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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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格如此剧烈地涨落，可以证明它们是有利可图的投资。然而，要在投
机中成功，就有必要预测甚至影响市场的活动。这需要与政治密切联系。
总行设在北京和天津的现代银行，与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最密切。（上
海的银行也从事政府公债的投机，但它们的业务重点是票据交易和工业投
资；其他条约口岸的银行与当地政治活动的关系比对北京政治活动的关系更
密切。）典型的北京或天津银行的董事会是精心组成的，其核心是一些与各
① 资料见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74—90页。
政府派系关系不错的职业银行家。此外还有一些与这个或那个政治团体关系
更密切的、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方面经历的人。这样平衡的目的是想使银行获
得关于决定债券市价涨落的政治内幕的情报，并结识政府中能获得和保护特
权的朋友，而又避免当政局变化时可能导致银行得不到保护的单一方面的政
治效忠。
随着政府1919年以后越来越穷，银行及在银行业有影响力的政治派系的
政治力量增强了。交通系（下面还要谈及），作为内阁命运的特别强有力的
主宰者，形成了。同时，在总体上，银行坚持它们对政府的利益的能力得到
了加强。全国银行公会1920年12月在上海开会，决定拒绝继续购买政府公
债，除非政府“重新调整”偿付旧公债的财力。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在1921
年3月3日的总统令中，将关余拨入由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管理的称为整理
公债基金的偿债基金。第一、第五、第七年的长期公债及第八、第九年的公
债（后来又加上了其他债券）按面值的一部分重新作价，并兑换成两种新发
行的债券，这两种债券的偿还金是由上述基金担保的。
整理公债基金的设立，对银行家是一种照顾。对债券的重新作价低于其
面值，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银行当初购买它们时就打了大折扣。现在，只等
贷款偿还基金偿还这些债券，银行就能收到两倍于过去付出的款项。或者，
如果它们想做债券交易，也能以高于买入的价格卖出。政府的信誉也有加强，
尽管政府任何一种新债券的发行现在都必须安格联爵士应允。
派性和私人关系
北京政府在制度上表面是立宪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职能由法律予以
区分，决策按规定程序制订。实质上则是派性的：由个人的部属组成，越过
法定制度的界限而取捷径，每个派系都以一位特定的领袖为中心，由他个别
吸收的对他个人忠诚的追随者组成。
在组织这种派系时，政治领袖始终注意那些能干、政治上积极而可靠的
有前途的人。对可靠性的判断，在极大程度上受“关系”这种观念的影响。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社会是由父子、君臣、夫妻、师生之类有明确义务关
系的网络构成的。信任与自己有确定关系的人，比信任仅仅是相识的人要安
全得多。即使关系较远，它也有助于为人们的交往带来稳定性：它区别交往
双方的尊卑，并包含一方有权向对方要求或期望什么东西的可靠惯例。
当然，血亲或姻亲的关系极为重要，尽管这个亲属无政治经验，也会给
他一个不是敏感职务的挂名差使。另一种重要关系是来自中国同一地点同一
地区的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远离家乡的广州人
或安徽人在北京很容易抱成团。其他的效忠中心是由教育过程产生的：那些
受业于同一教师的人，毕业于同一学校的人，或1905年前在同一年通过科举
考试的人，他们视彼此为同学，这是一种比兄弟还亲密的关系。这些同学还
对他们过去的老师和监考人负有毕生忠诚的神圣义务。与此相似，从官僚生
涯中滋长出了与前同事或上司的关系。除了这类自动形成的关系之外，或作
为这类关系的替代，一个人还可以通过师徒关系、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或
结拜兄弟的关系而使自己与另一人挂上钩。
以广泛的关系网为基础，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在自己周围集合成由能干、
忠诚、地位优越的人组成的派系。在共和宪法规定的不熟悉的社会中，领袖
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的派系来继续开展政治活动。
最有影响、最复杂的派系之一是段祺瑞（1865—1936年）领导的。段于
1887年（应为1889年——译注）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炮科，去德国深造后，
成为炮队统带，兼任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见第11卷第10章）的小站炮兵
学堂总办和主要授课人。由于他在小站的重要作用，新建陆军大约一半的军
官，包括民国初期华北许多重要军阀，都是他的学生。段祺瑞作为安徽合肥
