苏,使圬者计工费。同击者曰:“居老监者,多生狱也;吾辈,死人也!而忧生人气郁,奈闻者笑何?”及出狱,未兼旬,蒙诏入南书房,数日得七十全。刑部主事龚君梦熊引为己任,禁卒司狱难之,讼言于六堂。曰:“墙有穴,大盗重囚逸出,咎将孰任?”龚君曰:“牖函木格,囚从何逸?”乃具结状独任其辜,牖乃成。望溪事无足异,龚君之义,则不可没也!
  先生自记曰:其后韩城张公复入为大司寇,静海励公继之,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书、以伪章下江西省者,其驳稿乃韩城公所手定,诘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翌日即上本。司正郎请曰:“侯参胥役,例发五城兵马司看守。”公从之。胥以是夕遁,盖未定罪人犯逸,司坊罚甚轻,而所得过望,故甘为受罚也。又言始至录囚,有磨钱周郭取镕者,事可立断,而迟之二年,钩致牵连佐证,七十余家矣!司官递代应参者至十数人,同官持之中止,每叹恨人心抗敝,典狱者虽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犹不能使民无冤,痛也!
  可见方苞的遗爱,并不止于作文而已。
  《狱中杂记》有一段说“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的话,显然是反对官吏一味做功德、不判恶人死刑的。方苞这一观点,在《与孙司寇书》中,曾有细说。他抗议把一名杀侄子的犯人改绞刑为“缓决”,他认为这个犯人“穷凶极恶,万元可原”。他义正辞严地说:
  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为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觉流于姑息;又其下则谓脱人于死,可积阴德以遗子孙;不知纵释凶人,岂惟无以服见杀者之心,而丑类恶物,由此益无所忌,转开闾阎忍戾之风、是谓引恶、是谓养乱,非所谓迈种德也。
  昔虞舜刑故无小,其命官曰:“怙终贼刑。”而皋陶称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东征,破斧缺斨,东人歌思,以为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执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为仁,即改前议,仍所谳为情真,若有人祸
  天刑,皆归于仆,死者亦于公无怨也。望勿以为过言而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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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干涉审判的文字,倒真是千古妙文呢!
  方苞又有《结感录》一文,一一记录在他受难时,帮过他的志土仁人。其中写一位马逸姿,
  安徽布政使马公逸姿,字骏伯,陕西咸宁人,先公在官,死于寇,公以荫起家,始至,尝介各友白君玫玉通问,愿为交,余谢不敢见。及余被逮,江苏廉使以事出,制府命公摄理督粮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诫群吏,毋得缧绁。每见余貌必蹙,语必称“先生”,李公亦然。时制府欲得戴氏他书以上,亲鞠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府及监司至,必礼于其庐,而固辞不敢交也。虽在难,愿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实恶余,其后与仪封张公相构,桂余名弹章,而亲鞫时,未尝加声色,则公力也!无何廉使归,亦欲得事端以自为功,将以金木讯余,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朝命捕人,非鞫狱也!某儒者,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设犯风露死,孰任其责?”乃止。遣解之日,公与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执籍,呼逮人过堂下,加械毕,公起立离位,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肃余升堂,手解余系,谓使者曰:“方先生儒者,无边罪理,君为
  我善视之,毋使因于隶卒。”既就道,使者每食,必先馈余,同逮者余喙。就逆旅,必问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在江南,惟马公遇我独厚,问何以然?则子之急也。于今至矣,为我报公,子无伤也。”余告以未事时,与公实未谋面,闻者莫不嗟叹焉。
  这是很动人的故事,他又写一位张丙厚:
