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0-犁与刀-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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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时期的殖民政府，对其政权所依赖的地主显贵进行拉拢，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日本学医学农，学成后服务台湾，更增强了日本的统治基础，毕竟医术和农业技术都是造福一方的事。李登辉家世代沐受“皇恩”，李登辉的祖父曾开过卖鸦片和管制品猪肉的商店，父亲做过伪警察局长。日本人还资助李登辉去日本学农。30岁以前，他的名字叫“岩里政男”。所以，聚集在李登辉身上的日本情结是挥之不去的。
现在，除了众所周知的李登辉以及受其衣钵的“扁吕”之外，台湾还有一些人也在竭力追捧日本人，比如奇美集团老板许文龙，此人故意混淆侵华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性质，诡称那是“商业行为”，此举与日本右翼不谋而合，大大讨其欢心。李登辉时的驻日代表许世楷也不甘落后，竟然模糊钓鱼岛主权归属，说什么该岛“距离冲绳和台湾都很近，不能轻易地说是谁的领土”。汉奸辜显荣甚至公然拍着胸脯对人说：“余自任日本帝国之耳目手足，竭尽全力，死而后已。”李登辉之流之所以敢于若明若暗地暴露其日本情结，就在于他们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台湾亲日势力和“台独”势力的支持。
《犁与刀》 第三部分自虐的“台独”势力（2）
综上所述，日本阻碍台海统一，历史上有个一脉相承的特点，就是培植岛内亲日势力，使其成为自己的政治爪牙。为了越过日本这个障碍，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上策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高瞻远瞩地看清日本阴险而丑恶的嘴脸，抛弃前嫌，双方抱着最大的诚意坐到谈判桌前。
在日本看来，一个“彻底独立”的台湾或一个“永久分治”的中国，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有的学者是这样分析日本支持“台独”的企图的：
１。 可以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增加中国的内争与内耗，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遏制中国的强盛趋势，有利于日本称雄亚太地区；
２。 借台湾问题阻挠中美关系的改善，甚至激化中美关系，不仅削弱中国，也消耗美国，日本则可坐收渔翁之利；
３。 以台湾问题作为日美合作的纽带，缓解日美矛盾，从政治、军事、外交上拉住美国，以增强遏制中国的力量，并借此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
４。 借台海危机或台海军事冲突加速日本在国防上的“正常国家化”，推动日本安保政策在日美同盟的军事框架下实施战略转型，顺势突破日本宪法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约束；
５。 利用台湾问题作为一张“政治牌”、“外交牌”，以迫使中国在其他问题上让步，特别是成全日本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大国”梦想；
６。 阻挠台湾回归，可以避免中国对台湾海域的所谓“威胁”，从战略上确保日本的南方海上交通线的“安全”；
７。 以台湾问题缠住中国，使中国不便集中精力解决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
８。 两岸的分裂和矛盾的激化，还可以加深台湾对日本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依赖，强化日本对台湾的控制，使日本可以从台湾捞取更多的好处。
因此，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蛮横强硬，也就不奇怪了。
2003年6月6日，日本国会通过的“有事法制三法案”，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一项军事法案。三法案的通过，使东亚地区面临新的安全隐患，因为日本战略派政治家眼中的所谓“有事”，不仅指既成事实的“遭受武力攻击”，甚至连“事态紧迫，可以预测将受到攻击的局面”以及“有被攻击的危险”也被统统纳入“有事”范围。于是，日本便可以根据自己对事态的预测和判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先行发动攻击以解除“潜在威胁”。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宪法对日本不得发动战争的制约，可以随时启动战争机制。
在2004年5月20日陈水扁宣誓就职之际，日本国会下院趁机通过了7项法案，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日本周围区域发生军事危机时向美军提供支持。所谓“军事危机”显然是指台海危机。同年6月19日，日本自卫队在冲绳进行军事演习，假想“中国大陆军队进攻台湾”，演练与美军协同作战。
纵观日美防卫合作领域变化的特点可以看到，日本自卫队的触角越伸越长，呈蔓延化趋势。1960年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为维护“远东”的安全，日本将向美军提供基地和设施。当时，日本不能向海外派兵。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则把“日本周边地区”作为日美联合防卫地区。① 而现在则以反恐为由，把军舰派到印度洋；伊拉克战争后，日军又驻军伊拉克。
与此同时，日本军费逐年激增。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曾披露，日本的军费开支早在1983年就超过了英、法、德。由于日本庞大的经济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保持着军费开支总额世界第二。
但是，日本针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军事动向，也并非无所顾忌。
首先，台海问题中它所叫板的对手中国，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以日本的力量绝不足以扭转中国统一的大趋势。
