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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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营，还有上百人“另立专案进行审理”。
读者，务请记住：共和国的所有其余的法院都在瞧着“最高法庭，＇它＇给他们以指示”，（第四0七页）“高庭”的判决是被“当作指示性文件”对待的。（第四0九页）各地还要拓进多少人去这只有请你们自己动动脑子了。
看来全俄中执委主席团对整个这场审判行使一次改判权是值得的。法庭判决书首先送到俄共（布）代表会议上，会上有人提议以驱逐出境代替枪决。但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提议（好一个三人小组，而且意见一致）：二十四小时之内声明退党则判五年流放，否则立即枪决。通过了加米涅夫的建议，成为全俄中执委的决定；批准死刑，但暂缓执行。已决犯的命运取决于留在外面（显然包括境外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举动。如果社会革命党人继续进行哪怕是地下密谋活动，更不用说武装斗争，这十二个人将被枪决。
这样就用死来对他们进行折磨：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拉去枪毙的日子。把他们从尚可接触外界的布蒂尔卡藏进了卢宾卡，剥夺了会见、通信和送交物品的权利不过若干人的妻子也马上被抓起来遣送出莫斯科了。
在俄罗斯的田地里已经是第二次收割和平时期的庄稼了。除了契卡的院子外，任何地方都已经听不到枪声了（在雅罗斯拉夫尔毙了彼尔胡罗夫，在彼得格勒文涅明大主教。还将不断、不断、不断……）。这时我们的最初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们正航行在蓝天碧海之间，出国赴任。而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把终生的人质留在自己的怀抱。
执政党的党员们读了六十期报道审判经过的《真理报》（他们都读报）大家都说对，对，对。谁也没有说一个不字。
因此，他们后来在三七年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有什么可以抱怨呢？……难道不是已经奠定了无法无天的一切基础了吗起初是契卡的非司法制裁，革命军事法庭的司法制裁，后来是这些早期的审判和这个年幼的法典？难道一九三七年不也是适宜的吗（适宜于斯大林的目的，也许还适宜于历史的目的）？
克霍连科脱。说出，他们审判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这是有预见的。
只是挥起第一镰需要费点劲。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前后，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进入了苏联国境。他当即被逮捕并被解送到卢宾卡。
关于这次归来有过许多猜测。但不久前一个叫阿尔达玛茨基的人（此人显然同克格勒的档案与人物有联系）发表了一篇包含着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学胡诌，但是看来还是接近真实的历史故事。（《涅瓦》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国家政治保卫局把萨温科夫的一些代理人拉了过去，又哄骗了他的另一些代理人，通过他们甩出了牢靠的钓钩：他们放出风声说，在俄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正苦于没有适当的领导人！这是最有吸引力的钓饵。何况萨温科夫决不甘心在尼斯”悄悄地结束他的动乱的一生。
全部侦查只是一次讯问全是自愿的供述和对活动的评价。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经提出了起诉书。（速度之快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产生了效果。准是有什么人正确地估计到，如果逼迫萨温科夫做出可怜的假供这只会破坏可信性的印象。）
在用颠倒黑白的术语精心炮制的起诉书里，给萨温科夫加上了无所不包的罪名：“最贫苦农民的彻头彻尾的敌人”；“帮助俄国资产阶级实现帝国主义意图”（意思是赞成继续对德作战）；“与盟军指挥部代表有来往”（当时他担任军事次长的职务！）；“挑拨性地参加士兵委员会”（指的是曾被士兵代表选入委员会）；还有一个叫人笑掉大牙的罪名抱有“对帝制的好感”。但这都是些老名堂。还有一些新花样所有未来的审判不可或缺的罪名：从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拿钱；为波兰充当间谍（漏掉了日本！……）；还有想用氰化钾来毒死红军（但是一个红军战士也没有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了审判。审判长是乌尔里赫（这里我们第一次遇见他），可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萨温科夫为自己辩护的话很少，辩护几句也是懒洋洋的，对罪证几乎没提出争议。以下的曲调看来非常合用，它正好能打动被告的心弦：我们和你都是俄国人！你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你爱俄国，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尊重你的爱国感情但我们难道不爱吗？难道我们现在不就是俄国的强盛与光荣吗？而你却想反对我们？悔悟吧！……
但是最稀奇的是判决：“适用极刑并不为保护革命秩序的利益所需，同时认为，报复的动机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的法律意识”决定判处剥夺自由十年以代替枪决。
这是耸人听闻的，这在当时使许多人莫名其妙：软化？蜕化？乌尔里赫甚至在《真理报》上对宽宥萨温科夫的原因作了解释并表示了歉意。是啊，七年来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变得多么强大！难道它还怕一个萨温科夫！（而在二十周年的时候它将会变得弱起来，请勿见怪，我们将枪毙几十万人。）
