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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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罗斯福在战时遂又作了最重要决定：制造原子弹。虽然其最初的原因是害怕德国在竞赛中领先，但到1944年秋季虽已确知德国已经放弃该计划，罗斯福仍未改变其决定，并且严令必须对苏联采取严格保密措施。概括言之，罗斯福与其他战时领袖还有另一重要差异：他的战争指导是限于最高层次，他不像希特勒、丘吉尔、斯大林那样直接干涉军事行动。美国军方高级将领，无论在华盛顿或前线上都享有相当巨大的自主权，这是其他国家的军人所非常羡慕的。
东条英机
当东条英机（TojoHideki）出任日本内阁首相时，他发动了对英、荷、美三国的太平洋战争。但事实上，日本早已在战争之中。从1937年7月开始，日本即已全面展开其侵华战争，它比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早两年。所以，严格说来，东条并未发动战争，而只是把已有的战争加以扩大而已。
所谓大战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流行的名词，在战前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而已。假使战前的日本也有其大战略，则最简单的描述即为“侵略”两字。其目标即为以中国为主体的亚太地区。也许所谓“田中奏折”可以勉强算是日本的长程战略计划，该奏折分三个阶段：（1）首先征服满蒙，（2）再以满蒙为基地来征服中国，（3）再以中国为基地来征服世界（实际上只是东南亚，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日本就依照此种计划行事，但到1940年，事实却显示若无东南亚的资源，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若不能征服中国，在满蒙的基地也不能长保。但要夺取东南亚则必与美国冲突。简言之，除非能击败美国，否则一切战略构想都将沦为空谈。
完全如日本人所云，1941年对于他们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南进则必须退出中国，若南进则美日必战。近卫首相虽力主慎重，但陆海军两部都已在准备战争。10月18日，当时任陆相的东条接替近卫出组新阁，全部战争计划到10月20日即已完成。日本帝国的命运遂完全掌握在军人的手中，好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东条不过是引爆的信管而已。
作为战时领袖，东条若与其他的人物比较，似乎显得颇为逊色。其原因可以归之于个人和制度两方面：（1）东条的背景和经验都很浅薄，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了解更是有限。希特勒的世界知识也很浅陋，但他对于其假想敌却有相当深入的认知。（2）日本的制度也极为特殊。东条既不能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独裁，又不能像丘吉尔和罗斯福那样依赖民意。日本的陆海军代表两个对立集团，而在军种之内又有派系的存在，所以意见和利益经常发生冲突。就理论而言，天皇为最高统帅，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偶像。所以，日本战时政府中根本没有一位真正的决策者，换言之，也就是没有统一的大战略。
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与东条英机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例证。由于山本的坚持，珍珠港才被纳入战争计划，而攻击在表面上的成功遂使山本的威望大增，并对东条构成压倒优势。东条并不知道山本的捷报是故意夸张，所谓珍珠港大捷乃有名无实。但山本此后遂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几乎完全不受政府的控制。所以，在战后一切有关中途岛之战文献中无人曾经提到东条的姓名。
1942年夏季中途岛战败后，日本在太平洋的征服行动即开始退潮。东条对于防御计划的作为和执行，虽然曾有贡献，但也只能是勉强支持残局，并不能反败为胜。到1944年7月东条终于被迫下台，所以他在战争结束时已为在野之身。诚然，东条本人并非等闲之辈，他在战时也曾表现出其才能，不过由于受到日本特殊制度的限制，遂不可能有杰出的表现。尤其是日本的侵略政策本来就无成功的可能，东条只是一个不幸的牺牲者而已。
结论
作为结论，应该对战时各国领袖之间的关系再作一次简略详述。首先还是从希特勒说起。希特勒与东条从未见过面，彼此之间也几乎毫无了解。他们实际上是各自为战，在战略上根本没有任何协调。不过，希特勒曾鼓励日本南进则又为事实，其理由是希望日本能从太平洋方面牵制美国。希特勒最初的确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但到1941年9月之后即认为美国终将参战，于是就想设法使美国把眼光转向亚洲。反而言之，日本人的想法也正相似，希望美德开战后会使美国把注意力先放在欧洲方面，于是可以减轻日本在太平洋战区所受的压力。所以，很有讽刺意味，希特勒和东条真可谓同床异梦。
斯大林对西方伙伴的态度一直都很冷漠。他始终对西方怀有敌意，若非万不得已，他不会和他们合作。尽管罗丘两人都想和他见面，尤其是罗斯福对于高峰会议极感兴趣，但斯大林却尽量拖延与他们会晤的时间。直到1943年11月才在德黑兰作第一次会晤，斯大林除关心其本身的利益外，对于罗斯福的理想丝毫不感兴趣。不过，他对罗斯福仍恭顺有加，而对丘吉尔则不假以辞色，充分表现出势利小人的双重标准。
