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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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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就不能不谈到性。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性之(一)神圣祭坛

性,是男女之间最自然的关系。 

  

所谓“最自然的关系”,也就是最天然、最当然、最不勉强、最合乎天性因此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一种关系。因为性是男女之间最自然的关系,所以在中国,一说到“男女关系”,往往说的就是性,而性也往往被委婉地称之为“男女关系”,或者干脆简称为“男女”。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个最自然的关系,又是最神秘、最隐蔽、最见不得人的关系。它不但登不得大雅之堂,即便在“大雅之堂”外面,在穷街陋巷、田边陇上,也未必就那么“冠冕堂皇”,多半仍要通过俚词、俗话、民谣、小曲、暗号、谜语、歇后语等形式曲折地表现,至少也要拐个弯,不能那么赤裸裸。 

  

  

至于正规的教育,更是没有性这一课。中国的传统历史重视教育,要求我们的下一代,要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是,无论古代的教育,还是现代的教育,其所传授的文化知识,都不包括性。似乎性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或者竟是可以“无师自通”的事情。结果,关于性的知识,只能靠父母(主要是母亲)在子女婚前语焉不详地私相授受,当然仍有不少人不得要领,以至闹出许多笑话来。 

  

由于没有性教育这一课,而性本身无法禁止,不可压抑,则渴望得到性知识的青少年,便只好以黄色淫秽读物为“教材”,其影响之恶劣,后果之严重,自不言而喻。更严重的是,长期讳言性,会造成一个民族心理的反常。所以,不少的中国人,只要提到性,或与性有关联者,立即就会变得神秘兮兮,甚至神经兮兮:或格外严肃,脸板得不能再板;或高度警惕,弦绷得不能再绷;或神色怪异,嘴角挂着阴冷的笑;或鬼鬼祟祟,眼底放出幽深的光。至少也会立即岔开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但岔开话题以后又后悔。这实在很不正常。它表面上是在贬低性,实际上却是在抬举性。试问,如果性也和皇帝一样不能随便议论,那它岂非也有了“至尊地位”?结果当然是欲抑反扬,欲盖弥彰。 

  

更何况,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止于性,还可以有其他关系。比方说还可以有朋友关系、同志关系等。但在中国,却似乎不承认性以外的男女关系。结果,男女之间的其他关系,便被莫名其妙地当做性的关系而予以禁止,从而造成了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极不正常。比方说,用制造“桃色新闻”的办法来制造混乱或攻击他人等等。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奏效,究其所以,也正是性之神秘化所使然。 

  

那么,性在中国,为什么又会神秘化,成为一个敏感和忌讳的话题呢?这就必须从头说起了。 

  

其实,在远古原始时代,性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各民族那里一样,并没有什么不自然。在那时,性既不神秘,也不忌讳,既不可怕,也不下流。人们谈起来不用含糊其词,做起来也不用偷偷摸摸。它和吃饭、睡眠、排泄等等一样,是一种很自然的生理行为。 

  

但,也就在原始时代,准确地说,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事情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性被当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而予以注意,性、性器官、性行为被推上了神圣的祭坛,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性崇拜”。不过,这种崇拜的目的并不是性,而是生育。因此,它准确的名称,不是“性崇拜”,而应该是“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在原始时代,是一件庄严神圣而又至关重要的事情。它的终极目的,是种族的延续;而它的直接起因,则是死亡的威胁。原始人的寿命很短而死亡率极高。据研究,尼它得特人平均寿命不到二十岁,山顶洞人的成年人没有超过三十岁的,而死亡率则可能高达50%。自然的灾害,意外的事故,野兽的伤害,敌人的攻击,随时随地都可能夺去人的生命;而医药又尚未发明,一场瘟疫和一次战争,便可能给整个族群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高达50%的死亡率,便等于告诉我们:“传种”的可能,仅仅只有一半;而灭族的可能,也差不多同样有一半。这可真是生死攸关,危乎险哉! 

  

幸好,在不可抗拒的死亡和50%的“灭族”威胁面前,我们的祖先,表现了一种十分冷静和现实的态度:既然死是不可抗拒的,那么与其抗拒死亡,不如创造生命;与其乞求不死,不如设法多生。 

  

于是,生殖就被看作了关乎族类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但是,原始先民对生殖的原理又还是不甚了然的。他们还没有建立关于生殖的“科学”,因此,难免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并以为生殖乃是来自一种神秘的力量。只要获得了这种神秘的力量,新的生命体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而族类的生命也就会因此而得到保全和延续。 

  

这样一来,生殖崇拜就产生了。 

  

生殖崇拜最早是对女性的崇拜,而且首先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女人生的,这样,女人和女性生殖器,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神秘生殖力的源泉,或神秘生殖力的寓所。于是,女性生殖器(后来也扩展到男性生殖器)便被制作成各种图像和模型,而加以崇拜。而且,女性生殖器偶像都是按照张弛状态塑造的,男性生殖器偶像则是按照勃起状态塑造的,因为这正是它们“发挥魔力”时的状态,因此有脱离人体而特别加以崇拜的意义。 