其次，中国政府反对“台独”的严正立场，获得了包括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并且中国位列其中，拥有否决权。这是日本不得不顾虑的国际因素。
再者，日本的对华政策还必须考虑和平宪法的约束和日本左翼力量的态度。
事实上，台湾问题之所以特别复杂和难以解决，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其次还有日本。在外交领域和安全保障体制中，日本仍然处于对美国的从属地位，而在对台问题上也将惟美国马首是瞻，日本也不会超出美国设定的介入限度。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从经济上看，日本在大陆的经济利益也同美国一样远远超过了在台湾的经济利益。中日经贸关系稳定而广泛，且互补性很强，日本对中国市场的深刻依赖已是既成的事实。中日两国互有需求，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对中国的需求越来越大。日本媒体也承认：“日本经济出现复苏征兆的背后，是中国的巨大身影若隐若现。”可见，经济因素对中日关系的稳定和黏合作用也非同一般。
另外，将中日关系推向全面对抗的地步，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日本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不能绕过中国自行其是。即使在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之后，其大国作用的发挥，在多极化时代也将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合作。
总之，与中国建立和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现阶段符合日本的利益。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和亲台势力不断挑起事端，破坏中日关系，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这种破坏性因素尚不足以使正常的中日关系发生根本逆转。这意味着，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也不致轻举妄动，否则对日本来说将得不偿失。
说到祖国统一的话题，我们有必要重温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台湾写的那篇著名诗作，并作为对台湾回归的殷切期待：
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惟有恸哭。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家乡，家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山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之殇。
于右任先生的这首著名爱国诗《望大陆》（又名《国殇》）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先生在台北谢世后。晚年在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之后不久，于右任先生就写下了这首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大陆》。
《犁与刀》 第四部分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
引 言
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
有一种乐观的说法，中国已经进入和平崛起阶段，并预言2020年前后在经济上向日本看齐；还有一种谨慎的说法，中国的崛起之路定然坎坷。
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之崛起势不可挡！
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实际上取决于日本的国家战略走向，取决于日本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国家统一。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日本综合国力的提高，日本的外交战略已着力于扩大在世界政坛的发言权，使日本主导亚太地区的秩序，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日本的政治家们深知，军事大国是日本攀登政治大国、主导亚太新秩序不可或缺的阶梯和实力基础。中日两国无论地缘战略还是安全战略利益，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是中国的崛起令日本心有不甘，它本能地视中国为其企图高居亚洲、参与主导世界的威胁。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化思潮的形成，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趋势甚至已经是既成的事实，日本虽对此极不情愿，但又不能不面对。日本试图和美国一起遏制中国，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以及地区安全等问题上为难中国，其目的就是在防范中国成为自己的潜在对手。
中国的崛起，在理论上不应该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因为中国的市场、中国的经济能够为日本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但问题是，中国即使给予它们广阔的市场，会不会就此万事大吉？
中日两国之间有很多问题，大致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历史问题，而现在历史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改观；二是两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接近，这在中日关系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强大的日本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崛起的中国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日本。这样就面临着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并且由此导致双方民众心理上的不平衡；三是战略冲突，或者是由潜在的战略冲突决定的。