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的确有相当诚挚的友谊，而且也大致合作无间。不过，美国的军事首长对丘吉尔的态度则不太友善，这也许是由于罗斯福经常采纳丘吉尔的意见而不听信他们的忠告所引起的反应。到了战争后期，罗丘两人的关系不如过去那样融洽，因为他们对于世界前景和战后政策的意见日益分歧。但从各种证据上来分析，还是可以提示美英两国领袖之间的合作是常态，而摩擦则仅为偶然的例外。
若对这五位领袖作一总评，则罗斯福似乎应名列第一。概括地说，领袖人物若欲克服危机、渡过难关，其所需要的是意志和勇气；但欲实现理想、开创新局，则所需要的是深虑和智慧。非常可惜，罗斯福也未能眼见战争的结束，否则他也许能替人类带来理想的和平。
就各国的战争指导实务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启示即为国家元首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幕僚机构来帮助他作决策，而不应依赖个人的灵感，或拼凑的安排。所以，到1947年美国即开始建立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SecurityCouncil）制度，而其他国家也都先后仿效。这也许可以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最高战争指导方面所留下的宝贵经验遗产。
佚名＇扫描＇
cdhyy＇OCR＇2008
cdhyy＇校对制作＇2008
第十九章日本为何发动太平洋战争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引言
战前的情势
日本为何发动战争
心理因素
经济因素
外交因素
军事因素
结论
引言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1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经过一番讨论，遂由其天皇裁决对美英荷三国开战，并决定以12月8日（东京标准时间）为开战日。其宣战诏书经再三推敲也已定稿，其中有云：“帝国为自存自卫，不得不奋起以击碎一切障碍。”就历史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关系世界命运的决定。日本人为什么会作这个决定？他们是否经过审慎的思考？在决定作为过程中影响他们的是哪些因素？他们的考虑是否合理？假使是犯了错误，其原因安在？
这一连串的问题，对于研究战略的学者而言，都非常有趣味、有意义，并且值得作较深入的分析。因为一个战略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决定作为（Decision－making）。他们所作的决定，不仅影响到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而且甚至关系到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祸福。
但诚如李德哈特所指出的，历史的最大价值就是提供警告，它告诉我们前人是如何失足跌倒，这样也就使我们知道应该避免什么始不至于重蹈覆辙。所以俾斯麦才会说：“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50余年，一切的民族恩怨，也早被时间所冲淡，而历史的记录由于反复的考据，也变得日益正确可靠。因此，对于前人的所思所为，也就比较易于作客观的分析。尤其是我们必须认清人类本身具有许多内在弱点，所以对于过去那些曾犯错误的人不应随便加以谴责，而真正重要的则是了解错误的决定在当时是怎样作成的。只有照这样的方式来研究历史，始可以获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
战前的情势
从19世纪末叶起，一向太平无事的太平洋开始变得不太平。一方面，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变成西方世界之外的惟一现代强国；另一方面，从1898年起，美国的星条旗开始飘扬在太平洋上，其势力终于达到亚洲大陆而与日本发生冲突。
就地理观点来看，日本与亚洲大陆的位置关系是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位置关系颇相类似，但两国的战略传统却几乎完全不一样。英国人从16世纪开始就走向世界海上霸权的道路，他们的眼光从来就不是以欧洲一隅为焦点。日本虽然也是一个岛国，但其人民却不具有海洋民族的习性。他们从未向太平洋去寻求发展，其航海活动只限于亚洲大陆边缘。反而言之，他们却经常企图从海洋入侵大陆。简言之，其传统战略思想完全是大陆（Continental）性的，至于现代海洋（Maritime）战略思想则可以说只是一种西方舶来品，甚至从未在日本人的心灵中生根。
所谓“国家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流行的一个名词，在战前最多只有一些模糊概念。不过，假使我们认为战前的日本帝国还有其国家战略的存在，则对于其战略的最简明描述就是“侵略”二字。日本自从接受西方文明以来，其理想的目标，即为建立一个空前伟大的亚洲大帝国，其一切的行为都是以19世纪的西方强国为模范，不仅想学德意志，而且也想学不列颠。但日本本土是一个太狭小的权力基地，所以必须扩张，而其目标自然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大陆。
当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之际，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于1899年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主张维持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并要求所有各国均有平等机会来与中国建立商业关系。这也就是此后40年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并且也注定了美日利益冲突的无可避免。
