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彩盗俗约旱目嗄铡Ｍ醢彩阉幕坝靡皇孜逖允窍吕矗嫠庠谔还拦郾谏稀Ｔ牵汗偕碛欣粼穑ナ掠鱿硬隆Ｒ靶云窨按耍焦槿ダ矗≌饫锩髅魇堑朗砍戮霸幕埃嗲镉晡酥っ魍醢彩恍囊槔咸熘剑桶颜馐资怖酵醢彩飞希┚涞摹奥健贝鄹奈扒鄙健保ㄌ熘奖鹈Ｕ庋朗砍戮霸档摹奥焦槿ダ础保捅涑闪送醢彩摹扒鄙焦槿ダ础薄Ｎ搜谌硕浚嗲镉昊菇木涫鸪闪桨耄挚迹也怀銎欢陨婕暗娜宋镒髌灾挥锏慕淮Ｕ庵趾奔淖魑笔侄危翟谑俏潘次牛∪魏我桓鲇辛贾难д撸蔷霾换岣沙稣庵趾廖尬牡碌氖虑槔吹摹Ｕ獠攀钦嬲摹靶懊拧保≌庵秩嘶挂尢甘裁础按幽昵崛说那巴境龇ⅲ又谢幕那巴境龇ⅰ保耙寄昵崛巳绾沃窝А⑷绾味潦椤⑷绾巫暄小⑷绾嗡伎肌保癫徊鸦躺啡耍 �
余秋雨以前曾把我们这些抓他文史差错的人划入“记忆性文化族群”，现在他又奉送给我一顶“咬嚼派”的桂冠，还说什么把他“连毛孔都咬到了”。我可以在这里奉告余秋雨先生：你如果还是坚持不改正自己书中无法否定的差错，继续贻误广大的读者，那么我不但要“咬”到你的毛孔，还要进一步“咬”到你的骨髓，“咬”到你的灵魂。这个“咬”不过是个比喻用法，就是咬你的书，咬你的文。为了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为了清除打着“大文化思考”的旗帜，实际上在糟蹋中华文化的造假作伪的恶劣学风，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2节 余先生文章写得很好
至于余秋雨说要“写一本或几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我当然无权干涉，但实在替他捏着一把汗。尽管他自我感觉良好，但良好的感觉代替不了客观的学问功底。记得去年五月，我在田林东路一家书店碰到一位澳籍华人蔡先生。虽属初交，但相谈甚欢。蔡先生说起对他的印象，不妨在这里转述一下：“余先生文章写得很好，语言流畅优美，在海外华人圈子里很有影响。但文史功底不够，毛病不少。我跟余先生是朋友，最近北京有友人来电让我转告他：别再碰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历史了，免得出洋相。”我当时听了没有吭声，今天想起来，这种劝告确是苦口良药。
5。我对余秋雨也有一劝告
余秋雨在本专题中对我的“劝告”，实际上是在揭我的所谓“老底”。他说：“世间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今后千万不要再在全国首先摆出‘参与编纂《辞海》’、‘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来，居高临下地对复杂的文史问题用yes或no的可笑办法一口气地评判一大串，你看，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来长途电话，说《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劝他们，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金先生有可能是《汉语大词典》的‘匿名编委’或《辞海》的‘外援编纂’，当然，也可能是用了化名，也可能是这几位学者年老眼花，没有找到。”最后，他又说：金文明这个人，我“不认识，但听罗竹风先生多次说起过这个名字。罗竹风先生对我说了什么，我想上海辞书编辑界所有的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金文明答：这是余秋雨最得意的一笔。他用影射、捏造“事实”的手法贬损我的人格，已经激起了社会的公愤。他本来不是说要就文谈文、就事论事的吗？可现在却食言而肥，故意借用别人之口，把二十多年前早已尘封的往事旧账翻出来，企图干扰纯粹属于学术范畴的论辩。其实谁都知道，对他的“历史散文“作出批评，跟批评者的职务和学术地位毫不相干。哪怕是个中学生吧，只要批评得正确，被批评者都应当欢迎并接受。为什么硬要扯到学术论辩以外的事情上去呢？凡是稍稍年长的读者，看了他这段似曾相识的行文风格，一定记忆犹新，发出会心的一笑。你看他装腔作势，说什么“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打长途电话给他，报告《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金文明，《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金文明。于是我这个批评他文史差错的老头儿，一下子成了欺世盗名的“骗子”。特别仁慈的余秋雨还特别关照我，“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而且还专门为我设置了“匿名编委”、“外援编纂”的台阶，帮我摆脱困境。我可真要感激涕零地对他脱帽三鞠躬了。
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广大的读者负责，我在这里把这两件事的真相公布如下：
（一）我是1972年到辞书出版社工作的，是《辞海》第一次修订版（1979年版）的正式编辑，参加了修订的全过程。该书出版时已经列名。1979年借调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没有再参加1989、1999两版的修订，但读者仍然可以从“编辑工作人员”名单“1979年参加者”下，找到跟冯英子、束纫秋、赵超构（《新民晚报》社老社长林放）排在一起的“金文明”。
（二）我是1980年10月27日由国家出版局、教育部联合下达的文件中被任命为《汉语大词典》编委的。现将《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第87期（1980年12月25日印发）所载文件的内容原文转录如下：
