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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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八、七、五、六、二、一、三、四），并试图对新文学的实质加以更多的
注意。为了区分新“质”和儒家的“道”，胡适强调了两个方面——“感情”
和“思想”——但这仍然含糊笼统。他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另外三条原则：二、
不模仿古人（他主张用进化的眼光看待文学并高度赞扬晚清小说）；六、不
用典（他力图区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的广义的典故和他所摒弃的过时的狭义
的典故）；和八、不避俗字俗语。这最后一条显然是他最关心的中心问题，
也是他以前和朋友们辩论的症结所在。
但是胡适文章中那种谨慎的语调和学者态度对《新青年》编辑们的激进
情绪来说，实在是太温和了。钱玄同不同意胡适对用典所采取的宽容态度，
全面反对用任何典故。在陈独秀看来，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不言而喻的；
他没有功夫去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下一期《新青年》
中，陈独秀干脆抛开胡适那些温和的改革主张不谈，宣布文学革命已经开始：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胡① 适）之声援。旗
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
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
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
诚如周策纵教授所指出的，陈独秀攻击的目标是由三个文学派别占主导
地位的流行风尚——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以及江西诗派的诗歌。②尽管
陈独秀的三条原则中的建设性部分也包括了胡适主张的白话文体，但更主要
的却是针对文学的内容。陈独秀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主张引进现实主义，因
为他认为现代欧洲文学已经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进化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
义，而现实主义较自然主义更适合中国。③他的另外两条原则似乎是把胡适对
白话文体的关怀改变成了创造新文学的政治性要求，新文学在内容方面应当
① 这三条原则用的是《文学改良刍议》的序数，即给陈独秀信中的七、一、四——译者。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75—276页。
② 同上书，第266—270页。
③ 同上书，第272页。
更“大众化”和“社会化”。
但是，虽然陈独秀讨厌传统文学的精英主义，他的大众化倾向却仍旧是
模糊的。他所理解的那种新文学顶多也只能称之为“社会现实主义”，不一
定是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学。凡是现实主义地、真实地描写社会各种
人物生活不同方面的新文学作品，只要不是属于“少数贵族”的，他大约都
会欢迎。在这一早期阶段，他还不是只专注于更具阶级意识的工农方向。陈
独秀虽然拟议出一种范围更广阔的新文学，但他并没有提出创造这样一种文
学的具体办法。胡适在1918年春季发表的一篇比以前更有闯劲的题为《论建
设性的文学革命》的长文中，讨论了这一任务。
胡的文章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说，
文学革命的建设性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白话民族文学。但是既然还没有标准
的“国语”，又怎么创造这样的文学呢？胡适的回答带有实验的特点：新的
作家应该用一切可用的口语写作。他们可以用传统通俗小说的语言，而以今
日口头的说法作补充，如果有必要，甚至还可以用一些文言词语作补充。在
所有类型的作品中——诗歌、书信、笔记、译文、报刊文章，甚至墓志铭—
—他们都应当只用白话。经过不断练习，用白话写作会逐渐变得容易。关于
文学创作的“方法”，胡适认为新文学的题材应当拓宽，要包括一切阶层的
民众，并且认为实地观察和个人经验，再以生动的想象加以补充，应是写作
的先决条件。
虽然胡适不厌其烦地阐述了语言工具和文学技巧，但他对他建设性建议
最关键的部分——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却不置一词。和陈独秀不同，胡适
不大愿意就他所认为的中国现代读者最理想的新文学类型，作详细的说明（不
管怎样笼统的说明）。这可能是由于胡适比陈独秀更少成见，不那么固执已
见。①但是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对他来说，文学革命实质上是
一场语言方面的革命。但是，已经开始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完全改变中国文化
的内容，而文学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陈独秀理解两种革命——思想革命
和文学革命——之间的这种关键性联系，并使这种联系得以实现。相反，胡
适则从来没有像《新青年》其他领袖那样，投入反传统主义的事业。他在学
术上全神贯注于语言，使他因而奇怪地没有觉察到它的思想实质。
就胡适个人所关心的目标而言，文学革命是完全成功了。白话逐渐用于
迅速增多的所有新文学报刊。1921年，教育部通令小学教科书一律用白话。
反对派起来得太晚也太软弱无力，“文学革命大军”轻而易举地便将它击溃