民国三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日本获得一次加速扩张的机会，于是向中国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的要求，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对日本采取抑制行动。民国十年（1921年），英国拒绝延长英日同盟，并宣布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同时，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也把美英日三国的主力舰吨位定为5：5：3之比。日本也被迫撤回“二十一条”的要求，把占领的胶州半岛归还中国，并于1922年签九国公约以保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些措施都使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并认定这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象征，民国十三年（1924年），美国又修改移民法，禁止日本移民入境，这更增强其种族歧视的印象。基于这一连串的发展，西方（尤其是美国）会变成日本人心目中的假想敌实在是一点都不奇怪。
20世纪的日本虽已披上了一件西方现代化的外衣，但在内心里，日本社会仍继续保持其封建传统，在这种社会中享有支配地位的人是武士而不是企业家。甚至到今天，日本的政治权力结构也还是和美国人所想象的大不相同，所以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日本人在思想和文化上与西方的差距实在是非常巨大，这当然会影响到双方对对方的认知。
严格说来，日本的立宪政体只是一个假面具，在这个表面之下有若干利益集团争权夺利，而其中以军人的势力最大。日本军阀（以陆军为主流）不仅头脑简单，而且不学无术。即令是在其本行方面，也只学到了一点西方的皮毛，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战略修养可言。在1941年任日本驻美大使的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战后曾说，军人不受文人控制是日本的癌病。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使日本的民主假象无法有效维持。生活困难引起广泛不满，于是军阀遂乘机鼓吹用扩张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从1931年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遂走向武装侵略中国的不归路。1937年又制造“卢沟桥”事变，终于激起中国的全面抗战。
日军在中国愈陷愈深，不但不能速战速决，而且对其国家资源形成无限的消耗。在此同时，美国一方面援助中国，一方面用各种手段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双方的关系遂日益恶化。
日本侵略中国本是以解决经济问题为目的（或借口），但战争的延长不但对日本的经济毫无裨益，反而更使其感到经济压力的沉重。这样又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本来是想用战争来扩大经济基础，现在却变为必须扩大经济基础，始能结束（或继续）战争。
平心而论，日本最初除侵略中国以外，并无与西方国家交战的意图（或计划）。日本人并非不自知其经济的薄弱，不能应付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但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之后，情形又有了重大改变：（1）德国已经征服西欧，这不仅使日本人感到十分羡慕，而且由于法国、荷兰，甚至英国，都已无力再保护其在亚洲的殖民地，也就引起了日本人趁火打劫的念头；（2）美国对日本的外交和经济压力日益增强，使得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和痛苦。仇美的心理自然随之而增强，并且已有许多人相信美日终难免一战。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夏季对日本而言可谓危急存亡之秋。在中国的战争仍不能了结，经济情况日益恶劣，尤其石油储量日益耗竭，美日关系毫无改善希望，而德国又已在6月发动侵俄战役。这些发展迫使日本政府对其未来政策方向必须作一个新的决定。此时，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相当分歧，而且许多人发言也模棱两可或先后矛盾。不过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终于还是作成了决定。
概括来说，主张北进（攻俄）的只有外相松冈洋右一人，军人（包括海陆军）都主张南进，夺取所谓南洋资源区，必要时不惜与美英一战。至于首相近卫文麿则主张暂时观望。结果所作成的决定为：（1）准备南进；（2）同时仍不放弃与美国的谈判。
在此有一点必须澄清，一般人常以为战前日本陆海军各有其不同的基本战略观念，即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事实并非这样简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