陈落同志等二十一人增补为编委会成员
国家出版局、教育部于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联合通知，根据《汉语大词典》加强编写工作的需要，决定增补编委会成员二十一人。他们是：副主编陈落，编委马君骅、马锡鉴、王涛、方福仁、吉常宏、孙家遂、杨金鼎、沈幼徵、金文明、张拱贵、张鼎三、赵应铎、赵恩柱、祝见山、夏云璧、徐鹏、钱小云、黄典诚、傅元恺、曾华强。众所周知，《汉语大词典》编委不是行政职务，而是一种学术资格和称谓。一经正式任命，而且原任命部委未予撤销，即伴随终身，任何人都无权否定。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作者介绍中写的是：“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主要撰稿人、第一编辑室副主任”。“曾任”二字就说明我“曾经担任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至于为什么在十三卷本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名单中找不到我的名字，这一点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因为他涉及到一位已故的前辈，《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当年我曾经与他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在他生前已经和解，我不愿意再去烦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所以几家媒体一再要我谈这段历史，我都一概谢绝。
现在余秋雨用旁敲侧击、影射暗示等手法，似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却明明白白地提示读者：金文明在当年罗老的心目中是个坏人。在讨论纯属学术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早已长眠在地下的罗老拉出来当剑使呢？这样的手段跟你头上“著名学者”、“文化史学家”的桂冠相称吗？余秋雨的这一行径，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和伤害。我有权利要求余秋雨把罗竹风对他说了些什么全部公布出来。如果不敢公布，那就证明他是蓄意要对我进行诬陷！在余秋雨“揭露”我以前，我先自己交待一下：为什么十三卷本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名单中找不到我的名字？那是因为在第一卷出版时被人删去了。前面说过，我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一职，是由国家两个部委于1980年正式发文任命的，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撤销过。因此，在编委会名单中删去我的名字是不合法的，当时所借口的理由（说我中途离开汉大编纂处回辞书社）也是站不住脚的。罗老作为当时的主编，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这件事严重地伤害了我。但主要的肇事者却躲在幕后，极尽造谣挑拨之能事，并借罗老之手达到了他的目的。当时我一腔怨愤，都发在了罗老头上，还为此引发了一场上海出版界尽人皆知的著作权诉讼案。有关情况，现在还可以从互联网上看到。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确有过于冲动、不够冷静之处。我本来完全可以主动去找罗老，向他说清情况，争取纠正那个错误决定的。但受到伤害的委曲情绪使我没有这样做。以后罗老并没有记恨于我，还在我评定高级职称时说了比较公道的话。我知道后，又想到他过去对我业务上的信赖和支持，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后来，有关领导曾向他提出过恢复我编委署名的建议。但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此事未能实现。罗老在病重期间，我特地去华东医院看望他，当时已是晚上九点，他一听是我，马上翻身起床，同我谈了三刻多钟，问起我别后的工作和治学的情况。至此，我们俩已经消除前嫌，重新和解了。他去世以后，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当时，我在上海辞书界有了一定的名声和地位，我主编的《中华古汉语字典》也已问世，而且被香港的《新四库全书》（电子版）收为配套的工具书。为了我曾经耗费过无数心血的《汉语大词典》事业的发展，我应邀担任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特约编审，参与审定简编本的工作。在1998年该书出版时，我写了六千字的长文加以评述和推荐。当时的社长阮锦荣先生，为了弥补过去对我的不公正做法，经请示后，决定在该书编委名单上，补列上我的名字。为了回答余秋雨泼在我身上的污水，我不能不将自己与罗老生前关系的那段经历公之于众。这实在是被余秋雨逼出来的。我一生光明磊落，以淡泊宁静自律。我的政治立场，我的工作作风、业务水平和为人，大家可以向上海辞书界的前辈去了解。我在这里介绍几位：巢峰（中国辞书学会会长、辞书出版社原社长）、束纫秋（原《新民晚报》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老领导）、冯英子（新闻界老前辈）、张林岚（《新民晚报》老前辈）。
