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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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新民晚报》发表尹秋之的评论文章《向鲁普三鞠躬》。举譬引喻，似有所指；微言大义，亦足以警世。转录如下： 向鲁普三鞠躬 尹秋之
英国大师级的钢琴家鲁普在他五十岁生日这天，上演了一部精彩绝伦的协奏曲，成为音乐会轰动的热点。然而翌日，他给傅聪打电话：“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昨天晚上的演奏？”傅聪只好实说，有些地方有不同看法。鲁普嗔怪朋友有意见不直言，末了，伤心地吐出一句肺腑之言：“你知道吗？人们什么都不对我说！”傅聪颇为感慨：“因为他是大师了，已经到了没有人敢跟他说什么了。但鲁普知道我有意见，有意见他就一定要听……”正所谓“从来声名总累人”。鲁普的“伤心”，就在于他自己的成就、荣耀和地位，恰如一道无形的墙，阻隔了周围真实的声音，尤其是那些不同的声音。人们在他那顶辉煌炫目的桂冠面前，除了赞美、附和，往往“欲言而嗫嚅”，抑或干脆“沉默是金”。此乃司空见惯的世相。
令我肃然起敬的，是鲁普的那份清醒与自知。他显然没有沉醉于自己荣膺的大师头衔，清楚地意识到有某些东西横亘在自己与听众之间，导致了“人们什么都不对我说”。于是，他勇敢地主动冲破障碍，去寻听“不同的声音”。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艺术家，这是何等清明和豁达的气度，何等理智和崇高的魅力！就冲着他真心盼念“不同声音”的谦谦之风，我也要向这个英国人深深地三鞠躬！再看看我们周遭，不独是艺坛，那些一“名”就变脸、一“官”就变脸、一“阔”就变脸，甚至是一傍“名”傍“官”傍“阔”就变脸的角色，世人难道还领教得少么？此类人物变脸之后的一大通病，便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他们在百姓中自筑壁障，固然能图得一时妄自尊大的快意，但长此以往，杜绝真言民声，甘愿堕落为聋子、瞎子，结局终归是不妙的。
8月6日，《新民晚报》发表了上官婷女士的文章《给卞毓方挑错》。仁者襟怀，大家风范，令人神往。转录如下： 给卞毓方挑错 上官婷
有幸在第一时间阅读卞毓方先生的原稿，心情是十分快慰的。卞先生学识宏富，思维缜密，思想深邃，文采斐然，这都已有了公认；尤其是他的写作态度，季羡林老前辈称之为“惨淡经营”，下笔可谓呕心沥血，一丝不苟，在当今散文界，恐无出其右。我今天读的是《书房》，我一连读了若干遍，每遍都有欣喜，都有拍案惊奇。然而，读着读着，我居然在卞先生的文章中发现了一个别字。巴尔扎克的“扎”，卞先生写成了“札”，我知道这仅仅是音译，写成“札”，也无不可，但如今约定俗成，还是“扎”为标准。一般的作者，可以不讲究这个，卞先生历来严谨，他笔下不应有这个错。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当场查了《辞海》。没错，巴尔扎克就是巴尔扎克。“先生……”我说。我想看他的红脸。“是吗？”他走到书架前翻书，翻了一本，不放心，又去翻另一本，然后说，“你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错，不仅巴尔扎克，莫扎特的音译也一样。”本来，我是想看他的大红脸的，卞先生非但没有想象中的困窘，反而显得十分开心。他立刻给一位编辑打电话，告诉他刚刚寄出的稿件中，莫扎特的“扎”字写错了。他在电话中还特别声明，是一个女孩子帮他纠正的。这下倒闹得我不好意思。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卞先生又从书橱里挑出一叠信，告诉我这都是帮他指出错误的。我接过来翻了翻，其中有韩石山的一页，韩先生准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卞先生的《当岁月逐步合拢它是折扇》一文，韩先生起首是几句称赞，说已发某期头条云云，然后指出“毁家纾难”之“纾”，不是“纡”，末了来一句幽默：“嘻嘻，帮老北大学生改了一个错字，不亦悦乎！”又一封是南通郑抒先生的，给卞先生指出“华尔兹”的“兹”，没有水旁，不能写作“滋”，并说，“看来你不会跳舞”。还有百花出版社编辑鲍伯霞的校对稿，还有人民日报副刊的清样，等等。
卞先生说：“……一般的表扬信，都扔了；凡是帮我指出错误的，我都保留，这有纪念价值。”
好一个纪念价值。卞先生的人品，学识，于此可见一斑。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4节 《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
8月7日，《新民晚报》发表了余秋雨的散文新作《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在这样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其用意真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但却印证了我前几天听来的传闻。据报纸的编者解释说，这是一篇旧稿，只是余秋雨“自说自话”，并无针对我的言词。认真拜读以后，感到余先生的确主要是在谈他那本《文化苦旅》被大可堂选为第一部现代文学精品出版线装书的事，洋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但也发现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他对过去的批评者耿耿于怀的怨气和傲气，缺乏一个知名“学者”和公众人物应有的静气和大气。