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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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5节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是孔子弟子子夏的话，意谓大的道德原则不能违背，小的行为细节不妨给点宽松。这个道理我觉得也是适用于看待文字差错的，理由上面已经说及，而这也是我要探讨一下“硬伤”一词含义的原因。同日，《光明日报》刊发介子平的文章《为余秋雨指瑕》。转录如下： 为余秋雨指瑕 介子平
余秋雨先生以散文传名，其散文被冠之以“文化散文”的称谓。以余先生时下的炙手可热、一枝独秀，树大惹风是情理之中的，这之中虽也涉及到了对其人格的评价，但更多的还是就文章论文章，就历史细节、文词音韵、纪年人名指瑕者。以文化的眼光审视文化散文，无可非议。
为免成众矢之的，余先生曾于1999年发表了匪夷所思的《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认为批评者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今天已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对这种批评“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敬告”确有简慢失礼之嫌，实“不敬”也。在电视镜头前一向谦逊平和、彬彬有礼的余先生，偶露峥嵘，便显出了高睨自雄、恃才傲物的一面，难怪众媒体一片哗然。子路闻过则喜，大家风范也。指瑕者首先是你作品的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更是诤友良朋，有这么一批高层次、建设性的读者该是作家求之不得的大幸。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当年苏轼也有乱点赤壁的时候。唐朝画家戴嵩以画牛著称，有“韩马戴牛”之誉。他在一幅“斗牛图”中将牛尾画的翘了起来，被一牧童看出破绽，指出两牛相争，力在角 ，尾巴是夹在两股间的。戴恍然大悟，连连称是。此事被后人传为佳话，乾隆帝曾为此写过一首题画诗，其中便有“想是牧童指点后，股间微露尾垂垂”的句子。读者对余先生是抱了很大期待的，希望在他们这一代人中间能有久违的大儒硕彦出现，能有国学家底的传承者诞生，这一期待随着钱钟书、顾廷龙、王利器这一代大家的先后乘鹤变得更为迫切，这决不是对余秋雨个人的苛求。文史功底不够扎实，作学问不求甚解的浮躁嚣狂、粗枝大叶，乃时代使然，风习作祟。
《石破天惊逗秋雨》是本专为余先生作品指瑕的书，副题为“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作者金文明为出版界资深编辑。仅就余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两著，本书便大大小小、明明暗暗找出了文史知识等方面的差错百余处，这还不算模棱两可之处，而这两本文集的总字数不过四十万言，其差错率在万分之二以上。俯拾即是的差错，扑面而来的问题莫说辑一本集子了，细究起来可出一套文集。秋雨散文流传甚广，往往一经出版即成畅销，仅《文化苦旅》一书1992年至2001年间的正版就印行了47。2万册之多。所以说这样的指瑕之作绝非多管闲事、庸人自扰。
金先生为此“查阅翻检的古今各类图书和工具书达200余种，摘录的资料卡片有500多张”。在考据训诂传统式微凋零的今天，尚有人下这样的死功夫，真是余先生的大幸呵！专业人士的阅读毕竟与普通读者不同，但将史料任我裁剪揉搓、切割锻铸的方式，放在哪篇文章中都是硬伤，而文过饰非、拒谏迁就的态度，放在谁头上都不合适。 （载于2003年7月31日《光明日报》）
同日，《法制文萃报》转载《新闻晚报》孙立梅的通讯，对上海复旦大学附近左岸书店的“三不卖”作了报道。转录如下： 复旦大学附近一书屋： 跟余秋雨沾边一概不卖 孙立梅
“本店三不卖，一不卖余秋雨，二不卖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三不卖奶酪”。众所周知，高校周围的书屋向来都有点学院式的桀骜不驯，不过上海复旦大学南区研究生宿舍附近这家叫做“左岸”的书屋打出的“三不卖”口号，其立场之鲜明却颇为少见，引得不少到书屋来买书的学生在这张招贴纸下纷纷留言表示支持，还有不少人慕名前来一探究竟。新闻学院的王同学告诉记者，其实书屋的这“三不卖”，基本概括了目前读者所公认的图书市场三大“恶俗”因素。
复旦历史系的一位女生说自己看过所有余秋雨的著作：“其实从1995年前后的《文化苦旅》开始，余秋雨就成了国内文坛的一个现象性人物，那时候大家争着看他的书，觉得游记散文配以人文历史知识，那是很‘雅’的，比一般散文高出一筹。问题是，后来有了畅销书的概念，除了铺天盖地的宣传，余秋雨本人也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亮相，颇有以‘文化’自诩的味道。到了这时候，就觉得余秋雨在‘媚俗’，看他的书也显得俗气了。”当天下午，从上海乘飞机前往香港。晚上到达后，由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接至宾馆休息。
8月1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孙厚璞的文章《面对指谬的大家风范》。文中涉及二十多年前我跟前辈学者刘大杰先生的一段难忘的往事，转录如下：