了。林纾给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长信，是在1917年发动文学革命之后几乎两
年才写的。胡适的老友和对手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驌创办的《学衡》杂志，
到1921年才出版，那时白话文早已成了“国语”。当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章
士钊于1925年在他的《甲寅周刊》上放最后一炮时，胡适和吴稚晖在他们的
回答中甚至没有认真对待他；新文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完全可以
用戏谑的口吻哀悼老章和旧文学的“死亡”。
除了进行人身攻击以外，反对派的论点集中在几个有关的问题上。《学
衡》派反对胡适的进化论观点，坚持说，在进化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几种文学
——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不一定比以前的文学好，也不能
① 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32页。
取代早期的文学。①因此每一种文化的古典遗产都应予珍惜，因为它为改变与
改革提供基础。作为中国古典遗产的主要媒介，文言不能完全被白话取代。
林纾更进一步争辩说，如果对文言文没有全面的知识，作家们就不可能创造
出一种白话文学。
这些论点显然都倾向古典主义，至于《学衡》派，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
思想印记也很明显，他要求他的中国追随者“保存包含在中国的伟大传统中
的真理的灵魂”。②但是在这热情奔放的破除迷信的新时代，这种理性地保卫
传统的主张无论想得多么周到，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与要求革命变革的激
进冲力背道而驰。文学进化论的概念不但是胡适的特点，也为这激进的一代
中许多人所拥护，它是他们对未来看法和西化倾向的直接表现，他们认为必
须用西方观念来取代旧传统，才能将中国转变成现代国家。甚至连反对派也
不反对变革；他们只不过反对某些过火行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最
弱的一环，就是他们看不起和不信任白话文。他们担心口语变化太快，因而
不适宜作为“经典”著作或文学杰作的语言，因为它们是永恒的，至少应能
为后世所理解。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似乎都不曾认识到，最后在五四文
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保守的评
论家们忧虑得不是地方，因为文学中使用白话并不一定会降低质量；而且这
种忧虑也太早了，因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到30年代又遭到像瞿秋白这样的
左翼评论家的抨击，认为它是披着现代外衣的贵族精英主义。
新作家的出现
文学革命的破坏任务虽然遭到一些软弱的敌人的零星抵抗，还是很容易
地就完成了，它的建设阶段却是更困难的。
中国的“新青年”们对文学革命立即作出的热烈响应，也许超出了这一
运动领袖们的梦想。几年之内，新文学杂志有如雨后春笋，在各大城市成立
的文学团体在100个以上。①所有这些自发的发展都证明了五四运动，特别是
学生们1919年的游行示威所引起的热烈情绪。
新形成的文坛的领导权起初掌握在北京地区的教授们手中：陈独秀、胡
适、钱玄同、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周树人的笔名），和周作人。他们的
一部分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朱自清，还有叶绍钧——创建了新潮社，
并出版了同名的刊物。一位有学问又有进取精神的编者孙伏园，接管了北京
《晨报》副刊后又接管了天津的《京报》副刊，把它们变成新文学的出色橱
窗，登载新秀们的著作。这些学者、学生、编辑和撰稿人，以北京为中心结
成一个松散的集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学者风度，
与上海文坛那些傲慢的人的狂放任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京派”中的老
成员们——周氏兄弟、孙伏园，钱玄同和出版家李小峰——后来创办了《语
丝》周刊（1924—1930年），发表著名的有教养的语丝体评论，避免过激的
立场。《新青年》的领导于1921年分裂后，胡适很快分离出去，并和一群主
要是受过英美教育的学者——著名的有陈源和徐志摩——携起手来。陈源创
办了《现代评论》，而徐志摩则是新月社的主将，该社后来出版《新月》杂
志（1928—1933年），在抗拒左派和鲁迅的攻击、捍卫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
① 侯健对他们的观点作了同情的分析，见上书，第57—95页。
② 周策纵：《五四运动》，第282页。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9页。
文学和政治观点的文学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20年代早期，在《新
青年》已变成政治刊物从而失去了在新文学中的领导地位以后而《语丝》和
《新月》还未能造成多大影响之前，主宰文坛的是两个组织：文学研究会和
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开始时有21个会员，大部
分来自“北京集团”，如周作人、郑振铎、孙伏园、叶绍钧、许地山、王统
照和郭绍虞。他们在茅盾的努力下组织起来，茅盾是少数和北京集团没有关
系的创建者之一，刚被任命为有影响的《小说月报》的主编，因而为他提供
了大好机会将这个原本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刊物转变过来为新文学服务。在经
过改造的《小说月报》的第一期里（第12卷第1期），文学研究会发表自己
