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记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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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当你拍摄的这个群体出现在你的摄影机里的时候，就是说当你周围熟悉的这群人成为你的被拍摄者的时候，你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
○苏：在我看来，拍摄是个沟通的过程。因为聋哑人自己本身也很敏感，你要进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开始会很惊慌。我能够进去到他们中间去，这是拍摄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在拍的过程中，我是他的一个朋友，我目睹他身上发生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只是我这个朋友没有干预他对这件事情处理的决断而已。
●现象：在法国那边，观众一般关心什么问题？
○苏：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是不是对人家的隐私特别感兴趣（笑）。
●现象：这也是中国纪录片研究者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偷窥与道德的问题。
○苏：这个不奇怪，我觉得原因还是在于国内人与人之间关系和国外不一样。西方社会，人人都很会保护自己，不像中国人，以前我们住平房的时候，大家几户住在一个院子里，都是你家就是我家的那种感觉，我可以随便到你家去吃饭等等，大家都很随意。其实偷窥不偷窥我觉得没太大讨论意义，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就去拍了就成了。当然，我觉得西方人还有种觉悟，他知道被拍的东西要通过某种渠道去播放，因此他们很谨慎。而在中国，很多人觉得无所谓。
○米：我觉得还有那么一部分人，他愿意暴露自己的生活，甚至是主动要求暴露。因为他们也可以通过被拍而给自己找到一个宣泄的方式。很多人的生活比较压抑，他们会觉得有个人来注意他，有个镜头来关心他，对他来说是种关怀。很多主流媒体上讲那些煽情的故事，其实也是属于隐私范围的，甚至还有很多做秀的成分，故事的主角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
○苏：这也是个中国特色，能上电视的都是了不得的人（笑）。
●现象：但有些纪录片给被拍摄者带来的或许会是一些麻烦甚至造成伤害，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米：我觉得纪录片对被拍摄者无论是起好的作用和坏的作用其实都不是目的，不应该用这个来衡量纪录片本身。当然，作为记录的人，要考虑是否会给拍摄对象带来伤害，要有起码的尊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部纪录片不够尖锐可能就会不够力量。这个尺度就要靠作者自己去把握了，就是在职业道德和良知之间必须有一个标准去平衡。想要猎奇去吓人和想表达内容，这两种取舍是不一样的。
○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片子都是非常个人的，拍某个人的生活状态。这种片子一多，问题也很多。开始的时候，被拍摄者可能还不太清楚你拍的到底是什么，等到你的成片出来的时候，他再看到了，可能就会产生一种被暴露的感觉。这也说明，尽管我们要求客观，但纪录片和现实的生活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采访：万小刚）
2002年五一节前夕，我所在的广告公司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走向溃败边缘，这使我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事业恐慌之中。混得好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多是征询五一节的出游计划，而我毫无心情。几年来淤积下来的用影像表达自我的想法围绕着我，既兴奋又惆怅。我跟米娜说，咱们五一节别休假了，去拍纪录片吧，我说我想通过纪录片反映聋人真实的生存状况。
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个片子呢？说来话长。
我哥哥
我哥哥就是个聋人，他三岁那年高烧不退，爸爸带他去医院打了几针链霉素，就是这几针链霉素，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因链霉素中毒造成了当时中国成千上万的儿童致聋）。因出事时他年龄太小，尚存的语言能力也逐渐丧失，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聋哑人。
我童年时总是跟我哥形影不离，他比我大四岁，那时候哥的自行车前大梁和聋哑学校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很早的时候我就会手语，还成了家里的“翻译官”，很多年给爸妈和哥提供转述服务。我们家里的聋人总是来来往往不断，所以来过家里的聋人大都被我们封了绰号，什么“黄眼珠子”、“北区大哑巴”等，没有什么贬义，主要是方便记忆。
