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7月16日，刘少奇组织了一个小型调查组，由林业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等的工作人员以及王光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乘火车离开北京，于18日抵达哈尔滨。
在哈尔滨，刘少奇为进一步地深入了解林业情况，就约请了技术专家，东北林学院的教授周重光同行。
7月20日，刘少奇一行离开哈尔滨，乘林区专用的窄轨森林小火车进入小兴安岭林区。刘少奇就在这列小火车上办公、休息，同时还与林业专家、林区工人座谈。
林区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7月的林区，虽然凉爽，但时时有毛毛细雨或是滂沱大雨，还有成群的蚊虫小咬。但是，刘少奇顾不了这许多，同其他人一样身穿雨衣、雨靴，在泥泞的无路的林区里穿行。刘少奇兴致极高，根本不像是一个63岁高龄的老人，精神抖擞地翻越了一山又一山。
7月22日，刘少奇视察了小兴安岭带岭林业实验局胜利林场。他观看了刚刚伐倒的一棵红松，已有200年的树龄了，而从另外一棵红松上取下的样本明白看出这棵红松虽仅仅20多厘米的直径，却整整生长了150年。
刘少奇仰起头，深情地望着一棵棵参天的树木，不无担心地说：“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呵？我们这一代人把它采光了，下一代人怎么办？不但要后继有人，而且要后继有林啊！”停了一下，他转身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如果这些森林被我们采伐光了，不仅后代没有木材用，而且还改变了生态平衡，到那时，历史会无情地审判我们这些败家子的，我们造下的孽，惩罚的恶果会让我们的后代去承担的。我们绝不能做享祖宗的福、造孽子孙的傻事。树木采伐后，森林更新必须跟上，人工育林与天然更新相结合，但要以人工育林为主。”
8月23日，回到北京不久的刘少奇，再上庐山，参加中央 工作会议。
继《农业六十条》、《科研十四条》之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一系列涉及各行各业的全局性政策需要尽快出台，以进行全面的调整。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刘少奇参与了这些文件的审改。
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文艺八条》等文件。
随着这一系列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台，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已经开始。
大幕已经拉开。
9月22日，刘少奇会见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刘少奇回答说：
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标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保证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主权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说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指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的生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蒙哥马利问：“过30年、40年或50年，那时中国将成为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那时从中国以外的角度来看，情形将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西方许多国家正在考虑的问题。”
刘少奇一下子就领会了蒙哥马利这个问题的实质性涵义。
他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问过几十年后中国是否会侵略和向外扩张？正如你们英国人曾经压迫过我们一样，是否我们会转过来压迫英国或其他国家的人民？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从其他国家的情形得出结论：凡是压迫别国人民的民族，它自己就不会有自由，也得不到好的结果，我们不但不会压迫英国人，就是对一些小国，对我们的邻国，比如缅甸、泰国、柬埔寨、尼泊尔、印度等，我们都要在互利的条件下，互相尊重主权，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友好关系。我们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并教育我们的后代永不侵略和压迫别的国家。我们只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刘少奇所讲的，虽然涉及到的是中国将来的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要保证这个政策长期地、一贯地切实执行，就必须有遵循这一方针政策的接班人。
而这个问题，也是蒙哥马利所关心的。同时，他更关心的是中国现在的接班人，也就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定了。
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修改党章和党内酝酿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选时，就提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拟由毛泽东任主席、刘少奇任副主席。刘少奇不同意只由他一人任副主席的方案，提议多设几个副主席。中共中央领导经慎重考虑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党章中明确“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1957年11月2日—21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因此，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增加了新的条款：“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后，不仅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反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应。赫鲁晓夫非常关注在毛泽东之后，谁是接班人的问题。
在一次宴会上，赫鲁晓夫私下里问毛泽东：“听说你不当国家主席了？那谁会是你的接班人？”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是的，我不管了。但是，我们有很多同志，可以担当领导责任。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在我们党内很有威信；朱老总年纪大了，但威望很高；邓小平、周恩来都比我强，什么矛盾都能解决，有缺点勇于当众作自我批评。这些人中，刘少奇是第一个。”
1961年9月24日，在同刘少奇会见的第三天，蒙哥马利直率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他来中国作了调查之后才提出的。
蒙哥马利在1960年曾经访问中国，并约定，次年还要再来中国。元帅践言履诺，1961年再次访华。
在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蒙哥马利参观了许多地方。在包头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地向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被问者都毫不犹豫地回答：“毛主席。”
在延安，蒙哥马利参观了一所医院，就同陪同的熊向晖开了一个小玩笑：听说中医、中药很神奇，你们应该鼓励中医为毛主席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中国需要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
后来，在西安和三门峡，蒙哥马利就换了一种提问方式：“除了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的人有些犹豫，答案就不一致了。