的宣言，规定了三条原则：（1）联络从事新文学的人的感情，以求互相理解，
结成一个作家的团体；（2）“增进知识”，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知识；（3）
为作家协会“建立基础”，借以提倡文学工作不是消遣或娱乐的方式，而是
一种“终身的事业”。①
1921年1月发表的这个宣言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
是献身于独立的、可尊敬的文学事业的专业作家团体的第一份宣言。它证明
20多年来他们的晚清先辈们为文学职业化所作的努力是合理的。通过发展会
员、在其他城市建立分会、出版新刊物——《小说月报》之外，著名的有《文
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文学研究会得以巩固和扩大阵地，使
越来越多的新人能够发展他们的潜力，树立起职业作家的声誉。除了叶绍钧、
茅盾、王统照、许地山之外，文学研究会还培养出众多的人才，如谢冰心、
许钦文、黄庐隐和丁玲。文学研究会还主持了大量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小
说月报》出专刊介绍托尔斯泰、泰戈尔、拜伦、安徒生、罗曼〓罗兰，以及
“被压迫民族”文学、“反战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文学研究会在
1925年达到它活动的顶峰，其后逐渐衰落，到1930年就销声匿迹了。
另一个主要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差不多同时成立。它最初
是由少数亲近的朋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等人发展起来的，他
们全都曾经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经过一连串非正式的磋商，他们决
定出版一份新文学刊物。当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上海一家不大的出版社“泰
东”首先利用了他们的才能。1921年7月，创造社正式在上海成立时有8个
成员。在郭沫若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出版《创造季刊》（1922—1924年）。
其后是另外两种期刊；《创造周报》（1923年5月—1924年5月）和《创造
日》（共出一百期，1923年7月21日—10月31日，是《中华日报》的副刊）。
1924年一群年青作家入社，出版一种新的半月刊《洪水》。当1926年大部
分老社员去广州以后，周全平负责出版部的工作，把他的更为激进的朋友们
拉了进来。新老社员之间开始出现日益扩大的分歧。老社员们在1926年又创
办了一份新的期刊《创造月刊》，出版到1929年1月。但是年青的伙伴们在
上海已经掌握了大权，把郁达夫挤了出去，并说服成仿吾和郭沫若把创造社
的出版物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创造社被认为经历了两个阶
段：早期，1921至1925年的“浪漫主义阶段”和1924年郭沫若转向马克思
主义以后逐渐向左转的阶段——他们自己著名的说法是，“从文学革命到革
命文学”。
① 同上书，第12页。
大多数文学史家一直将这两个文学组织之间的分歧用两个口号加以区
分：“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①前者被看作是文学研究会的立
场，它的成员们提倡“现实主义”，而后一种立场属于创造社，它的社员们
实践“浪漫主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理论上的敌对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这两个集团代表五四时期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
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
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方面，这种人本主义的气质
较多地从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的领袖们的早期著作
则有集中于自我的倾向。但这两种倾向并不互相排斥。因此周作人在他的两
篇重要文章——《人的文学》和《文学的要求》——中，主张通过作者“自
己”的感情和思想紧密地“联系人生”。换句话说，自我表现无例外地都和
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因为周作人把个人看作是“有理性的”生物，是“人类
的一员。②在使新文学更加集中注意力于社会的同时，茅盾也提醒读者，真正
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同情”并非互不相容。③创造社的作家们更经常地使用“浪
漫主义”语汇，歌颂“美”、“全”和创造。但是他们的“为艺术而艺术”
的口号和其在欧洲文学中的含义很不同。在欧洲文学中，这个口号是将更深
刻的艺术境界的真实与外部生活和现实的市侩主义相对立。可是在成仿吾看
来，艺术“美”的作用是“培养”和“净化”生活：“文学是我们精神生活
的食粮。我们能感受到多少生命的快乐，多少生命的颤动啊！”①郭沫若则进
一步将这种“生命的颤动”变成了对社会不满的叛逆行为。
处于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创造社的成员们，较之更冷静的文学研究会的
作者们更加对“生活”充满了喜悦。因此这两派的区别更多地属于着重点和
偏爱的不同，而不在于基本的美学理论。两派的作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强有
力地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的一个原则：“语语须有个我在”。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