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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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做好了行刑的准备，割了麦子腾出了一块空地，挖了一条横沟，把被捆着的支那兵拉到沟前，让他们坐着。曹长走到背后，抽出军刀，大喝一声砍下去，脑袋就像球一样滚下去，鲜血喷了出来。三个支那兵就这样被一个个杀死了。
在当时出版时，这一段文字被日本军部的书报检察机关删除了。之所以被删除，恐怕是因为他不但表现了日军屠杀俘虏的情况，而且反映了中国军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火野苇平写到这样的情节，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表现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紧接着上一段引文，火野苇平写道：“我移开了眼睛。我还没有变成恶魔。我知道这一点，并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一段话作为《麦与士兵》全书的结尾，不过是在表明作者觉得自己还没有变成“恶魔”罢了。四、“人道主义”？“写实主义”？
然而，火野苇平即使还没有变成“恶魔”，也是和“恶魔”为伍、并自觉地为“恶魔”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人。正因为这样；日本投降后他被判为主要的“文化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当代有的日本的学者以“我还没有变成恶魔”这一句话为据，以出版时这句话及其他许多段落被军部删除为理由，认为“这可以证明”《麦与士兵》等作品“不是以军国主义宣传为写作目的的”。（见《日本文学鉴赏辞典·近代编》，东京堂，1985年版，第677页）但是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为军国主义侵略做宣传一开始就是火野苇平的写作的出发点。一直到日本战败后，他对此也没有反省。他坚信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为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认为日本的士兵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是伟大的，值得赞扬的。他在战后写的文章中仍然说：“很多军人牺牲了，这尊贵的死绝不是白死。他们永远活在真正的日本人的精神中。作为皇国日本的精神基础早晚要发挥它的力量。很多的军人死了，但实际上一个人也没有死。”他还为自己的《士兵三部曲》等作辩护，说什么：“战争是以杀人为基调的人间最大的罪恶，最大的悲剧。这里集中了一切形式的犯罪，抢劫、强奸、掠夺、放火、伤害等等，一切战争概莫能外，即使是神圣的十字军的宗教战争，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作为一个作家倘若不立体地表现这一切，那么作为文学就很难说是完全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卡罗沙的《罗马尼亚日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之所以能打动我们，就在于以高度全面的人道主义精神写出了这些战争的罪恶。”但是，对于火野苇平来说，问题不在于写不写战争的罪恶，而在于没有把日本侵略军的“罪恶”作为“罪恶”来写，况且火野苇平从来没有承认日军的“罪恶”。所以在这里他无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本质区别，竟把产生于反侵略战争的文学名著拿来作自己的侵华文学的虎皮。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国军民（3）
还有人认为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等三部曲在某些地方表现了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表现了对战死的中国士兵的怜悯之情，而认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是“人性的”，甚至是“人道主义”的。（见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筑摩书房，第155页）这种说法也实在是匪夷所思。人道主义是一种超越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对人的同情和爱，而火野苇平明明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拥护者，谈何“人道主义”！事实上，所谓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不过是见了被日军吓得“颤抖”的抱着小女孩的老太太，而用日语说了声“老太太，叫你受惊了”（见《土与士兵》）之类的事情；不过是对将被残酷屠杀的中国俘虏虚伪的怜悯。我国作家、评论家巴人在评论《麦与士兵》的时候，曾引用了作品中的这样一段描写：
兵士们有的拿出果子和香烟送给孩子，她们却非常怀疑，不大肯接受。于是一个兵拿出刀来大喝一声，那抱着小孩的女人才勉强受了。
巴人接着精辟而又一针见血地评论道：“这刀头下的恩惠，却正是今天日本所加于我们的一切。只有汉奸汪精卫才会奴才一般地接受的。火野苇平所宣扬于世界的，也就是相同于这类情形的大炮下的怜悯。”（见巴人《关于〈麦与士兵〉》，原载《文艺阵地》第4卷5号，1939年）
还有的当代日本评论者认为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所描写的内容是“真实”的，作品是“写实主义”的，认为它们“丝毫没有修饰和虚构，具有能够再现真实的强烈的真实性，即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见小松伸六：《昭和文学十二讲·战争文学的展望》，改造社）火野苇平自己在《麦与士兵·作者的话》以及《土与士兵》“前言”中，也都强调说：“我相信，能够真实地描写战争，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他还声称，《麦与士兵》等“三部曲”是作战的日记，而“不是小说”；《土与士兵》是写给弟弟的信，“更不是小说”。也就是说，作品所写，不是向壁虚构，而是真实。诚然，《士兵三部曲》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细节的描写非常细腻逼真。但是，写实的手法和细节的真实，并不等于作品是“写实主义”的。因为，作为日本士兵的一员，作为指挥十几个士兵的“伍长”，作为侵华日军报道部的成员，火野苇平非常清楚他写作这些“战争文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且，军部政府也对火野苇平这样的士兵作家做了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和限制。据火野苇平自己的记述，这些规定和限制主要有如下七条：
一、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
二、不能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
三、写到敌方时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
四、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
五、不能透露部队的编制和部队的名称；
六、不能把军人当做普通人来写。可以写分队长以下的士兵，但必须把小队长以上的士兵写成是人格高尚、沉着勇敢的人；
七、不能写有关女人的事。
（转引自《火野苇平选集》第4卷后记，
创元社1958年版。）
火野苇平显然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定来写的。按照这样的规定来写，还谈什么“真实”、还谈什么“写实主义”呢？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苇平写了军部所希望宣传的“真实”，回避了军部不希望披露的“真实”，因而是不可能真实反映战场状况，尤其是不可能充分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烧杀奸掠的真实情况的。
总之，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站在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立场上，按照军部的要求，美化日本侵华军队，歪曲地描写中国抗日军民，壮日本侵略军队的声威。它向日本数百万的读者传达了侵华战场上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煽动了日本国民的好战气焰，影响十分广泛和恶劣。战后几十年来，《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又不断被再版或重印，仅《麦与士兵》在战后初期就发行了50万册，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因此，对《士兵三部曲》做科学地分析和批判，对于正确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历史，准确评价日本侵华文学，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后记
1997年7月，我给《北京社会科学》杂志投寄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这是当时我正在撰写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的一节。编辑部许树森先生对文章非常赞赏，决定临时调整已安排好的版面，将该文尽快刊出。该文在8月份的第3期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我做了电话采访，并将该文译成英文。译文连同采访录音片段，在9月18日和9月25日两次对外广播。
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促使我把这个方面的研究作为下一步的新的研究课题。当时（1997年8月），我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已全部完成并寄交出版社，我决定接下来写一部新的著作，题目暂定为《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并很快投入了资料收集和撰写工作。