特别是他跟妻子唱和的两枚闲章，把自己比作当风的“老将”，而将所有的批评者贬为“气短”、“无言”的庸懦之辈。这种踌躇满志、目空一切的自白，恰恰暴露了他心胸狭窄、色厉内荏的失衡心态。有好几位过去的“秋雨迷”来信说：余秋雨这部线装书如果在十年前出版，我们一定会奔走相告，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是到了今天，有谁还会去买它读它？从他这篇文章和对批评者的态度中，我们嗅到的是一股令人厌恶的酸气和霸气。他过去曾经说过：“读者花钱买我的书，就买到了骂我的权利。”如今，这个虚怀若谷、温文尔雅的余秋雨到哪里去了呢？最近，我得到了朋友购赠的这部定价380元的上海辞书版线装本《文化苦旅》，发现书中的《自序》就是这篇《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现选摘其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摘要） 余秋雨
……大可堂集中了浙、沪等地一批高级专业人员，精心研发中国传统的宣纸线装、函封玉签的印书技术多年，制作了一系列值得珍藏又容易湮没的线描连环图集，一部部慎重推出……从去年开始，他们准备……制作几部现代人写的文学作品，第一部选中的竟是我的文集。制作成后，还将交给赫赫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能用这种母本形态印一印自己的作品，当然是一种奢侈的心愿，只是不想太贪心，先印其中一本《文化苦旅》试试吧。……与专家们商量，决定每册加盖两枚篆刻闲章。一函分四册，共为八枚。闲章上的文字由我拟定，篆刻家则由大可堂聘请此道名家吴天祥执刀刊印。
四册中的八枚闲章，内容如下———
第一册的第一枚闲章为：“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第二枚闲章为：“且食蛤蜊，安问狐狸。”这八个字来自两部史籍。《南史·王弘传》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后汉书·张纲传》云：“豺狼当道，不问狐狸。”后人方尔谦检拾而成自题联，正合我的人生观，惊喜取之，分惠读者。
第二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梦里寻梅，百门寥落”；第二枚印章为：“海外追云，千年一叹”。两枚可成一联，也是我的自况。
第三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海若无边天作岸”；第二枚印章为：“山至绝顶我为峰”。也是一联，最早见有林则徐写过，后人再写每有改动，我又改了……
第四册的第一枚闲章是：“老将当风，万夫气短”；第二枚是：“清弦一曲，列座无言”。这是一副旧联，有一种自求孤独的英雄美。前些年我毫无理由地受到大批中国文人长时间围攻，妻子拿着上联来开玩笑，而我则把下联送给她。前不久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我也曾以这几个字见赠，梅洁看了哈哈大笑，说要挂在客厅正中央…… （原载2003年8月7日《新民晚报·夜光杯》）
8月8日，诵读余秋雨《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数过。就文论文，这篇新作叙事曲折有致，才情飘逸潇洒，写得还是不错的。但由于学问底气的不足和对古汉语词的不求甚解，文中仍然出现了多处不应有的疏漏和知识差错。特别是反用“见赠”一词，与“致仕”之误如出一辙，令人莫名惊诧，不可思议。这一低级差错，并不涉及高层次的学术水平问题。看来余先生在古汉语、训诂学方面的欠缺，已经到了捉襟见肘、出口成错的地步，真该暂停“苦旅”，静心“山居”，请几位名师给他补上一两年基础课才行。现在，我将发现的问题初步分析归纳，写成短章《一篇千字文，硬伤何其多》，供余先生参考。
一篇千字文 硬伤何其多 ———读余秋雨散文新作金文明
8月7日的《新民晚报·夜光杯》版，又发表了余秋雨先生的新作：《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古色古香的文题，透露出骄人的侠气和才情。文章开头，先向读者传达了一个撩人的喜讯：余先生那本《文化苦旅》，已光荣入选为大可堂版第一部现代文学线装图书，并将“交给赫赫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后半部分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余先生沉浸在极度喜悦中的潇洒情怀和得意心态。他又是请名家篆刻闲章，又是由自己拟定对联，忙得不亦乐乎。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不能不使我为他的成功高兴了好一阵子。但高兴过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扫兴。也许谁也不会想到，在这篇仅仅一千多字的短文中，竟然出现了五处明显的低级文史差错。情况真是如此吗？不妨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先看引书中的问题。余先生写道：
〔第一册〕第二枚闲章为：“且食蛤蜊，安问狐狸。”这八个字来自两部古籍。《南史·王弘传》：“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后汉书·张纲传》：“豺狼当道，不问狐狸。”“不知许事，且食蛤蜊”一语，余先生说出自《南史·王弘传》。其实《王弘传》中根本就找不到。正确的出处应当是《王融传》。王融是王弘的曾孙，两人相隔三代，余先生张冠李戴了。记得清人黄遵宪曾在《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诗中用到这个典故：“我不知许事，我且食蛤蜊。”钱仲联先生笺注时就准确地标明了它的出处是《南史·王融传》。这一字之误，便让人看出了余先生跟前辈学者之间的差距。