面对指谬的大家风范 孙厚璞
中国文坛，大学问家因为自己的著作出现差错被人指出，而表现出大家风范，并与指谬者结为友好的佳话，层出不穷。下面就是常在我的头脑里萦绕的两个例子。
1975年9月，《汉语大词典》编纂筹备工作刚开始，我与金文明共事。次年初夏的一天，金文明兴致勃勃地要我品尝碧螺春茶，我问他茶叶的来历，才知道是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先生送给他的。他满足了我的好奇，向我介绍了他与刘先生结识的经历。70年代初，毛主席当面向刘先生提出要他修改重版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该书第一卷出版后，金文明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史料差错大小近70处，便“冒昧”地写成书面意见给刘先生参考。刘先生看后大为赞赏，不仅接受，而且把刚出版的第二卷交他的女婿潘某上门送给金文明，希望能继续指出书中的不当之处。金文明当时一面参加《辞海》的修订工作，一面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体例的起草，工作非常繁忙，仍在业余时间认真阅读，查找文献，进行研究，写出书面意见，交给刘先生。对此，刘先生非常感激，便邀请金到家中小酌。两人相谈甚欢，金离去时，刘先生郑重地将两听茶叶和一条中华牌香烟送给金，我也因此而得享口福。刘先生病逝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刘先生的夫人李辉群老师特将选定的文稿嘱女婿送请金文明过目，以免出版后留下遗憾。据我所知，金一如既往，怀着对刘先生的敬重之情，完成了此事。书出版后，刘夫人在赠书上亲笔题写“文明同志教正”字样，以表达对金的谢意。
1983年9月，《汉语大词典》第三次编委会议在厦门召开。《汉语大词典》顾问、北大教授王力先生出席，同为顾问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先生因事未能赴会，特委托他的学生、《汉语大词典》编委林菁向王先生致意。那时天还很热，一天傍晚，我陪同林菁去看望王先生，只见他正摇着扇子与几位同志在交谈。我俩坐定以后，林菁对王先生说，来前姜先生嘱我向您转致敬意，并为他主编的《语言学论丛》上刊登批评王先生的文章表示歉意。王先生听后爽朗地笑了，说：“这有什么呢？批评不是坏事，请你转告姜先生不必介意。”在询问了姜先生的情况后，要林转致他对姜先生的问候。我想，像这样对待他人指谬所表现出的大家风范，对后学会有所教益。出版家倘能把这类故事结集成书，想必也有助于净化学界的风气。
（2003年8月1日《解放日报》。作者原为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
8月1日至3日，白天由沈登恩先生陪同，乘船参观游览了维多利亚海港，又至几家书店了解台湾版《石破天惊逗秋雨》的销售情况。晚上参加书市的签名售书活动。许多香港读者前来排队购书，一些年长的学者还在书摊前同我交流对余秋雨现象的看法。据沈先生告我，书展期间，《石破》一书共售出一千余册。
月初，上海《采风》杂志2003年第8期出版。该刊在《专家圈点“逗咬余秋雨”》专栏中发表了复旦大学顾孝鸣、孙时进，上海大学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李宏图四位教授，以及上海作协专业作家沈善增先生的评点文章。分别转录如下：
专家圈点“逗咬余秋雨” “无名”逗“英雄”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系教授、博导、著名文化分析和规划专家）有两句话，这几十年里一直都无法忘掉：一句是毛主席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一句是巴尔扎克说的：“名声是公众的妓院”。扳扳手指头，金文明先生的“力把”要比余秋雨先生来得大，但余先生因为名气响反而被更多的人知道。今天，作为前辈的金先生竟然“逗”自己年幼的余先生，实在是意味深长。有人怀疑金先生要借余先生出名，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仍是严酷地反映了一个真实：人们还是以“名”为支点在思考和评估一切或宏大或碎屑的情事。“名”作为一种覆盖个人肉体存在的社会符号或社会图腾，扭曲了本来非常简单明白的语词勘误。本来光明正大校正的人，却怕给人有“好为名人之师”的印象，因而主动降格处理，嬉称为“逗”，希望比自己有名的年轻人，不要较真。但不料这“逗”字又泄露了一种不满“名人”粗疏倨傲刚愎自用态度的“无名之火”。于是，“逗”字变得严肃，成为后现代大众社会一种对待名人的新文化：我躲不起还“逗”得起。“逗”已成为广大无名者在名人占有文化制高点和话语繁多性的情况下，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技艺。这回一“逗”一“论”一“争”一“辩”，使得无名的读者成为文化的主动鉴赏者和创造者。今后再要作些批评，就不需要自嘲称“逗”了。而还有点看名人出丑的悻悻心态的你我，也将跳出“白相”名人的“蹈江湖”的状况，而自立于名人之林。
想看“咬文”还是想看“咬人”