  张公丙厚,字尔载,号腹庵,甲戌进士,磁州人。壬申癸酉间,余至京师与相识,或间曰:“某甚轻君。”越数岁,相见于江南,始得自解说,而为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适为刑部郎中,时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宁安,与司寇杂治。富廉直,威棱慑众,每决大议,同官噤不得发声。余始至,闭门会鞫,命毋纳诸司。公手牒称急事,叩门而入,问何急?曰:“急方某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为标白,海内瞻仰;即不能,感毋以刑讯。”因于案旁取饮,手执之,俯而饮余,长官暨同列,莫不变色易容,众日皆集于公,公言笑洒如。供状毕,狱隶前加锁,迫扼喉间,公厉声叱之,再三易,仍用狭者。时事方殷,长官曰:“俾退就阶墀,徐易之。”公曰:”下阶终不得易矣!”既易锁,亲送至狱门,谕禁卒曰:“某有罪,彼自当之。汝辈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狱朝士多牵连,虽亲故,畏避不敢通问。公为刑官之属,乃不自嫌,而讼言余冤,相护于公庭广众中,诸公自是乃服公之义也。
  这又是很动人的故事。文章中又写一位宋梦蛟,在方苞受难中—直“易姓名尾余后”、一直偷偷在起解途中照顾他;又写一位杨三炯,这人冒充狱吏,混进牢里去探望方苞,并且一再留宿。“狱中地狭,自春徂秋,疫厉作,死者相望,秽气郁蒸,虽仆隶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留信宿,道古今,证以天道人食,慷慨相勖,虽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与地之恶也!”后来方苞发现在别人找他麻烦的时候,独有一位狱吏老是帮忙他。后来村听,原来这位狱吏是杨天炯“竭其资”买通来卧底的!
  方苞在受难后写《狱中杂记》,写他受难时的种种见闻,又一一写出在他受难时帮他的许多奇人奇事,两百七十年后的我们读起来,深感今日黑牢固然依旧,但是黑牢中的那些光明却已不复长存。以古证今、迫昔忆往,真不禁令我们大感其慨矣!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夜十时写起,两点写成,共花四小时
  
  经典排名战
  中国学术的主流之一是“经”,它在四部分类——“经”、“史”、“子”、“集”——中独占魁首。研究“经”的专门学问就是所谓“经学”。
  “经”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沿山而下,渐渐闹得有点四不像。因为最初的“经”,多是古代一些文字记录,可是后世的人因为尊古狂热,慢慢把“经”的范围扩大,有的以记为“经”,有的以群书为“经”,甚至有的以诸子为“经”,如《四书》《五经》中的《孟子》,明明是子书,可是偏偏被抬举为“经书”!又有的还以经解为“经”,如《十三经》中的《尔雅》,明明是经传的释词,可是硬梆梆地被列入为“经”!这些都是后话。在原始的“经”里,最基本的是《五经》。照汉朝班固《白虎通》中“五经”说法,“五经”是《易》(《易经》)《尚书》(《书经》)、《诗》(《诗经》)、《礼》(在汉朝时指《仪礼》,后来指《礼记》)、《春秋》(后来又和《左传》合并。)“五经”之外,又有“六经”就是加上《乐经》,今文家说“乐”本无经,古文家说有“乐经”,但是秦始皇焚书时给烧掉了。汉朝以后,“六经”也叫“六艺”。
  “五经”也好,“六经”也罢,它们的排名次序,有着有趣的兴衰史,其中最令人侧目的,是《周经》,《易经》就是《周易》。
  《周易》
  《周易》是卜筮用的一本签文总集。(《左传》、《国语》里记占卜的事,都以根据《周易》来说明为主。)根据《周易》,我把卜的结果排比如下: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计算:说“吉”的爻一百二十一次;说“凶”的爻五十二次;说“旡咎”的爻八十五次;说“何咎”、“何其咎”、“匪咎”的爻四次;说“厉”的爻二十六;说“悔”的爻二次;说“有悔”的爻四次;说“悔亡”的爻十八次;说“无悔”的爻七次;说“亨”的爻三次。这些名堂;在在都显示了《周易》这部书的卜筮特色。古代人喜欢问卜,卜出来的结果就是“繇辞”或“爻辞”。这些结果,累积起来,每在新卜之争与所现之兆相同的时候,就可以援用累积的结果,不必再重复了。这种卜的方法,比以前方使,所以叫“易”;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累积的结果,就叫《周易》。
  因为《周易》只不过是卜筮手册,所以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原来没有别的。可是,在《周易》本文(就是“经”的部分)以外,后来冒出了“传”的部分。本来解释“经”的叫“传”的作用,本来该是帮忙解释明白的,但是《周易》的“传”却越帮越忙,于是问题就多了。
  “传”就是《易传》,包括七篇,就是《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势传》、《杂卦传》。其中《彖传》、《象传》、《系辞传》各有两篇,汉朝以后,就把这十篇一起叫做“十翼”,就是十篇辅翼的意思。现就“十翼”来细说一下。