最后，我想奉劝余秋雨先生，不要再在学术论辩以外的问题上去动什么歪脑筋了。你在6月26日的“回答”中所耍弄的极不光彩的一手，已经使你在世人面前出尽了洋相，激起了公愤。因为，事实是最雄辩的。只要读者看了我的书，什么样的谎言和巧辩，都会在无情的事实面前撞得粉碎。不信，你就沉住气慢慢地等着瞧吧！6月30日，第26期《新民周刊》以对等篇幅，转载郑清风的《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和刊发胡展奋的《再访金文明》。现将胡文照录如下： 再访金文明 胡展奋
本刊《‘逗咬’余秋雨》发表后，社会反应强烈，6月26日新民晚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被咬者”余秋雨的回答后，“咬者”金文明先生突然成为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人们不仅怀疑那些批评余秋雨“硬伤”的文字，自身是否有“硬伤”，而且还对金文明先生的历史———亦即当年是否参与《辞海》一书的编纂产生了怀疑：你一个自称的《辞海》编纂者竟敢“居高临下”地“咬”大师，岂不过分？
6月26日的下午风雨大作，记者冒雨出门，再次采访了金文明先生。
金文明交代“历史问题”
记者：我们既然都已经看了余秋雨的六千字的长篇“回答”，不妨来个“拿大顶”式的采访，那就是从您的“历史问题”谈起。因为文章的暗示和明示，公众已不能不对您的“资质诚信”流露出一定的怀疑，比如您和《辞海》的关系、和《汉语大词典》的关系……听上去，虽然和问题的主体不太有关系，但是既然您可以“拷掠”他人，是否也允许我们对您进行一番“拷掠”？
金文明：（哈哈大笑）……我，今天笑了一整天。为什么笑？笑对方没招了，或者招老了，便“围魏救赵”，拷问我的诚信，企图以我为人的不诚信，证实我的考辨无诚信。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讼场故技耳。
《新民晚报》的这篇文字，其实来自“深圳商报”，现在的五段文字，倒有七处提到我和《辞海》的关系，看来，他是相当注重考据而且活用“死文字”的。我和《辞海》的组织关系呀，嘿嘿，就像你和《新民周刊》的关系一样，如假包换。我是当年干校出来后，正式分配到《辞海》做编辑的，请你注意，我是说“正式分配”，这就意味着我既不是“临时”的，也不是“外借”的，是正式员工，就像他当年和上海戏剧学院的关系，事业单位的正式干部。
现在你来看看，我到底编没编过《辞海》———
金文明摊开的1999年版的《辞海》附页上，有着历年编纂人员名单，在1979年版编纂人员名单中，“冯英子”、“束纫秋”后面排列的就是“金文明”。同时，在1989年版编写人员名单中，我们也找到了“余秋雨”。就与《辞海》的关系而言，金文明比余秋雨早了10年。
《辞海》旁是两本《汉语大词典》：1993年版本的“主要编纂人员”一栏赫然可见“金文明”。
另一本1998年版《汉语大词典》（简编本）的“编辑委员会”一栏，主编为“罗竹风”，而“编委”则罗竹风后面就是“金文明”。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3节 余秋雨尚且要警告我
这些都是没法“变义”的“死文字”，余秋雨尚且要警告我，：“今后千万不要再在全国摆出‘参与编纂《辞海》’、‘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来’”，那么，“大师”其余的“活用”，大家就可以想象了。事实上，我早在1980年就被任命为《汉语大词典》编委了，他说着出示了一份“红头文件”的影印件———1980年12月28日第87期《汉语大词典》工作简报国家出版局、教育部于1980年10月27日联合通知，根据汉语大词典加强编写工作的需要，决定增补委员会成员21人，他们是：副主编：陈落编委：马君骅、马锡鉴、王涛……金文明……（省略号系记者所加）“《汉语大词典》，因为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版本，由于人事纠纷，在1993年的版本上，署名时我被某位领导从‘编委’一栏拉到了‘主要编纂人员’一档，尽管不公正，却是很常见的“办公室现象”，1998年版的《汉语大词典》又恢复了我的编委署名，所谓‘宦海沉浮’，个中滋味，秋雨先生似乎也是很熟悉的吧，哈哈哈……难道据此就可以引导公众来质疑我是否“欺世盗名”，甚至可能是“匿名编委”、“外援编纂”从而就有了“无数的可能性”？可惜，我这里的“红头文件”任命书只要一件就可敌他的“无数”，真所谓一万个零抵不上一个“一”，因此报纸的大标题“《辞海》编纂者咬了余秋雨”又何错之有呢？倒是他的“反咬”仍欠火候，仍不长进，如同他的用典，常常露出麒麟皮下面的马脚来。
记者：他最后提到了罗竹风：“……听罗竹风先生多次说起过这个名字（指金文明———记者）。罗竹风先生对我说了什么，我想上海辞书出版界所有的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了。”
金文明：妙极了！他这句话说了什么呢，好像什么也没有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唯其如此才能刺激大家想象我金文明出过一件“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的事，什么事呢？他就是不说，“模模糊糊地摇头”，然后拈花而笑：千万不要想歪啦。很明显，在逼我“交代”，我就“交代”好了：我和罗竹风有过一次著作权官司，在上海辞书出版界曾经很轰动———某篇文章，我保留我的著作权，罗竹风保留他的“职务权”，结果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