那时候我和哥哥一起上街时常常听到身边的人叫我们哑巴，还有些人故意模仿我们打手势的动作，嘴里还发出“啊……啊……”的怪叫，有一次几个坏孩子冲着我们在地上画了个圈，然后在圈里吐了口吐沫，然后用脚一踩，当时我哥一下就冲过去了，就和那伙人打起来了，哥说那个动作是最侮辱聋哑人的。
哥哥在聋哑学校上了八年学，但语文水平不及三年级小学生，写一句话说好听点是倒装句，其实就是颠三倒四语句不通，以至于他到外地那几年写来的信，常常让我们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说回来还是不回来？哥哥在外地闯荡了几年，结交了不少江湖好友，回来后竟是一家三口，让家人大为惊异。关于那几年的江湖生涯，哥哥一直不愿多讲。回来后；爸帮他和嫂嫂安排了工作，在包钢大集体上班，虽然挣得不多，但也能保证基本生活，看起来和别人没什么不同，那是1985年左右的事情。但这几年哥哥他们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夫妻双双下了岗，每个月单位发给一百多元的生活费，生活完全没有了着落，孩子又在上中学，他们没有能力和健全人竞争抢饭碗，生活的艰难和窘迫可想而知，现在靠双方家里的接济和做点极不稳定的小买卖过活。
哥哥有个朋友也是他的同学，叫薛某，人长得高大帅气，这个人不简单，曾经是国内聋人圈里的风云人物，他的第一任女朋友曾是我的中学同学，是健听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薛某手下就有几十个人，以到全国各地企业推销工艺美术品的生意（简称“卖画”）起家，后来发展成以盗窃、抢劫为主的聋人犯罪团伙，不到十年间积累了上百万的不义之财。薛老大心狠手辣，曾经传说他的一个手下外出一整天行窃未果，薛知道后用手语说既然你不会用手干活，那就把手砍掉吧，即派手下砍掉那人的一只手，后来发现此人竟到医院把手接上了，他大怒，再次让人砍掉。上个世纪80年代，此人曾是国内聋人圈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明星”，大多数聋人只知道他叫王明（手语的误读）。上个世纪90年代初，薛某犯罪势力在北京连续盗窃高级轿车后终被截获，并在几天之内全军覆没，报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聋哑老大”的犯罪始末，还配有他漂亮太太的照片。
十几年前哥哥家常常宾朋满座、烟雾缭绕，和现在的哥哥家萧条寂寥的景象形成对比，那时常有各地的男女聋人聚集在哥哥家，衣着光鲜，互相炫耀自己走南闯北的经历，或者通宵看黄色录像。那时我也常在哥哥家出入，看着他们打着南派北派的手语，配合着夸张的表情，似乎每个人都显得传奇和神秘，这常常让我有一种幻觉，觉得聋人这个圈子是另外一个社会，另外一个江湖。
第三部分苏青 米娜（3）
曾经的“野心”
我曾经有一个野心，想做一部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各地聋人大串联、卖画和有关犯罪的纪录片。那几年我曾经目睹了聋人卖画的兴衰，这对我拍摄聋人纪录片有很大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企改革、下海经商的大潮，聋人也纷纷背起了行囊，他们打着“聋哑人也是人，我们也要吃饭！”的旗号，旅行包里装的是自制的布面、绒面山水画和书法作品，带着塑料膜包好的介绍信到各地企业去推销。
开始时比较容易，企业同情聋哑人总要买一些。但很快这股风就刮遍全国，尝到甜头的聋人们奔走相告，全国各地的便蜂拥而上，大一点的企业几乎每天都有聋人光顾，企业领导也从最初的热情接待，变成了一见背旅行包的聋人就躲、就跑。我发现，从卖画这件事上看出来聋哑人的智商绝不低，他们惯常使用的对策有软磨硬泡死缠烂打法、美人计法（重要的手段之一）、假扮怀孕妇女法、里应外合法、同健听人打配合法等，后来发展到你不买我的东西我就顺手牵羊，只要办公室没人我就敢拿东西。
这种自发的聋人大卖画运动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降温。关于那帮人的去向，据了解，一部分人解甲归田，继续过起温饱或是勉强度日的生活。一部分搞起了犯罪组织（如让人闻风丧胆的黑老大薛某），这些人后来有的落入法网，有的仍逍遥法外。剩余的少数人则走向正规的、职业化的道路。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聋人卖画已基本绝迹，只是极个别的散兵游勇乐此不疲，但收入大不如从前，大多数企业的保安根本不让他们进门，并把他们看成是小偷。
我哥哥是干过卖画的，干了几年后来解甲归田，嫂嫂也是那时候认识的，好像是在湖南邂逅的，但其实他们是同乡，嫂子家离我父母家根本没多远，也算有缘。他们在外地的时候拍过大量的照片，几乎每到一处必拍照片，从原先的120黑白照片到后来的5寸彩色的都有，装了几大盒子带回来。后来我发现但凡聋哑人，无论读书多少年龄多大都特别喜欢拍照，喜欢收藏自己的照片，现在中国城市中四十几岁的聋人大多有走南闯北的经历，而能够为这些经历提供物证的，就是那些在各地火车站前留下的昔日的英姿倩影。
“聋人卖画”这个题材拍起来非常具有挑战性，并且还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涉及到犯罪），但如果能拍出来该是可以称为“大记事”之类的纪录片吧。
离题远了，打住！还是说说《白塔》这部片子吧。
关于《白塔》
