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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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日常生活。
有娱乐，当然也有工作。在1900年10月至1920年5月期间，外交使团
举行了219次正式会议。外交官们在一起无休止地考虑印花税、货币流通、
货币危机和其他财政事项；考虑商业、航行和条约港口等问题；考虑租界的
事务；考虑上海的会审公廨；考虑外交人员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权利和特权；
考虑辛亥革命及其余波；显而易见还要考虑公使馆区本身的管理问题。
外交压力
在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制度下，外交使团及其在条约口岸的领
事馆的属员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的组成部分，具有对在华外国国民民
事和刑事的排他性的裁判权。公使们借故生端地警惕着一切违反条约的真实
的或想象的情况——不但指字面上的违反，而且指精神上的违反；而在南京
条约缔结后的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先例中，所指的精神已成为对缔约列强权利
含糊而任意地进行解释的那种精神。每当外国人的地位及其利益可能受到中
国政府某些行动的影响时，列强就几乎会断然对外交部或其他部门施加足够
的压力。它们声称受到直接损失而百般进行交涉，而且很少同意适度的赔偿。
对这些“侵犯利益的行动”“负责”的官员受到肆无忌惮的指责。它们像要
求撤消在长江和珠江航行的障碍那样，也毫不犹豫地屡次企图要求镇压那些
所谓辱骂外国人的出版物。它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力量，攻击中央政府或地方
政府授给或可能授给其他强国排他性的特许权或与之订立合同的行动。前美
国公使田贝在1906年写道：“在欧洲国家，如果他试图做这些事情中的一小
部分，他就会拿到护照离任。”①田贝公使还指出，驻华公使（由于受到“大
报”中所表达的国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假定，在一切案件中，他的同胞
都是对的，中国人都是错的。如果公使对被说成是涉及他同胞的实质性权利
的任何问题，胆敢深究是非曲直，那就被认为是他思想上软弱和道德上糊涂
的强有力的证据。”①
但是，大国的外交代表在影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远不如
他们所认为的那么有效。晚清及后来的民国的官员有非常多的办法来对付，
他们可以拖延、装糊涂，最后是公开抵制一个西方强国的纠缠。由于民族主
义意识和无条件地维护主权的愿望不断地先是渗入晚清的官僚集团，然后是
渗入其民国的后继者，这种抵制态度有所发展。就1913年的善后贷款一事而
言，几个债主认为，通过让公债司的一名外国指导参加支付过程，它们就可
以影响袁世凯如何分配借入款。在列强争着让其国民担任顾问和审计时，最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1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9页。
后的贷款协定实际上被拖延了下来。事实上，外国的审计和会计只知道袁世
凯认为合适的东西。
追求某些要求所表现的这种态度（这些要求常常是以中国含糊的声明为
依据，而声明又常常是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的），与给予某些幸运的特许权
所有人的实际利益相比，从根本上说对中国的主权更加有害。一个很能说明
问题的例子是，美国坚持要参加1909年计划中的湖广铁路的贷款。张之洞在
1909年6月刚与德、英、法三国的银行集团谈妥了一份贷款协定，这时（在
摩根公司、库恩和洛布公司、纽约第一国家银行和花旗银行的鼓动下）塔夫
脱总统发给摄政的醇亲王一封私人电报，要求也让美国银行团投放一份贷
款。美国的要求是基于1903和1904年中国政府对美国公使康格所作的所谓
的诺言，即如果中国无力向汉口至四川的铁路（此时是拟议中的湖广铁路网
的一部分）投资时，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将优先取得外国投放任何贷款的权利。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受到了无情的压力，措施强硬的抗议也送到了巴黎和伦
敦。但是被美国国务院描述为“庄严义务”的对康格的保证并不存在。事实
上在1903和1904年，中国外交部都已经直率地拒绝了康格代表美国商号提
出的要求。例如，它在1903年的答复中最后声明：“总之，当不同国籍的公
司向中国申请铁路特许权时，此事必须始终由中国决定。不可能把未批准的
申请视作授予任何权利的表示，或者视作此后申请必须先批给此申请人的证
明。”甚至1903年交换的文本在华盛顿也找不到。美国国务院在1909年7
月要求北京立即把文本送到伦敦以支持在伦敦进行的谈判。但由于其内容，
收到文本后，也没有给英国人看。①
最后，由于压力而不是由于所谓的“保证”，中国同意了塔夫脱电报的
内容。欧洲的银行团最后让美国人参加贷款财团，因为它们担心，如果它们
拒绝类似的美国要求，它们也可能难以实现对自己的十分含糊的贷款保证。
向湖广铁路系统的贷款不曾实现，但是在追逐无论是多么不牢靠的经济利益
时，中国都被视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商业伙伴。
导致外交上专横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语言障碍。驻北京的外国代表很少有
懂汉语的，条约港口主要的外国商人也是如此，也有一些值得尊敬的人是例
外。在领事馆一级，语言状况较好一些。在1913年，英国除北京外，还在
28个港口保持领事馆。其中8个是总领事馆（广州、成都、汉口、喀什噶尔、
沈阳、上海、天津和云南府②），配备有较多的工作人员。这一年驻北京的公
使馆配备了7名见习翻译。在进入20世纪很久以前，与美国领事馆形成对比
的是，在英国领事馆任职的是一批高度职业化的外交人员，他们是通过对那
些注定要在中国进行其终生事业的人进行竞争性的考试而录用的。在任命为