无疑，经济决定论在事关国家的战略关系中，并非处处适用。而对于大国，战略竞争是无时不在的。大国之间永远不要企盼有真空状态的“和”的出现。
诚然，中国在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其持续高速的发展模式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的改革试验应当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试验。中国在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尽管这一条发展道路注定是艰难的，但是中国人民对此有足够的智慧、勇气和信心。
《犁与刀》 第四部分中国民间有权要求受害赔偿（1）
第十一章
对日索赔，并非中国出尔反尔
1。 中国民间有权要求受害赔偿
战后，国民党台湾当局出于狭隘的政治利益考虑，与日本签订“日台和约”，协议明确规定，放弃对日的战争赔偿要求。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日本结束“外交真空”时代。1972年9月29日，中日政府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这时，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1。 从中日关系的长远未来着眼，以示诚意，即《声明》中的第五项：“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2。 需要在世界上树立中国宽容自信的大国形象。因为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仍旧否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甚至持敌视态度；中苏关系以1969年“珍宝岛之战”为标志完全破裂。中国国际活动空间狭小，中国外交需要走的路还很漫长。而这又是一次外交突破的契机，向中国抛出“橄榄枝”的日本政府，甚至比美国还要急切和迅速。所以，当时中国政府不能不有所积极作为。
日本与亚洲各受害国之间的战争赔偿问题，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就已涉及到。那时，新中国被无理地排斥在旧金山和会之外，而和会达成协议放弃对日本战争索赔。1951年底，印度尼西亚就赔偿问题首先与日本进行商谈。接着，菲律宾、缅甸、越南也分别与日本谈判赔偿事宜。经过数年的谈判，日本先后向这些国家签署了赔偿决定，事后，并履行共约10。12亿美元的赔偿。
战争赔偿完全是对战败国的罚金，战争赔偿数额取决于战胜国的自由意志，多少带有任意性惩罚的倾向，因为战败国没有资格与胜利一方讨价还价。1871年法国战败，《法兰克福和约》规定，法国付给德国50亿金法郎的战争赔偿。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马关条约》及其后续条约规定：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给战胜国日本2．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凡尔赛和约》为主的一系列和约规定：德国及其同盟国赔偿协约国因战争所受的一切损失。更何况，日本这一次发动的是侵略战争。
然而，中国政府之所以放弃战争赔偿，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中国政府认为，历史上帝国主义战争往往是由于战胜国要求战败国赔款、割地，结果导致民族仇恨，为第二次战争埋下隐患。第二，正因为旧中国曾在战败后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饱受痛苦，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新中国不采取同样的做法。第三，如果让日本赔偿，只能取自日本国民的税金，而不是那些战犯，这只能使日本人民代为受过。第四，此前台湾当局已放弃赔偿，要促使日本同台湾断交，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宜再要求日本赔偿。
由于前述种种原因，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索赔。对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方表示“深受感动”。从大平正芳内阁起，日本决定对中国提供低息日元贷款，迄今共约300亿美元，占中国吸收全部国际官方贷款的近一半。这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贷款是要还的，并不等于战争赔偿。近些年来，从电视画面中，从报刊、杂志、网络等新闻媒体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并没有忘记他们所受的损害和痛苦，他们以个人的名义在向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原告或者为二战中受害的在日劳工，或者为被欺辱的“慰安妇”。这一个个受害的当事人，已经年逾古稀，步履蹒跚。但是，诉讼的结果大多为败诉。
对于战争索赔，日本右翼甚至恬不知耻地宣称，中国政府之所以放弃对日的战争索赔，那是因为中国人心虚——右翼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中国人民实在是太善良的人民，中华民族实在是太善良的民族。1945年以后，即便是那些亲历了战乱的受害者，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感受也只能是愤懑、屈辱和痛苦，从来就没有人站出来作为一个受害者争取自己要求赔偿的权利。
那些人是遭受日军“三光政策”而横遭杀戮的手无寸铁的广大农民；
是被日机狂轰滥炸而受到严重伤残的中国人；
是被日军疯狂杀害而死去或受到伤害的中国伤员、战俘；
是在日军的皮鞭和刺刀下服苦役的，甚至死亡的中国劳工；
是被日军残暴蹂躏的中国女性；
是被当做试验品的中国人和死在细菌武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