2002年春天，经过短暂的计划和盘算过后，我和米娜借五一节放假的机会在北京开始拍摄，先是以社会调查的姿态拍摄了聋哑学校的师生，还跟拍了良乡一个五口之家。这成为我们的另一部聋人纪录片《老唐》。这是后话。？我接着讲有关《白塔》，2002年6月中我揣着DV机到站河南郑州，见到了我将要记录下他的一段生活经历的景明。晚上十点多，我们找了个小饭馆，要了些凉菜和啤酒，我用手语对景明说：我是拍纪录片的，我哥哥也是聋人……因为事先已有晓宁做过景明的思想工作，所以一切都在计划中进行。景明是一个非常善良和容易相处的人，整个过程中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后来景明邀请我在他家里住下拍摄。
多年来我发现聋人群体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扎堆儿。生活在同一地区的聋人们常常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比如：景明家里没人的时候从不锁门，掩上就行了，以方便聋人朋友自由出入。所以片子里可以看到景明身边总是有人，他们为景明和王瑞的事情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多次开会给景明出主意。但遗憾的是王瑞最后还是听了母亲的话，同台湾人举行了婚礼。《白塔》在马赛电影节放映后的讨论会上，一位法国女士问：片中很多人在一起商量别人的感情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对别人的隐私那么感兴趣？这问题当时也把我问愣了，不知道她是说我对别人的隐私感兴趣还是说中国人都对别人的隐私感兴趣？我说我只是记录了几个聋人的生活情况而已，无意探讨关于国人隐私权的问题，但我了解到中国聋人婚姻爱情无法自主，一般都得听家里的，因为他们没有经济来源。片中的王瑞也想婚姻自主，但是王瑞母亲说了，不和台湾人结婚就把她赶出家去，要知道王瑞一直是靠母亲的退休金生活的，赶出家门就没得饭吃了，当然得听母亲的话。“咱不是说非让孩子去台湾，你说现在在国内，王瑞找不到工作，连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呢”这是王瑞母亲亲口说的，而事实上中国80％的聋哑人都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他们经济上不独立，势必没有话语权，所以王瑞和景明同几个30来岁的聋人商量来商量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王另一个江湖——纪录片《白塔》诞生始末瑞最终还得听母亲的。
老外当然不了解这些事情，其实中国的聋人问题不是什么隐私不隐私的问题，而是没有饭吃的严重问题。我们拍纪录片的目的首先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们的生活，看见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即便有人认为是暴露了一些个人隐私，指责我我都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其实就是想代表中国聋人这个群体说话，因为他们太沉默了，以至于被误解和忽视了，被社会抛弃了。这决非是个小事情，聋人这个群体之大超乎你的想象。
据统计，在中国有2000多万聋人，几乎我见到的每个人都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我在马赛时说过一句话：我说我们来马赛不是要来拿什么奖的，而是我们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聋哑人真实的生活，为他们呼吁社会的帮助，替他们寻求社会的宽容和理解。当然，《白塔》这部片子不足以代表更多的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的聋人，我的另一个伟大想法是拍摄一个聋人的系列来全面反映他们的生活现状，展现他们的内心痛苦和焦灼。
2002年5月到6月间，我先是一个人在郑州拍了10天左右，后来再去时米娜也加入进来一起拍，由于我同景明朝夕相处，到后来情感上就开始偏向景明，我开始不自觉地想促成景明和王瑞的事儿，景明也开始在棘手问题上不时表现出等我支招儿的态度，这种关系使我的拍摄逐渐变得暧昧起来，以至于到后来经常什么都不拍，只是跟着景明出出进进，跟他和那些聋人朋友聊天、吃饭、喝酒。倒是米娜比较冷静，拍到一些难得的镜头。
炎热的7月，我正在北京家里盘腿看电视，景明发来短信，说王瑞7月27日举行婚礼，想让我帮她拍婚礼录像，因为事先我已知道景明和王瑞没有了结果，心中很替景明感到失落，就顺口跟米娜说我不想去，心里特烦。当时要完成这部片子的想法特别淡，觉得好像拍不下去了，有把自己陷进去了的那种感觉。米娜劝我一定要去，说婚礼对构成这部片子非常重要，于是第二天我又动身奔郑州了。
第三部分苏青 米娜（4）
王瑞的婚礼在当地也算是排场的，凯迪拉克开道，还请了管乐队和司仪，鞭炮鼓乐齐鸣，新娘子王瑞被台湾人林先生抱出了王瑞家门前那条泥泞的小巷，上了凯迪拉克。王瑞虽然同台湾人结婚心底有些不情愿，却也难掩身披婚纱的喜悦，至少憧憬着未来。王瑞母亲的目的明确，就是要让王瑞嫁到台湾去过幸福生活，她听说台湾政府对聋人的福利好，去了就能有工作，为此王瑞母亲不惜血本，自摸腰包两万多元操办婚礼。由于我此次身份的改变，受到了娘家人的欢迎，但其结果就是拍回的素材更像是严格意义上的婚礼录像。
2003年春节过后，我开始整理这个关于聋人的情感记录，在家里用摄像机连电视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