孙时进（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上海高校心理咨询协会理事长）在没看金文明先生的文章时，我还以为是小年轻为出名来“咬人”。看了金的文章，我的感觉是，金最初的本意确实是“咬文”———开始，咬余这个人本意也是为他咬文服务的，他咬我孙时进的文，当然是随处可咬，但对金想教育的莘莘学子的教育作用的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应为能当这个“靶子”而高兴，不说是做到“为了孩子，向我开炮”，至少也应该按小学时老师就常告诫我们的那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应该对金先生心存感激之情。哪怕他是故意和你过不去，也没必要气急败坏。金在《我不是为余秋雨写的》一文中对余的评价是：“聪明、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好是事实”；“涉猎甚广”；“但他的古文基本功太差”。这些评价还是中肯的。但后来金先生用“鬼画符”、“笑掉大牙”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句对余，就给人感觉是在“咬人”了。当然对余先生来说古文功底没必要像金先生那样，他毕竟不是搞编辑、校对和编《辞海》的。人们要看他的文章并不在乎他的“致仕”一词的含义是否准确，在意的确是他的思想和观点。所以金先生不要指望余放下他的大文化兴趣，恶补古文和文史知识。当然余也没必要也不可能把《咬文嚼字》和《辞海》办成不辨古代文史细节的“大文化”。《文化苦旅》和《咬文嚼字》是不可互相替代的。
看《“逗咬”余秋雨》、《“咬嚼”余秋雨》等文章的名字就知道。金、余二位从“人咬文”发展到“人咬人”除有个人原因外，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和媒体“功不可没”，他们在有意无意的促成“人咬人”，希望看到“人咬人”的热闹局面出现。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6节 通俗文化领域也要讲认真
田兆元（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博士、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现在学术界在打假，伪学术人人喊打，不少假大空的所谓名人在学术界无藏身之地了。于是，有的南郭先生就奔到通俗文化领域，利用大众媒体，在公众眼前扮文化英雄。遇到批评，还要反唇相讥，说人家是想借自己出名，而自己是文化名人；并美其名曰“关注大文化，不拘泥学术小细节”。我们有些教授“万事通”，对自己一窍不通的问题也俨然专家模样，弄得对起码的常识都颠三倒四，是不是严重违背文化道德的基本底线？其实，即使在通俗文化界，也应该打假，也要建立规范。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咬人”还是“咬文”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余秋雨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一种通俗文化的创作和批评的规范的问题。通俗文化领域现在问题很大，主要是逃离和拒绝规范，连起码的规则都不讲。人谁无错？犯错就要认错改正，向读者道歉，这非常正常。不懂不要装懂，批评严肃认真，这应该是基本的起码的治学道德底线。当然批评也要讲规范，不是简单攻击人，应着眼通俗文化建设。毛泽东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恐怕是讲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最讲“认真”，不敢认真的“名人”那当然谁都怕。无论是学术界还是通俗文化界，是不是都应该以“认真”二字作为行为底线呢？ 文化批评的氛围和规则 李宏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最近，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阅读了一批国外的学术研究动态，发现学者们之间的学术批评异常热烈，而且这些人大多都是鼎鼎有名的学者。仔细考察之后，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大众传媒对这些批评没有“爆炒”，就是学者们自身也没有对这些批评表现出任何惊讶和特别异样的关注。二是这些学术批评都遵循着早已形成的学术批评规则。如果进行概括的话，这种规则可以分为一是学理上的争论，二是对学术“硬伤”的批评。为什么这些批评不会在大众媒体上被热炒，尽管有些批评的文章也是在大众媒体上进行，实是因为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学术批评的氛围和机制，达成了一致的共识，如果没有学术批评，就不会有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探求到学术的真理。其次，在批评中，参与批评的学者们都遵循着既已形成的规则。它可以简括为，他们之间可以在学理上互相批评指责，言词也可以颇为激烈，但在大凡常识性错误的“硬伤”被批评者指出之后，那还是无话可说，因为这体现为对学术的敬仰和虔诚。如果你对此还强词夺理，可能要被学界众人所贻笑了，这是由于你的学术素养不够所致，你怎么还可能振振有辞呢？
讲了这么多西方学术批评的例子，再回到目前关于金、余二人间的文化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