人，与家乡这个大政治天才库有着联系，那个城市的儿女们显示出了浓厚的
地方主义色彩和政治上的非凡本领。虽然段是位将军，但他的政治基础，不
是军阀式的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或对土地的控制。他的影响是以资历、声望和
本领，特别是以他的大批个人追随者为基础。
民国时期，段祺瑞的势力通过他的追随者，遍及政府的许多部门——参
战军（后称边防军），内务、财政、交通等部，国务院秘书厅，京汉铁路，
官办的龙烟铁矿公司，大理院。本文特别感兴趣的是，段祺瑞如何通过他的
两位亲密伙伴王揖唐和徐树铮组织的称为安福俱乐部的国会团体，而将自己
的势力打入1918—1920年的国会。王揖唐与段同为合肥人，是段的被保护
人。徐树铮是段在清末提升为助手的年轻军官（安福俱乐部的介绍见后）。
民国另一主要派系是交通系。它起源于清末的邮传部（1906年设立）。
由于修建或赎买铁路、扩充电报系统、组建交通银行，财源滚滚而来，该部
成为具有政治、金融势力的重要机构。袁世凯的追随者担任该部及其各机构
的各级职务。梁士诒（1869—1933年）是其中之一，他从1906（应为1907
年——译注）到1911年占据部里也许是最重要的职务——铁路总局局长。根
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稍后的描述，梁士诒“被认为是在北京仅次于袁世凯
的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人。……一个广东人，身矮体壮，长着拿破仑式的
大脑袋，他很少说话，但他一旁的插话表明他总是在讨论中先行一步，这一
点也通过他尖锐的提问反映出来。当直接向他提问时，他总是能对任何问题
给予清楚而连贯的说明”。①梁士诒的经济势力如此强大，以致他的同代人称
他为“财神”。
从1906年到1916年，梁担任过一系列政府高级职务。在此期间，他在
交通官僚机构中营建了一张势力网，这一势力网在他从政府引退后仍继续存
在。例如，梁的追随者叶恭绰曾任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次长
（1913—1916年，1917—1918年）及交通总长（1920—1921年，1921—1922
年，1924—1925年）。梁的另一追随者权量曾任吉（林）…会（宁）铁路督
办，主管过吉（林）—长（春）铁路，并几度出任交通次长及代总长。还有
许多其他追随者。
交通系在金融界的影响是它权势的另一方面。对交通银行的控制是关
键，交通银行起政府银行的作用，然而却由私人投资者控制。梁于1908年建
立该行，作为邮传部管理铁路、邮政、电报和航运运营资金的机构。1914年，
它被授权发行货币，并与中国银行共同管理国家财政。尽管该行在政界有势
力，享有特权，但1914年后，其股票的70％为私人股东持有。梁士诒通常
控制政府股份，并通过他在董事中的朋友控制大部分私人股份。除了交通银
行以外，梁还组建了其他几家私人银行，包括中国最重要的一些银行（其中
有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根据一项资料，梁士
诒及其伙伴在政府20年代初欠有债务的大多数国内银行中有股权。①大约在
1920年，梁担任内国公债局总理，该机构是为重新调整内债以恢复政府的信
誉而成立的，梁的助手叶恭绰和周自齐分别任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梁本人
不仅是交通银行的董事，还在6家私人银行（其中有3家是一个向政府贷款
的财团——内国银行团的成员）董事会任董事；交通系的其他成员在这几家
银行及其他几家大银行中担任董事职务。
这些例子表明民国初期派系活动的某种多样性。其他派系具有更强烈的
军事性（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还有一些派系主要由国会
政客和报人组成（研究系、政学系）。总之，最成功的派系全仗着人多势众、
随机应变，才在政府的更换、军事和财政命运的变动中幸存下来。
主要由派系组成的政治体制可能披着立宪主义的外衣，但现实的政治斗
争必然是派系之争。由于更多地以对个人的效忠而不是对体制的效忠为基
础，派系的规模仅限于领导人亲自培养或通过最接近的助手培养的三二十
人。接下来，可能再由这些追随者去指挥最底层的广大士兵或各部门的职员，
但对这些人的利用仅限于派系成员有权指挥他们的期间。哪一派也不可能形
成压倒的力量以压制敌对集团，并获得对政府的长期控制。即使某派领袖设
法得到了总统或总理的职位，其对手仍将在各部、国会、银行或地方军队中
保持他们的立足点。从这些据点里，他们将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统治的派系或
联盟，发表猛烈抨击的言论，制造谣言，扣压资金，阻挠军事联合，直到时
①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95—96页。
① 《北华捷报》，1922年2月4日，第289页。
机成熟，便用行贿或政变的手段强行改换政府。同时代的外国人常将民国初
期的政治活动看作“喜剧”。事实上，这些都是宗派主义的政治活动，按其
自身逻辑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破坏了宪政的结构。
1918年安福国会的选举
对1918年国会选举的研究表明，在相对来说的早期阶段，宪政的形式和
宗派主义的现实相互渗透，那时二者看上去尚能共存。1917年6月13日，
在守旧的将领张勋力图使清帝复辟的短暂过程中，1913—1914年选出的民国