  

不过,崇拜女性生殖器,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的崇拜。这种崇拜的有效性,显然要打折扣。神秘的生殖力,应该是来自大自然,表现于大自然的。于是,人们的目光便转向了那些生殖能力特别强的自然物,比方说,鱼。 

  

鱼是女阴的象征。 

  

鱼为什么是女阴的象征呢?说穿了,也很简单。从外表看鱼形,尤其是两鱼相叠之形,与女性的外阴十分相似;从内涵看,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颇有生生不已之势,足使人相信它们身上一定寄寓着神秘的生殖力量。于是,多子多孙的鱼,便成了先民们羡慕、敬仰乃至崇拜的对象。原始先民尤其是女性,渴望通过这种崇拜,能够将鱼旺盛的生殖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或者能增强自己的这种功能。 

  

仰韶文化中的“鱼祭”和“鱼纹”,就是这种崇拜的形式。印度河文明彩陶上的比目鱼纹,印度史诗中的天女变鱼,以及欧洲妇孺皆知的美人鱼神话,也许都是这种崇拜或明或暗的表现和遗存。由于崇拜鱼,鱼就被看作是氏族的祖先。夏民族的始祖颛顼是一条半人半鱼的鱼妇,也就是上身为人下身为鱼的美人鱼。禹的父亲(其实是母亲)鲧也是一条鱼,是一条“白面长人鱼”。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鱼的崇拜仍被保留下来。古代贵妇人乘坐的车舆叫“鱼轩”,传达爱情的书信叫“鱼书”,送子观音手上提的“鱼篮”,正月十五悬挂的彩灯中有“鱼灯”,陕西农村婚宴上要陈设木制双鱼,而“年年有鱼”的年画则几乎贴遍了全中国。“年年有鱼”也就是“年年有余”,而鲤鱼、莲子(连连得子)、大胖娃娃的图像,都无不透露出祈求多子多孙的信息。此外,鱼还被看作是女性或爱情的象征,如唐代女诗人李冶诗云:“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中事,看取腹中书”;又如元稹诗云“重叠鱼中素,幽缄手自开;斜红余泪渍,知著脸边来”,都是。 

  

鱼象征着外阴,蛙则象征着子宫。 

  

蛙也是中国原始时代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之一。从表象上看,蛙的肚腹与孕妇的肚腹一样浑圆膨大;从内涵上说,蛙的繁殖力很强,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所以,蛙也被看作是神秘生殖力的象征,而受到敬仰和崇拜。 

  

于是,在神话中,我们民族的母亲神便被想象成一个蛙女,这就是女娲。娲音wā,其实就是蛙。因为不是一般的蛙,而是神圣的、作为我们民族始祖的蛙,所以不写作“蛙”,而写作“娲”。娲这个字,除用于女娲外,再无别的意义,可见是特创出来用于圣蛙或母亲神的。《说文》曰:“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王逸的《楚辞注》也说娲“一日七十化”。这里说的“化”,都是孕育、生育的意思。 

  

其实,女娲造人和补天的故事,便正是从蛙的形象延伸演变出来的。在姜寨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个蛙形的图案,蛙身浑圆,上面布满了斑点。这些斑点,原本是代表蛙腹多子的意思。后来,在神话中,就成了补天的五色石子。我们的先民坐地观天,想象浑圆之天穹有如蛙腹,那满天繁星即是腹中之子,而四条蛙腿也就成了支撑天穹的四根支柱。 

  

先民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他们不但把天穹想象成蛙腹,而且把月亮也想象成一只青蛙。月有盈亏,恰似蛙腹和孕妇之腹有规律的膨胀和缩小;而成年女子的信水,又恰好一月一次,与月的盈亏相同步,所以叫“月经”。月即每月一次,经即经常、常规。信水每月常规性地来一次,这就不能不让人们认为,月亮与女性的生殖特征之间,一定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于是,人们又想象,月亮是一只肚腹有规律膨胀缩小的神蛙,或者月亮中有一只这样的神蛙。这只神蛙名叫“蟾蜍”,“蟾蜍”转音为“嫦娥”,是一位美丽的女神。因为月中的这位主司生育的女神,所以主管婚育之神,便在神话传说中,被想象成一个月下的老人,叫“月老”。媒人之所以叫月老,不仅因为在传说中他是一位对头月亮翻检婚牍的老人,也不仅因为花前月下是谈情说爱的最佳场所,还因为月亮原本就是生殖崇拜的对象。 

  

嫦娥也好,女娲也好,究其原型,都是青蛙。正因为母亲是“蛙”,子女才被称为“娃”。娃也者,女娲所生之小蛙也,故曰“娇娃”,而娇娃有时也特指娇美的小女孩。娃娃落地,呱呱而鸣,恰似蛙声。因此,荷塘之中,月色之下,那一片呱呱蛙鸣,便成了生命的交响。 

  