“豺狼当道，不问狐狸”一语，余先生说出自《后汉书·张纲传》。但一查这篇传记，该书原文却作“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八字之中，竟然引错了两个字。这种任意乱改典文的习惯，在余先生身上几乎成了难以根治的痼疾。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中指出他《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两书中的引文差错竟达27处之多，就是明证。再看对联格律上出现的差错。余先生写道：第二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梦里寻梅 百门寥落；第二枚印章为“海外追云千年一叹。两枚可成一联…
凡是有点古文化修养的人都知道，对联不是快板诗或顺口溜，它在格律（平仄）上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上联和下联中，除个别字允许可平可仄外，其余各字必须上下平仄对立。尤其是句脚（末字），更应上联为仄，下联为平，才能谐调合律。余先生这副自拟的对联，上联前句为“梦里寻梅”，下联前句为“海外追云”，声调都是“仄仄平平”，完全不管平仄的对立；而句脚用字，又一个作“落”，一个作“叹”，也都是不相对立的仄声字。试问：有谁见过这样不讲格律的对联吗？
还有，余先生为他《文化苦旅》第三册拟定的一副对联是：“海若无边天作岸；山至绝顶我为峰。”他得意地说：这一联“最早见有林则徐写过，后人再写每有改动，我又改了”。据我的朋友、专治中国古典诗词，并且精通对联的徐培均教授说，他曾在福建马尾岛罗星塔上见到过林则徐写的这副对联，原文是：“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而我自己也曾读到过刘海粟先生书赠沈祖安这副稍有改动的对联，原文是：“海到尽时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林、刘两本的文字虽然略有差异，但都符合格律的规定，如第二字上联均作“到”，下联均作“登”，一仄一平，互相对立。然而到了余先生手里，上联的“到”被改为“若”，下联的“登”被改为“至”，两字都成了仄声，平仄的对立完全被破坏了。他那不通对联格律的底儿也由此暴露无遗。徐培均教授对这种不懂装懂、胡乱改字的评断是：“点金成石，佛头着粪。”诚可谓一针见血。最后再看用词的差错。共有两处，性质相似，都是颠倒了主客的关系。其一为“见赠”。余先生写道：
前不久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我也曾以这几个字见赠……这里所用的“见赠”，实在是一个可以让人啼笑皆非的低级差错。在古代汉语中，附在动词前面的“见”，称“前附助动词”，表示“被动”，可以直译为“被”。例如：《孟子·尽心下》：“盆成括见杀。”“见杀”就是“被杀”。还有一种情况，“见”也表示被动，但不宜直译成“被”。由于动作、行为的承受者是自己，文言中被省略了，译成语体应当补出来。例如：李密《陈情事表》：“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见背”就是丢弃我，离开我。见赠，属于后一种情况。例如：孔尚任《桃花扇·骂筵》：“这是画友蓝瑛新来见赠的。”“新来见赠”就是近来赠送给我。现在余先生上句既然说“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那么下句就应当是余先生赠字给梅洁。赠送给别人东西，怎么能说“见赠”呢？这不是完全用反了吗！联想到余先生运用“古词变义”理论活用“致仕”的例子，莫非他又把“见赠”活用为“看见并赠送”了？
其二为“分惠”。这是著名画家刘旦宅先生首先指出的。他那天读了余秋雨这篇文章后对我说，余先生在谈到第二枚闲章时写道：“后人方尔谦检拾而成自题联，正合我的人生观，惊喜取之，分惠读者。”“惠”是个敬词，只能用于别人对待自己的行为；自己送给别人东西，怎么能说“惠”呢？刘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用于动词前的敬词，常见的有“惠临”、“惠赐”，表示感谢别人的到来或赏赐；如果单独用作动词“赠送”，也只指别人送给自己东西。如元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诗：“高人惠我岭南茶。”把自己分送别人说成“分惠”，那就完全失礼了。不过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余先生这里用错，恐怕还是因为不懂古词、随便“变义”而出的毛病，并非存心瞧不起人。
此外还有两处用词不规范、表达不准确的地方，限于篇幅，我就不讲了。
以上这些问题，按说无需我来饶舌，因为买卖双方既然自愿成交，别人是无权干涉的。但考虑到大可堂刊印的线装图书，都是所谓“散发竹帛清芬”，准备供人珍藏，以便“历尽千百年吟哦”的“精品”，如果让这种不伦不类的“对联”刻成闲章印入书中，势必会有损于这家文化有限公司的令名，而且也将使众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顾客望而却步，所以我才不揣冒昧地提出来。建议大可堂能特聘几位懂行的专家学者，先帮余先生把那几副对联的文字改一改，然后重新刻章刊行。否则，真正受到损害的，只能是“下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