见习翻译后，未来的领事要在北京进行两年紧张的汉语学习，结业后，一次
语言考试的成绩，对决定他在工作时期内未来的安排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1913年，美国设5个总领事馆（广州、汉口、沈阳、上海和天津）和9
个领事馆。1902年它才任命第一个见习翻译；他就是安立德，后来的商务参
赞和《中国：工商手册》（1926年）的作者。1913年驻京公使馆配备9名见
习翻译；在领事中，有些人显然是“中国通”，如驻长沙的詹森和驻上海的
① 小约翰〓A。穆尔：《对华的国际财团和美国的对华政策，1909—1917年》（克雷蒙特研究院博士论文，
1972年），第18—31页。
② 云南府即昆明——译者。
高思，这两人后来都担任过驻华大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典型的短期政治
任命和付酬雇代理领事的制度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变化。
1917年以前俄国领事馆业务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与英国的相当，这是
利用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知识的缘故，而从根本上说，则得益于
俄国的传教士，从18世纪以来，他们享有北京的语言训练设施。1913年，
俄国保持了8个总领事馆（广州、哈尔滨、喀什噶尔、沈阳、牛庄、上海、
天津和北京）和11个领事馆（其中9个设在满洲或蒙古）。那一年有四名见
习翻译隶属于公使馆。①
日本在1913保持8个总领事馆（广州、青岛、汉口、哈尔滨、沈阳、上
海、天津和香港）和22个领事馆（其中10个设在满洲）。在日本领事职务
当中，被派往中国任职往往被认为不如在欧美使团任职那样惬意。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日本的领事馆官员据说把在华任职当作踏脚石，他们的语言能
力常常受到议会的批评。但是总的说来，日本的领事馆队伍是高度职业化的
（通过高级文官考试主要从有名望的东京和京都大学的毕业生中录用），并
且了解他们的任职所在地中国的情况。
关于其他国家，德国在1913年设一个总领事馆和16个领事馆；法国设
3个总领事馆和10个领事馆；奥匈帝国共设3个；比利时6个；意大利7个；
墨西哥4个；荷兰9个；葡萄牙7个；西班牙7个，但通常由第三国国民照
管。缔约列强几乎没有例外地在广州、上海、汉口和天津有领事，而它们的
其余的领事机构则分布于某些地方，以反映它们各自声称的“势力范围”；
例如，如上所述，日本和俄国分布于满洲，英国主要分布在沿长江的城市，
而法国则分布在中国西南。
① 许多俄国领事的汉学才能，可以举以下数例加以说明：驻天津总领事体德满，189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东
方学院，1896至1899年为见习翻译，然后任领事职务；驻汉口领事贝勒城科也毕业于圣彼得堡东方学院，
1899年来华。贝勒城科在1912年与其他人合作把《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译成英文。此书由俄国公使
馆的助理汉务参赞H。S。勃伦奈特和上海总领事馆的参赞V。V。哈格尔斯特罗姆于1910年在北京出版。英文版
经总领事、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汉务参赞科列索夫修订和补充后，是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的必备手
册。
传教士
1900年，基督教在华北广泛地受到攻击，然后攻击者被一次多国的外国
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期以后，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
新时代。通过1860年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一个花招取得的“在所有的省租地和
购地”的权利，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加以利用，以便在限制其他外国人的远离
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站。①
传教事业的建立
在民国初期，传教士是短期在华居住、因共同目标而认同的欧洲外国人
中最大的单一集团。他们受到各项条约总的和具体的治外法权条款的保护，
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到1919年，中国本土和满洲的1704个县，
除106个外，都报道了新教徒的某种传教活动。传教士一般都懂汉语，必然
与听福音的中国人有着比较密切的日常接触。他们最大的目标，强调通过皈
依基督教和坚定地组织中国的基督教教会来平等地拯救个人。到了20世纪
20年代，许多传教士（至少是新教徒）开始看到，外国传教士多方面的活动
未能创立强大的土生土长的教会，而外国人的存在可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
要障碍。各教派共有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干事罗炳生，在该会一份对新教在
华活动的权威性调查中写道：
可以预期，下段时期是过渡时期，此时工作的负担及对工作的控制，将日益从外国
人转移到中国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正导致最能干和最献身的中国基督教
徒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当愿望，即基督教应摆脱被人
视为“外国宗教”的沉重负担，西方教派分立的状况不应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认为
宗教界外国势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是在中国更迅速地传布基督教的主要障碍之一。①
在1949年以后镇压在华基督教会之前，罗炳生所定的任务只取得了很有