作为神蛙和母亲神的女娲,在漫长的神话衍变过程中,又有了一位配偶——伏羲。伏羲是蛇。汉代石刻画像和石画中,女娲和伏羲被画成两条尾巴缠在一起的蛇。交尾的形式暗示着性和生育,但把女娲画成蛇却不够准确。事实上,只有伏羲才是蛇,女娲应是蛙。因为蛇是男根的象征。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便立即勃起并十分坚挺,正与阴茎相似。它躲在草丛里,“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用之比喻男根,再合适不过。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欧洲的阿波罗,也是蛇。同理,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犯下“原罪”的是蛇,被上帝规定了要和女人终身作对的也是蛇。在这些神话里,我们都不难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除蛇以外,鸟也被看成男根的象征。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鸟从鸟蛋中出,婴儿从胞衣中出,便联想到人类的新生命,大约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于是又以生卵极多的鸟为崇拜对象。所以后来,俗话中便把男根称为“鸟”、“鸡鸡”,正如英人俚语把它称为cock一样。 

  

蛙后来到了月亮里,鸟则飞进了太阳中,成为一种神鸟——金乌。金乌是日中之三足神鸟。为什么是三足呢?就因为两腿夹一男根之故。月有蟾蜍,日有金乌,它们又恰恰是女娲和伏羲手捧之物。 

  

鸟与蛇这两类象征形象的出现,标志着男性在生殖活动中的作用开始被认识;而女娲由蛙变成蛇,则是父系制取代母系制的结果。许多学者都指出,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在历史上可能是场残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蛇所象征的男子性器,有可能被当做了斗争的武器。男子用它,征服和占有了女性,从而揭开了男女不平等历史的帷幕。 

  

更何况,现实中的蛇,原本就是恐怖的东西。男性用它来做性象征,本身就意味着阴谋与暴力。原始先民十分怕蛇,平时在森林里走路,见面时都要相互询问:“有它无?”不敢称“蛇”而称“它”,可见恐惧之至。后来不太怕了,才在“它”旁加一个“虫”字,称为“蛇”。但男根仍被称为“它”,或“那玩意儿”、“那话儿”。另外,现实生活中,蛙也常被蛇吞食。所以,当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后,神圣的“蛙女”便被迫“失身”变成了人面蛇身的“女娲”,弄得有点“不男不女”了。可以说,当“蛙女”变成“蛇人”后,中国妇女的受难,也就慢慢开始了。 

  

当然,这个过程一开始是非常缓慢的,其年代也一定十分久远。如果不是对原始神话进行上述人类学的破译,我们就会上当受骗,以为女娲真是伏羲的“蛇妹妹”,并以为在中国历史上,从古到今都是“男尊女卑”的。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性之(二)从禁忌到贞节

就在“性崇拜”的同时,“性禁忌”也开始了。 

  

从生理的角度看,男子是没有性的禁忌的。女子则不然。月经期、妊娠期和分娩期,是她们的禁忌时期。因此,出于生理保护的需要,女性一般都会在上述时期对性生活采取回避态度,拒绝男性的性挑逗和性骚扰,并对一切性行为和与性有关的事情,近乎本能地产生反感和厌恶的情绪,至少也会表现出冷淡的态度。 

  

然而,男人却很难理解和接受。 

  

原始时代的男子,大约都是精力充沛和性欲旺盛的。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告别动物状态还不太长,身上还保留着不少野性和蛮劲,不像后来文明时代的男人那样文雅、缠绵、从容不迫和“温良恭俭让”。他们平均寿命很短,人生转瞬即逝,很需要“及时行乐”;他们长年茹毛饮血,跳跃奔走,端的一副好体格,一身好力气,也很少有人会阳痿不举。再说,他们也没有什么生理卫生的科学知识,并不懂得他们的女同胞们有什么特殊的生理特征。因此,这些不懂事的野男孩,就完全有可能不顾姐妹们是否愿意,由着性子胡来,甚至仗着自己人高马大,身强力壮,强行与女子发生性关系。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知识原始时代是否有“强奸案”发生(因为动物是不强奸的)。但即便那些男子不来强奸,只是一味地来挑逗和纠缠,也够让人讨厌的了。 

  

女人当然要设法对付。对付的办法,当然也不能靠体力,只能靠智慧。“性禁忌”即是一种聪明的办法。禁忌在文化人类学中称为taboo,音译为“塔布”,往往用于那些被认为既神圣又危险、既纯洁又肮脏的事情和事物。它的成立,是建立在人类恐惧的心理上,是人类畏惧与欲求、恐怖与被诱的矛盾混合物。也就是说,为了防范那些不该有的诱惑与欲求,便只有施以恐吓和欺骗。比方说,在原始时代,经期中的妇女要被隔离起来,因为她们在流血。流血在原始时代是恐怖的事情,因为那往往意味着死亡。这样,流血的妇女不但自己是危险的(所以在隔离开来加以保护);而且对别人也是有威胁的(所以要隔离起来加以防范)。这时,一个男子如果见到了经血,就会“倒血霉”;如果与之性交,更会触犯神明。凡此种种,就是“禁忌”。 

  

这一类禁忌,我们无妨称为“生理性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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