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三国-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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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帝即位，调他为“中护军”。“中护军”三个字的意思，是“在朝廷内部主持军官升迁调降的人事处长”。
他在中护军的任上，敢于对魏明帝曹叡进谏，劝曹叡裁减后宫女子的人数，把一些闲着无聊的与尚未成年的，都放出宫外。
他对曹叡的又一次谏诤，是关于朝廷中的两个小人：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
汉朝本没有所谓“中书”，只有尚书。尚书在汉朝开始之时，是在宫里面侍候皇帝的小书记，职务是把各衙门送来的奏章等文件，整理出来，呈给皇帝批示。有时候，他们也替皇帝代笔，或拟办诏书文稿。过了相当时候，他们的实权越来越大；因为，皇帝每每向他们就近征询意见。对于臣下某一个请求，他们倘若说“似乎可以”，皇帝也每每不再加考虑，而决定予以批准。他们倘若说“似乎不可以”，皇帝每每就加以批驳了。
再其后，几个尚书之上，有了“尚书令”。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兼“录尚书事”，他的权力又比尚书令高出许多；而且，虽则于名义方面仍在丞相之下，在实权方面已经使得丞相位同虚设。
曹操把自己封为魏王以后，在魏王的宫中设了秘书与秘书令，以免与汉朝廷的尚书与尚书令相混淆。
曹丕篡了汉朝，把汉朝的中央政府接收下来，把魏国的“秘书”改称“中书”，于是汉朝的尚书与魏国的中书，都成为朝廷的机构，同时存在。这便是隋唐以后，何以有了“尚书省”，又有所谓“中书省”。加上以“侍中”为长官的“门下省”，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三权鼎立的局面。
本来，尚书的权大；有了中书以后，中书的权更大。尚书只管例行的公文；中书管了机密。
魏明帝曹叡朝廷中的中书监刘放与小书令孙资，官位虽小，而全朝的文武除了辛毗、蒋济等极少数的几十人之外，没有不向他们低头的。真正的皇帝，等于是他们两个人做（中书令之上的中书监，是曹丕所设；用意在于制衡中书令。结果，中书监有时候也会与中书令彻底勾结，狼狈为奸）。
蒋济向曹叡上表，慨乎言之地说：“大臣太重者，身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
曹叡用诏书答复蒋济，褒奖他忠义奋发，升他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那刘放、孙资二人，仍旧当他们的中书监与中书令，曹叡并不肯免他们的官。
刘放与孙资所做的最大的坏事，是在曹叡临死之时，排挤了燕王曹宇、领军将军夏侯献、骁骑将军秦朗、屯骑校尉曹肇。这几个人，都是曹叡想委托以后事的。
曹叡召见了曹宇，叫他做大将军，辅佐即将继位的少帝曹芳。曹宇谦辞（这是曹宇的错）。曹叡问刘放、孙资，曹宇为什么坚辞。刘放、孙资说：“他自己知道能力不够。”曹叡说：“用曹爽来代替他做大将军，好不好？”刘放、孙资说：“好！”于是曹叡不再挽留曹宇，而用了曹爽。
刘放、孙贤又向曹叡建议，把司马懿找来，与曹爽同受顾命。曹肇反对。结果，曹叡还是听了刘放、孙资的话，召来了司马懿。
曹肇与夏侯献、秦朗，这三人不仅不再列名于被“顾命”的大臣以内，而且丢了他们原来的官。
曹爽做了“顾命大臣”，当然很感激刘放、孙资，听他们的摆布。然而，曹爽也竟然把反对过刘放、孙资二人的蒋济，继满宠的太尉之任。
这是曹爽糊涂呢？还是故意向刘放、孙资二人以及与他们一鼻孔出气的司马懿挑战呢？糊涂，不见得。挑战，有可能。在曹爽自己看来，这不是挑战，而是镇压。