第一届国会第二次被解散。张勋被效忠段祺瑞的力量逐出北京，段复任国务
总理。段祺瑞以前在内阁任职时，将国会视为眼中钉，现在他决定换掉它。
他的借口是，击败张勋复辟是再造民国，应当遵循辛亥革命的前例，召集临
时参议院起草新的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选举新议会将给民国一个新起
点。只换国会不换总理，当然说不过去，南方5省拒绝参加。然而，临时参
议院还是于1917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由段祺瑞的追随者及结盟派系
成员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制订了选举人数更少、更顺从的国会的条例。
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各省的选举人，他们稍后开会再选举国
会议员。例如，在江苏省，众议院初选和复选的日期分别定在5月20日和6
月10日，参议院初、复选日期为6月5日和20日。第一阶段众议院选举，
被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描绘成“一次腐败和流氓作风的真正胡闹的活动〔原
文如此〕①”。他写道：“选票行情和日常的市场涨落一起记录在当地报纸上，
就像一件可买卖的商品，与大米或豆饼或其他商品的地位相等。”选举监督
截留大批本应分发给已登记选民的选票，填上假选民的名字，投入票匦，或
雇佣“乞丐、小贩、算命先生、农民及诸如此类的小人物”投票，这些都非
罕见。另外，选举助理也可以将一批选票卖给候选人，由他按同样方式处理。
有些候选人由于未能买到足够的选票，就雇佣流氓到投票站去抢。还有候选
人付钱给另一些候选人，让他们退出竞选的例子。翟比南报告说，在第一级
参议院选举中，情况较为平稳，因为选举人较少，更容易收买所有选票。②
在第二阶段选举中，候选人“开始认真地竞相出价”，在此阶段，众议
院的选票从150元至500元不等。因对选票价格争论不休，选举一再推迟。
我们有来自天津的报告，如果说江苏的城市与天津有什么相像之处的话，那
就是茶馆、酒肆和妓院的生意，由于候选人招待潜在的支持者，以及利用那
里的房屋商定选票交易而从每年春节后的冷淡中恢复过来了。天津的作家问
道：“谁谓选举无益于小民哉？”③
段总理的选举机器安福俱乐部，在江苏有一个分支机构，称为“雅园”，
大概是根据安福系的使者们在南京款待未来的支持者及用金钱换选票的那座
建筑物的名称而得名。翟比南报告说，尽管“该省大部分人强烈反段”，第
二级众议院选举的结果是，安福俱乐部赢得了3/4的议席。①安福系在江苏的
主要对手是研究系。在众议院选举中行动不力之后，研究系作出“极大的努
力”以赢得一些参议院席位，多亏其盟友、江苏督军李纯发起的“虽不引人
注目却是强有力的竞选运动”，它才在复选中在参议院设法收买到了几个议
席。②
① 原文附注——译者。
②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翟比南，无日期，第15—23页。
③ 南海胤子（笔名）：《安福祸国记》，1，第34页。
①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页。
② 外交部档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报季度报告》，第24页。
据报告，每位参议院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为4万元。安福俱乐部在江苏的
投资，据一位观察家的估计为10万元，据另一位观察家的估计，仅参议院选
举即达16万元。③安福俱乐部，由于向无力收买议席的候选人提供经济援助，
和让不接受经济援助的候选人在它的旗号下当选相比，能够保证它在未来国
会中得到更忠诚的支持。
尽管安福俱乐部在其他省份也花费了大笔金钱，但很少地方出现江苏那
样无把握的结局。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在报告中只是稍加夸张。“各方
面的结果都符合控制选区的军事领袖的意见”。④当然，议席带来的利润和荣
誉，甚至足以在主宰当地的地方军阀的拥护者们当中，激起竞争而买卖选票。
但在大多数省份，只是省代表团的准确组成不明确。其政治上的结盟是事先
确定了的。
在向新国会派遣代表团的17个省中，13省的军阀与段祺瑞结盟。这13
省中，有11省的代表团实际上加入了安福俱乐部，成了它的组成单位，并在
对家乡军阀的愿望作出反应的领导人带领下，作为一省、二省或三省集团或
代表团在俱乐部内活动。两个与段结盟的军阀控制的省在其代表团中显示出
强大的非安福力量。3个由支持段的对手冯国璋的军阀控制的省及中立的浙
江省，也产生了混合的代表团。特别行政区蒙古、西藏、青海和所谓“中央
选举会”（分为6部，由少数名人在北京组成）的代表团中的亲安福势力极
强，因为它们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影响下选出的。
简言之，安福俱乐部赢得了重大胜利。在470席的国会中，安福系控制
342席。其余128席中，研究系控制约20席，交通系也许占50—80席，其
他席位由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占有。
随着议员们1918年8月到京，各派建立了俱乐部，以便联系和动员。在
以后两年内，俱乐部将是国会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