在这个课题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仍然采用论文式写作法，即把每一章节的内容都作为学术论文来写，写完后陆续发表。有关的论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在读者中再次引起了反响。如，我在《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发表了《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一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又将该文译成英文，并在7月9日播出；《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对该文做了摘发。5月，该文在南京获“全国东方文学第3届学术评奖”论文一等奖；6月，《北京日报》理论部的李乔、李君红两位编辑联名来信，认为对于日本侵华文学还是“鲜为人知”，“很有必要把这些内容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并说“我们是代表日报四五十万读者向您约稿”。我应约给《北京日报》写了题为《“笔部队”——日寇侵华的一支特殊部队》的文章，《北京日报》7月20日予以发表，并加“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了“编者按”。文章刊出两三天后，我陆续收到了多封读者的来信。其中，抗日老战士屈保坤先生在信中，以他的亲身经历印证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史实；北京航天工业总公司的黄美超先生在来信中说：“这篇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从另一个侧面看到日寇之凶残诡诈。这个侧面，尚鲜为人知，极有必要大加揭露……过去，人们对日寇之认识，几乎一律地只知其军事侵略，飞机、大炮、屠刀和铁蹄。而对其软屠刀——笔部队，竟一无所知。这是莫大的遗憾。你率先揭露日寇的软屠刀，警醒国人，警醒世界，我认为，这真是功德无量。”黄先生还建议我将论题集中在日本侵华文学，并单独成书。
后记本课题的研究就是这样，始终得到了媒体和各界读者的关怀。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打算写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两部分，并将两者置于比较文学的框架中。后来，光日本的侵华文学部分就写出了20余万字。所以最终决定以日本的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为中心，书名也做了相应的修改。至于中国的抗日文学研究的部分，也决定扩充内容，研究自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结束后百余年间的中国的国难文学，书名暂定为《中国近现代国难文学史》，作为本书的姊妹篇，单独成书，计划在近几年内完成。
在本书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我深深认识到，在我国，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通过学术研究来宏扬爱国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希望通过本书与《中国近现代国难文学史》的写作，把文学史的研究与时代、与社会密切结合起来，与国耻、国难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使学术研究直面未来的21世纪的挑战。虽然我个人写的一两本书，作用微不足道，但我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
为了使读者对书中内容有些直观感受，特安排了35幅历史资料性图片。又在正文之后附了一篇文章，即我在上面提到的《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它是孕育本书的母胎，特附在书后以志纪念，对正文的内容也算是个补充。
最后，我感谢为本书的有关章节提供发表园地的诸家报刊，如《北京社会科学》、《北京日报》、《日本学刊》、《抗日战争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国外文学》等；感谢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关心和支持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许树森先生，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及李建平先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丁云先、李姝香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张健、张宁先生，北师大出版社的常汝吉、马新国、傅德林先生等。感谢郭志刚先生审读书稿并提出修改意见。感谢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提供的资料服务。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将本书列为“九五”重点研究项目和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精品工程”丛书项目并给予资助。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王向远
1998年12月11日于北京志新村再版后记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一书，自1999年7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精品工程’项目”丛书中的第一本书正式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重视。9月16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出版座谈会，四十几位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参加了座谈会，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近代史所、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研究院所及大学的专家教授，还有北京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晚报、文艺报、团结报等媒体记者。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本书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热烈讨论，作为作者，我本人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关于那次座谈会的情况，上述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此后，海内外又有多篇书评陆续发表。2000年，本书有幸获得了第六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本书再版之际，我特向关心、阅读、评论本书的有关部门和各位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出版后，一些读者，包括北京市内的读者，给我来信或打电话，说买不到本书。据我了解，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社对认定不太赚钱的学术书印数不多，且发行不畅。本书出版几年过后，北京的几家大书店却一直未见销售。实际上不是读者不想看，而是想看却看不到。面对此种情况，作者自然也无能为力，只好将自己手头有限的存书寄给特别需要的读者。现在，我手头的上百册存书也渐渐所剩无几了。
现在终于有了再版的机会。昆仑出版社的张良村博士决定将本书的修订本，与我的新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和《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作为“三部曲”纳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一并出版发行。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图书，这次发行当能满足当前读者的需要。再版之前，我通读了一遍全书，觉得不必做大的修改，只是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对个别地方稍作改动，对初版中发现的几处错误做了改正，同时增加了七幅资料性图片。如此，《“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又获得了一次新生命。开心之余，写下以上文字，权作“再版后记”。
王向远
2005年2月4日，新春将至，于北京回龙观家中。再版后记《“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一书自199年7月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重视。9月16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举 了《“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出版座谈会，四十几位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土参加了座谈会，其 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近代史所、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抗日战争纪念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研究院所及大学的专家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