曹爽提拔三个“自己的人”，做“尚书”，专管“选举”，分刘放、孙资的权。这三个人．是何晏、邓飏、丁谧。事实上，“选举”只是选拔新的青年才俊，管不了朝廷大官的升降。
曹爽也早就把自己的三个弟弟提拔起来。曹羲当了“中领军”，曹训又当了武卫将军。中领军与武卫将军都是统带作为皇帝的卫队的禁军的。另一位弟弟曹彦，当了“散骑常侍”。
曹爽最叫司马懿吃不消的，是叫两个亲信毕轨与李胜，分别担任司隶校尉与河南尹。司隶校尉所主管的是中央直属地区（明清两朝的所谓“直隶”）的行政，同时也有权弹劾、甚至逮捕任何一个住在这中央直属地区的大小官吏。河南尹相当于太守，然而高于任何太守，因为河南郡是首都洛阳的所在地。
司马懿一向是与曹爽共“录尚书事”，由太尉升为太傅以后仍然如此。不过，自从那何晏、邓飏与丁谧，三个人做了尚书以后，他们就很少把尚书部门的公事送到司马懿那里去请示了。毕轨与李胜当了司隶校尉与河南尹，也不常把公事送到司马懿的办公室里去。
司马懿气不过，就称病请假，不再上班。他并不辞职，仍旧在家里当他的太傅。不仅如此，他也已经在朝廷中布置了自己的人，与曹爽的人对抗。
曹爽有一个弟弟曹羲当“中领军”，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师当中领军。曹爽有一个弟弟曹彦当散骑常侍，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昭当散骑常侍。曹爽有三个自己的人：何晏、邓飏、丁谧当尚书，司马懿也有一个自己的人、而且是自己的弟弟司马孚，当尚书令。
司马懿而且有一种曹爽所没有的秘密力量。这秘密力量，是大儿子司马师所豢养的，散居在民间的三千名“死士”。
除了这些以外，司马懿又有一套曹爽所猜想不到的功夫：骗。
在正始九年（公元248年）的冬天，曹爽叫河南尹李胜改任荆州刺史。李胜到司马懿家里去辞行。司马懿躺在床上装病，叫人把李胜请进卧房。丫头送上稀饭，司马懿喝到嘴里，又从嘴角流了出来，弄脏了胸前衣服。李胜向他说话，他把“本州”听成了“并州’。在回话的时候，他又下气不继上气地勉强说出了几句。李胜以为司马懿果然病得很厉害。就去报告曹爽。曹爽听了，大为放心，便不再对司马懿有所防备。
过了不多久，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兄弟四人陪少帝曹芳出洛阳城，到南门外若干里去拜谒魏明帝的陵墓（称为高平陵）。
他们谒陵完毕，回洛阳来，没想到城门已闭，整个洛阳城已被司马懿父子占领。司马懿带了兵马，站在城门外的洛水浮桥之上，叫人送一张表给少帝，交曹爽转。
在这一张表里，司马懿列举曹爽的罪，说曹爽广用私人，“尽据禁兵”，又说他以黄门（宦官）张当为都监：“看察至尊，候伺神器”。
司马懿又在表里说，太尉蒋济与尚书令司马孚，均认为曹爽与曹羲、曹训，都不宜于继续“典兵宿卫”。蒋济与司马孚已经奏请皇太后（郭氏），将曹家兄弟的官职免去，以侯爵的身份各归其在京城的寓所。皇太后已经准了他们的奏，叫臣（司马懿）执行，臣已经通知主管人员，立即遵办，不许放任曹氏兄弟“逗留”，以致耽误了皇上回宫的时间。倘若曹氏兄弟敢逗留，便以军法从事。
曹爽一时不敢把司马懿的这一张表，送请少带曹芳过目。他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这时候，位居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桓范，已经冒险从城里跑出来，跑到了曹爽的面前，劝曹爽赶快去许昌（许县是在曹丕篡位以后，改名为许昌的）。桓范说：“你到了许昌以后，便可以集合全国兵马，申讨司马懿。”
曹爽身边，有主张向司马懿投降的许允、陈泰，许允是侍中，陈泰是尚书。
曹爽终于派人向司马懿投降。司马懿暂时不为已甚，就让他们兄弟四人平平安安地进城，各回寓所。他们不再是官，而仅仅是侯。
