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陈伯达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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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在一个多月前，王力还是“文革”的“功勋演员”，是在天安门广场受到百万人欢迎的“英雄”，眼下连电话也给拆除了，切断一切跟外界的联系，成了阶下囚。这两位写惯社论的“大秀才”，如今忙于写检讨了。
林杰也与王力、关锋同时“请假检讨”。
第五十四章 “批判极左思潮”
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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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力、关锋、林杰隔离审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
王力、关锋“显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讲话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极‘左’思潮”。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对江青的话，作了注释：“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与江青、陈伯达保持“步调一致”，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了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中央文革”的这些“首长”们的这番话，显然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所谓“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令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为首成立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集团”。
江青、陈伯达、康生本是极左派，搞的是极左路线的一套，这时怎么忽地“批判极左思潮”呢？
原来，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丢了车，保了帅！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特大喜讯”：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已经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当天，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一讲话被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再一次发出“战斗号召”。
江青说：
今年1、2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早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抓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学……
就在江青讲话之后，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了。
《人民日报》以三个整版刊出此文，各报也全文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铸的两本书，却忽然插入了一段与那两本书毫不相干的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尽管姚文元的文章没有点明“五·一六”的组织者与操纵者是谁，而满街飞舞的传单和醒目的大字标语作了最好的注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后台王、关、林！”
“王、关、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最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一条标语：
“王八七打倒了，关帝庙香火断了，林家铺子倒闭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关帝庙”指关锋，“林家铺子”指林杰。
蒯大富手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刊登整版文章：《阵阵黑风何处来———看“王、关、林”反党集团在清华》。
请注意：这里的“王、关、林”，已被称为“反党集团”。
第五十五章 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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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王、关、林”，丢了写社论的三支笔。戚本禹虽说也是一支笔，不过，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对这位“戚大帅”的不满情绪。在王力、关锋倒台之后，戚本禹的倒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一般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社论，无须“理论家”亲自出马。眼看着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要到来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整整5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嘱咐要写一篇社论。这一回，“理论家”责无旁贷，与姚文元合作，共同写作这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样的纪念文章，说穿了，无非是“借题发挥”罢了。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这个“大题目”，陈伯达和姚文元要“发挥”什么呢？
“理论家”的最高任务，无非是要使最高领袖满意。
“理论家”最擅长的，是揣测毛泽东的意图。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陈伯达透露过毛泽东的重要意图：1967年2月，毛泽东曾交给王力一个任务，即“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对王力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归纳归纳，看有些什么理论根据？”
毛泽东以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论，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王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20周年之际，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一文。此文送陈伯达审阅时，陈伯达知道王力文章的“来头”，一字不改，便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醒目地发表在1967年第10期《红旗》杂志上。
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两个月后，王力被打倒了。
陈伯达重读王力写的社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总结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出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一文，署“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
陈伯达和姚文元写好之后，生怕再遭《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命运，先在“中央文革”内讨论，作了修改，然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谢天谢地，毛泽东很快就审阅了社论，并在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社论的那个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这一句“最高指示”，使这几个月经受一系列风波折磨的陈伯达松了一口气。于是，这篇社论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华社播发，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社论的核心，就是陈伯达、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第五十六章 制造冀东大冤案
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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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审问了陈伯达，调查了他制造“冀东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当时庭审的记录：
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起诉书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现在我问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讲过这些话？”……
答：“我也不记得我讲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了。”
法庭宣读了李准记的陈伯达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过去你们冀东这个党就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们矿派（引者注：“矿派”是当时唐山市群众组织的一派）要结合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承认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这个人就是原市委第一书记杨远，还有一个女的是市长，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个大庄园主，解放后在你们唐山建立一个大庄园……”
宣读后，法庭又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播放后，陈伯达说：“这些讲话是到了那里以后，东听西听，总是经过有什么汇报，我信任了”，“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人呢，两千多人的命呀！八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动心，完全没有表示，没有对组织上说什么，对我自己也没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嘛……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说错话，看什么错话，一种是很严重的，一种是轻微的，我的话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的确确不记得，的的确确忘了，这忘了，当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并不想减轻我的罪。”
检察员曲文达讯问被告人：“你在唐山讲冀东地区这个党是很复杂的，是国共合作的党，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有什么根据没有？”答：“我已经说过了，这些话，我一点根据都没有，我是凭空，那天晚上凭空听来的话……”
问：“你这是给冀东党定性，是不是？冀东地区的党，是革命的党，说成是反革命的党，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答：“我没有说是反革命的党。”
问：“那你说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答：“起作用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组织起作用，有的地方组织起作用。”
问：“冀东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抗日战争坚持下来了，哪一个国民党、叛徒在那里起作用的党，能作这样的事情呢？”答：“你说的很对，很对。”
接着，法庭宣读了刑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1980年8月1日的证言。其中谈到：“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20年，方正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流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涉及到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法庭还宣读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1980年9月29日证言（节录），他陈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讲话后，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你听到了吗？”
陈答：“听到了。”
审判长曾汉周说：“冀东这件事，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你讲话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陈伯达说：“这个没有问题。”
冀东大冤案不仅使84000多人受诬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经长眠于冀东烈士陵园的238名烈士竟然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第五十七章 戚本禹垮台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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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月，当凛冽的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一大批新贴出的大字标语，已经在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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