限的成就。传教士和受圣餐者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华人被吸收为教会的领
导，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是在1922年后的25年，大多数基
督教传教士的外国在华机构的成分，与20世纪的头20年的情况相比，在性
质上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20世纪头25年盛行的“中华归主”，可以说，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在
此之前是义和团起义，在此之后把基督教敌视为外国帝国主义产物的恶意的
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在义和团起义以后不久的几年，在华的新教基督教盛行，
因为在取得了半个多世纪平庸的结果以后，它与需要它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力
量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联系。在清代的最后十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
不应求时，发展中的教会学校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民
国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
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20世纪10和
20年代的青年中国多半是教会学校的产物——它们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
者和改革者，以及诸如科学的农业、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型职业的领袖。
但是新教教会事业的繁荣依靠与当局的一种不明确的联系。它最后与国民党
政体认同，因为二者基本上以城市为基础，并且都是资产阶级式的“现代化”
① 见保罗〓科恩：《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在华基督教的传布：1918—1921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和传布专门委员会所作的在
华基督教力量的数量和地理分布的全面调查》，《导言》，第3页。
的变异形式。即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像罗炳生承认的那样，从长期观点看也
只能接受真正土生土长的教会。由于是城市的和非政治性的，而且实际上强
调在现存的政府制度的范围内拯救个人，基督教变得越来越脱离呼声日益响
亮的农村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1949年将结束与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半西
化的城市精英对革命的短暂控制。
1900至1920年这段时期的“中华归主”——1922年所用的一个不恰当
但却生动的词组（“Christian ocupation of China”中的“occupation”
一词意即占领——译者）——在所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①表31总结了
关于新教传教团体的材料。
表31在华新教教会的发展
188919061919
外国传教士129638336636
受有圣职的华人2113451065
全部中国的工作人员1657996124732
有权受圣餐者37287178251345853
教会学校学生1683657683212819
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几年中，罗马天主教布道会也迅速发展。在1901
年，有1075名外国神甫和500名中国神甫在估计有721 000名受圣餐者的天
主教社团工作。到1920年，有1500至2000名欧洲神甫、将近1000名中国
神甫、1000名外国修女、1900名中国修女、200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000
名中国教学者和教师以及18万名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在13个或13个以上的
天主教布道会中，法国的布道会（如遣使会、外方传教会）特别突出，这反
映在法国根据各条约中信仰自由的条款，而提出取得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护地
的要求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半以上在华神甫是法国人。天主教会
正式组成51个“副本堂神甫的教区和教廷的大教区”，由它们来划分中国所
有省份。将近1500个地方有外国或中国神甫，天主教徒最多的地方是直隶、
江苏、四川和山东。虽然天主教徒也出现在新教徒集中的较大城市，但他们
着重在农村地区工作，争取全家或全村皈依天主教，尝试建立完整的地方天
主教社区，倾向于把教育活动限制在教徒子女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
天主教传教会没有出现可与义和团起义以后的新教徒活动相比的教育和医学
活动的大发展。与拯救灵魂相比，企图扩大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任何愿望，肯
定都是次要的。与19世纪的教案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几乎
只是针对新教徒的，这说明天主教活动依然处于形成20世纪中国的主流之
外。
除了原教旨主义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及与它有联系的布道会外，1900年以
后，新教传教士逐渐地把他们的重点从劝个人信教的压倒一切的关心，转向
使中国社会全部基督教化这一扩大的目标。这意味着要在教育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