过了不久，司马懿把宦官张当抓了来，严刑拷打，叫张当不仅招供了曾经以宫内的“才人”（宫女）若干名送给曹爽；而且也“承认”了曹爽曾经和他与何晏等人同谋，准备在正始十年三月间造反。
结果，司马懿无中生有，把曹爽兄弟四人，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一共十个人，治了谋反大逆之罪。不仅十个人都杀了头，他们的父族、母族、妻族，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屠杀得精光。
这就是司马懿辣得比狼还要凶狠之处（他曾经答应过蒋济，说只要曹爽肯交出政权，便留他性命。蒋济于曹爽一家被屠杀之后气死）。
司马懿在解决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以后，少帝叫他做魏朝的“丞相”，他假惺惺地坚辞。
司马懿把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了以后，又开始对夏侯氏一家动脑筋，用少帝曹芳的诏书把征西将军夏侯玄召回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替夏侯玄的官职。
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夏侯渊的从侄孙，同时也是曹爽的“外弟”（表弟）。夏侯玄的母亲是曹家的女子。
夏侯玄以征西将军的名义，驻屯在长安，一向负有防备西蜀的全责。他既是曹爽的表弟，又是曾经在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跟随曹爽大举伐蜀一次的大将（他们由骆谷进军，被王平在兴势挡住，又被费袆威胁了后路．大败而回）。
曹爽回到洛阳，夏侯玄掌握重兵，留在长安。四年多以后，在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和三个兄弟与何晏等人，被司马懿消灭，夏侯玄得到消息之时，不知如何是好，魏少帝的诏书已到，叫他回京城洛阳，把所掌管的兵权交给雍州刺史郭淮。
夏侯玄乖乖地回了洛阳。司马懿却也一时没有把他怎么样。原因是：夏侯玄失掉了兵权，又住在朝夕被监视的洛阳，不能够对司马懿有所作为。而且，夏侯霸已经逃往西蜀。倘若杀了夏侯玄，那就难免有更多的夏侯氏成员向西蜀、东吴乱跑了。
夏侯霸是夏侯渊的儿子，也就是夏侯玄的堂叔父，在辈分上比夏侯玄高，在地位上却比夏侯玄低。他是夏侯玄征西将军府所统辖的“讨蜀护军”，带兵驻扎在陇西（甘肃），与雍州刺史郭淮处得不好。
夏侯玄被征召回洛阳的时候，夏侯霸顾不得西蜀与他有杀父之仇，当机立断，一口气奔往西蜀。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战死在汉中，当时传说是被刘备亲自斩杀的。近代的京剧，才把夏侯渊的死，记在黄忠的账上。
西蜀的君臣对夏侯霸很好。首先，刘后主阿斗向夏侯霸解释，说：“你的令尊大人，是不幸阵亡于乱军之手；并非先父（刘备）所杀。”
刘后主又把夏侯霸引进宫内，与皇后张氏相见，告诉夏侯霸：“她是你的堂外甥女！”原来，张皇后的母亲，是夏侯霸的堂妹，于当年兵荒马乱之时的中原，被张飞遇到，成了张飞的妻。
刘后主问夏侯霸，司马懿对西蜀有什么打算？夏侯霸说，司马懿刚刚拿到了政权，日前要忙于整顿内部，消灭更多的异己，一时来不及对西蜀有什么举动。将来，倘若有一位姓钟、号叫士季的（钟繇的儿子钟会），在魏国朝廷中主持大计，那就值得吴、蜀二国忧虑了。
司马懿这时候，正如夏侯霸所说，忙于寻找曹爽以外的异己，加以消灭，他找来找去，找到了驻扎寿春、“都督扬州诸军事”的王凌。他一口咬定，说王凌企图勾结楚王曹彪造反，起兵占领许昌，迎立楚王为皇帝，然后打到洛阳，废掉少帝曹芳。
王凌所做的，引起司马懿如此猜疑的事，只不过是因为吴国塞了涂水入江之口，认为这是吴国即将对魏用兵，下令全军戒严，同时上表给少帝（等于上呈文给司马懿），建议乘此对吴国大举讨伐。如此而已。