  “十翼”包括:一、彖上传(《周易》六十四卦,每卦有“彖辞”,就是断定这卦意思的话,《彖传》就是解释“彖辞”的话),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叫“大象”,是总论一卦之象,这种总论,叫做“爻辞”),四、彖下传(又叫“小象”,是分论六爻之象,爻是八卦表示的形象),五、系辞上传(系辞总论《周易》的话),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是专说乾坤二卦的),八、说卦传(解释八卦的方位、意义,如“乾,健也”;和取象,如“乾为马”),九、序卦传(解释六十四卦为什么要排成这种次序),十、杂卦传(解释卦名)。
  牛头不对马嘴
  “十翼”是谁作的?从汉朝到唐朝,大家都没有异议,都说是孔子作的。但是古文家说“十翼”全是孔子作的,今文家说有文王、周公的份儿。到了宋朝,欧阳修首先提出像样的怀疑。欧阳修说:
  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乘戾也。……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易童子问》卷三)
  欧阳修仍是今文家的路数,所以仍相信孔子作《易》、相信“河图”、“洛书”的神话,不敢怀疑《彖传》、《象传》。因为孔子是作者之一,于是,“孔子传易”的说法,便在中国牢不可破,《易经》有孔子撑腰,在中国,就变成了影响力最显赫的一部文献,在中国思想上,上下通吃,以至于今天。
  但是,“孔子传易”这种说法,一经仔细检查,就站不住了,因为《易经》中《彖传》、《象传》里头的意识形态,跟《沦语》里面的完全不一样,以对“天”的看法为例,《论语》中孔子的“天”是有“神性”的、有意志的、有情绪的:
  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于罕》)
  子曰:”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子曰:“噫! 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而《周易》中的“天”。却是没有“神性”的、没有意志的、没有情绪的!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豫》彖)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彖)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彖)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乾》文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二传)
  论断孔子,当然要以《论语》为准,但是《周易》的《彖传》、《象传》出来,这样的孔子,就变成一个跟《论语》牛头不对马嘴的孔子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因很简单:《易经》中的孔子,是假造的。
  孔子眼中的“易”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早喜易”、“读易,韦篇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段文字是很可疑的。因为整部《论语》中,根本没有这类喜“易”的记载;也没有读“易”读得次数太多,以至捆书的绳子都断过三次的记载,从《论语》中看孔子,一点也看不到他老先生如此对“易”着迷。古文《论语》中只有一段话:
  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段话,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得极明白:“鲁读‘易’为‘亦’,今从古。”从古以后《鲁论》的原文,该是
  假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可见孔子同“易”的关系,是后来附会出来的。
  何况,所谓“六艺”之名, 是后起的,孔子时候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学科,但不叫“六艺”。这些学科,是贵族学的,甚至贵族也没机会学。《左传》记韩宣子到鲁国后,才看到《易象》与《鲁春秋》;季札到鲁国后,才看到各国“诗”与“乐”。《国语》记士麆教楚太子,课目表中就有“诗“、“礼”、“乐”、“春秋”。《左传》、《国语》中记当时人的许多谈话,也对这些学科多所引述。可见所渭“六艺”为孔子所作的说法,是附会的。事实上,孔子只是一位教这些学科的教师,是把这些学科从贵族化普遍到平民化的一位功臣,孔子明明说自己是“述而不作”的,说“六艺”出自孔子之手,是不通的。
  即使在“六艺”中,孔子讲的,也是“诗”、“书”、“礼”、“乐”,他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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