在洛阳，蒙哥马利同熊向晖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
在郑州，他又对熊向晖说：斯大林是一位很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也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蒙哥马利作了调查，又同熊向晖谈这些涉及到接班人问题，很明显，是在调查中国继毛泽东之后，谁会是接班人？
蒙哥马利称之为“战略性调查”。
这一情况，陪同蒙哥马利参观的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这一情况，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本来没有刘少奇同蒙哥马利会见的活动，他就临时和刘少奇商量。
因为周恩来作为党内高层领导人，对接班人的问题很早就有所认识。是否安排刘少奇同蒙哥马利会见，就是想让蒙哥马利看一看：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让蒙哥马利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是否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
22日下午，刘少奇就会见了蒙哥马利。
9月23日，熊向晖同浦寿昌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蒙哥马利在猜测谁是主席的继承人。”熊向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蒙哥马利参观访问的情况后说。
“继承人？这个用英语怎么说？”毛泽东问。“Successor”熊向晖答。
“这个词我认识，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了继承者了？”毛泽东饶有兴味地沉吟，“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没有土地，二没有财产，继承我什么呀？这是资产阶级的用法，无产阶级只有思想理论、路线政策，没有什么继承，‘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以叫‘接班人’更好。”
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熊向晖说：可能是。
毛泽东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又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也没有写遗嘱，没有明确，这就乱了。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无人拉缰，肯定要乱。我们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在七大就已经明确了，到八大就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党派、兄弟党都参加，完完全全、自始至终公开，毫无秘密。八大新党章中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来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来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一共有5个中央副主席，排头的是谁呀？是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在此之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第二天，蒙哥马利到武汉东湖会见毛泽东，从晚上6点半谈到9点半仍未谈完。但是，这一次蒙哥马利没有问毛泽东，毛泽东也没有主动说“接班人”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第二天另有安排，蒙哥马利说明晚再谈时，毛泽东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自始至终没有涉及到“接班人”问题。
但是，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转机来了。毛泽东可能想当面向蒙哥马利谈清楚自己的“接班人”问题，让这位元帅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第三天下午，蒙哥马利又见毛泽东。
毛泽东说：“元帅，你是特殊人物，你身体很好。可以活到100岁。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再过5年就见马克思了。”
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笑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再过5年就满73了……”
“我访问了许多国家，很多领导人不愿谈自己的继承人……”蒙哥马利犹豫一下，借机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主席是否现在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很明确，早就定了，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是我的接班人。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大手一挥，毫不犹豫地说。
“刘少奇之后呢？是周恩来吗？”
“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毛泽东吸一口烟，悠然道。
毛泽东选定了“接班人”。而在“接班人”刘少奇面前，国民经济的形势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严重困难。
然而，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怎样去解决面临的困难？
“接班人”怎样对待调整？刘少奇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励精图治，开始了扭转困难局势的历程。
刘少奇也开始了他建国以来最为辉煌的治国历程。
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1）
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揭底，要对困难估计够、估计透，“还它个本来面目”
冬日的北京，寒风刺骨；长安街上，人来车往；天安门在皑皑白雪中伫立，人民大会堂里却是已经有了融融的暖意。
1962年1月27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从扩音器里传出了刘少奇那特有的铿锵有力的话语：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从会议的规模、参加的人数，都超过了历次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包括中央负责人、各中央局负责人、各省、地、县、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扩大到7118人。因此，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为什么要召开一次这样规模空前的大会？
各路诸侯，一方水土的“父母官”，都希望听一听中央的声音，更希望听一听毛主席的声音。
形势的确困难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工业滑坡也已停止。但是，国民经济仍然处在困难境地：长期以来的“打破平衡”，“大跃进”，使各条战线发展很不平衡，城市供应紧张的局势仍很严峻。同时，由于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对形势的认识还不统一，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战略转变准备不充分，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严重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很多地区和部门仍然徘徊观望，影响了调整政策的贯彻执行。
虽然中央下了决心，但全党的决心还没有最后下，还没有使全党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