司马懿不动声色，以绝对秘密的方式，带了重兵，突然由颍水航行到寿春的城下。
王凌见到司马懿来得奇怪，想抵抗也来不及，只得叫人捆了自己，押送到司马懿的水营之前。司马懿先叫人传令，松解了王凌的绑，却又不许王凌坐小船前来见面。
随后，司马懿便派了六百名兵士，押解王凌去洛阳，王凌走到中途，在项城喝了毒药，自杀。
王凌死了以后，才有一个军官王式来自首。说自已是王凌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的部下，曾经奉了令狐愚的命令到白马城勾结楚王曹彪。这时候，令狐愚早已病故，死无对证。
司马懿于是下令将王凌与令狐愚剖棺戮尸，两家的父族、母族、妻族，以及与此案相连的其他的人，一概杀光。楚王曹彪被下诏赐死（命令他自杀）。
过了不到一个月，司马懿本人也得病而死（当时有人记载，说他之所以得病，由于常常见到王凌的鬼魂）。
三十四 司马师
司马懿死时，虚岁七十三岁。
魏少帝曹芳的朝廷之中，极多是司马懿的党羽，以及若干趋炎附势、甘心或不敢不效忠于司马氏的人。这些人一致主张，朝廷的大权由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继续执掌。
司马师的官职，由“中护军”升为“抚军大将军”。次年（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正月，司马师被再升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司马师不像他父亲司马懿开头那么苦，因为，他没有一个像曹爽那样的人和他同时“录尚书事”。魏少帝曹芳的朝廷，等于是他司马师一人的朝廷。他可以为所欲为。
嘉平五年五月，吴国孙亮的太傅诸葛恪带了大军来攻打“合肥新城”（合肥西北三十里的一个小而坚固的新城，满宠所造）。司马师命令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用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的方法抵抗诸葛恪。诸葛恪因欲战不得，而羁留在合肥新城的城郊有好几个月，终于粮尽退兵，在归途中被埋伏在合榆镇的文钦杀得惨败。
司马师也算得上是一个知兵的人。
次年（嘉平六年）正月，司马师完成一件父亲司马懿想做而不曾来得及做的一件事：解决夏侯玄。
他给李丰、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人加上一个企图“废易大臣”的罪名，说他们想把夏侯玄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升为“大将军”，代替他自己司马师“辅政”。就把他们连同夏侯玄全部抓来，都灭了三族。
李丰是当时的“中书令”；他的儿子李韬是“齐长公主”的驸马。张缉是光禄大夫，也是少帝曹芳的国丈：他的女儿是少帝曹芳的张皇后。苏铄是“黄门监”。乐敦是皇太后郭氏身边的人，官职是“永宁署令”。刘贤是“冗从仆射”，“冗从”是宫中的侍卫。苏铄、乐敦与刘贤三人，均是宦官。
照《三国志》与《晋书》所保存的史料看来，李丰、张缉等人似乎确有“废易大臣”之意。那末，司马师给他们以如此的罪名，不能算是冤枉了。问题在于：倘若他们是自作主张，就可以说得上是犯了企图“废易人臣”之罪。倘若他们是事先获得了皇帝的默许或密旨的，那末，按照法律来说，有罪的不是他们，而是司马师。皇帝想换一个大臣，当然就可以换，执行皇帝此项命令的，怎么可以说是有罪呢？
《三国志》不曾记载少帝曹芳在这一件流产的政变中是否有份。《晋书·景帝（司马师）纪》却明明白白、毫不隐讳地说了：“正元元年（嘉平六年）春正月，天子（魏少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