继归国之谜以后，这项非死刑判决又成了第二个谜。（布尔采夫解释，他们欺骗萨温科夫，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存在着某些准备与社会革命党结盟的反对派组织，他本人将被释放并被吸收参加活动，他部分地是因此上了当，所以走上了和侦查人员勾结的道路。）审判之后，准许萨温科夫……向国外发公开信，包括给布尔采夫，其中要流亡的革命党人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立足于人民的支持之上的，进行反对它的斗争是不可容许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两个谜却被第三个谜压倒了：萨温科夫在阴郁情绪的支配下从未安装防护物的窗户跳到卢宾卡的内院，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守护天使们当时没法子截住他，结果一命呜呼。但是，萨温科夫留下了一份为他们开脱责任的凭据，以防万一（免得引起职务上的麻烦），对自杀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头头是道的说明信编写得那么可信，那么合乎萨温科夫的气质和笔法，使人们完全相信：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能写出这样的信来，他是在意识到政治破产的情况下自杀的。（见多识广的布尔采夫就这样把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萨温科夫的背叛上，就这样无论对信件的真实性，对自杀都没有感到任何可疑。任何的洞察力都是有限度的。）
我们，我们这些傻瓜，卢宾卡晚来的囚犯们，也轻信地学舌说：卢宾卡楼梯并扎上的铁网是从萨温科夫在这里跳楼以后绷上的。我们被这个美丽的传说所征服而忘记了：狱吏们的经验是国际性的！在美国的监狱里本世纪之初就有了铁网苏联的技术怎能落后呢？
在一九三七年，一个过去的契卡人员阿尔图尔·普留贝尔在科雷马垂死的时候向旁边的一个人说，他是把萨温科夫从五层楼窗口扔到卢宾卡院子里的四个人中间的一个！（而这是同阿尔达马茨基现在的叙述不相矛盾的；这个低矮的窗台，几乎像是阳台的门槛，而不是窗子特意选择的房间！只是在阿尔达马茨基的文章里，守护天使们在那里发呆，而依普留贝尔的说法是一齐扑了上去。）
这样，第二个谜仁慈得异乎寻常的判决之谜，就被粗鲁的第三个谜解开了。
这个传闻十分隐约，但我是听到了，而我在一九六七年又把它告诉了M·H·雅库博维奇，他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活跃劲头，眼睛闪闪发光地惊叫起来：“我信！正好对上头！我以前却没有相信布留姆金说的话，以为他是吹牛皮。”事情弄清楚了：在20年代末期，布留姆金曾经非常机密地告诉雅库博维奇，所谓萨温科夫的临终遗书，是他布留姆金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写的。原来，萨温科夫被关着的时候，布留姆金可以经常出入他的监室傍晚给萨温科夫“散散心”（萨温科夫是否感觉到这是死神上门一个善于讨好、态度亲切的死神，你猜不出他将会叫你怎么死法）。布留姆金靠这个办法熟悉了萨温科夫的讲话和思想的风格，掌握了他最后的一些想法。
人们要问，为什么要从窗里扔出去呢？毒死不更简单吗？大概因为遗骸要给什么人看，或者事先考虑过要给什么人看。
这里正好接着把布留姆金的遭遇说完。当他还是一个气焰万丈的契卡人员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过他当头一律。爱伦堡动手写过布留姆金忽然感到害臊不写了。其实是有东西可写的。一九一八年粉碎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后，他这个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不仅没有落到所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下场，反而被捷尔任斯基保护起来（正像他曾想保护科瑟列夫一样），外表上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养着他看来是为了叫他去干一些重大的湿活。有一次，在30年代初，他曾到国外去进行暗杀活动。然而，冒险主义的本性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使他跑到了太子岛去一；问问这个宗教课程教师有没有带到苏联去的任务？托洛茨基要他带给拉狄克一封信。布留姆金带回来转交了，如果正得意的拉狄克不是当时已经当了眼线，那末布留姆金去见托洛茨基的事，就会永远没人知道。但是拉狄克毁坏了布留姆金，于是这个人便被拉狄克本人曾亲手用最初的血乳喂养起来的怪物的大嘴吞了进去。
然而所有主要的和著名的审判都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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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法律成熟了
但是，那些发了疯似地从西方向我国边界的铁丝网爬来，好让我们根据刑法典第七十一条“擅自返回苏俄罪”把他们毙掉的人群在哪里？与科学的预见相反，竟没有出现这种人群，因此，向库尔斯基授意的这个条文就落了空。全俄罗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怪人就是萨温科夫，但就是对他也没有用上这个条文。可是另一种相反的惩罚——代替枪决的驱逐出境，却广泛地毫不迟延地试用了。
还在起草刑法典的那些日子里，列宁灵机一动于五月十九日写道：
“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
由于此项措施的重要性和教育意义，这个便条自然具有机密性。苏联国内一刀切似地红白分明的阶级力量配置，单单被这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轮廓不清的凝块破坏了。这个旧知识界在思想领域起着真正的军事间谍作用——因此除了把这一团思想淤血赶快刮干净并扔出国境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列宁同志本人已经病倒了，但政治局委员们显然表示了赞同，于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就实行了捕捉，一九二二年底把将近三百名知名俄国文学家装上了……驳船？……不，装上了一艘轮船送进欧洲垃圾堆（在那里站住了脚并出了名的人中有哲学家洛斯基、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斯捷朋、维舍斯拉夫采夫、卡尔萨文、弗兰克、伊林；有历史学家梅尔左诺夫、米亚科金、基泽维捷尔、拉普申等；文学家和政论家瓦尔德、伊兹戈耶夫、奥索尔金、佩舍霍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初还有分小批驱逐出去的，如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因交友不慎被牵扯进去的还有一些数学家，如谢利瓦诺夫）。
然而，不断地抓——没有做到。也许是因为流亡者们大喊大叫说这是给他们送来“礼物”，反正弄明白了这个办法也不是最好的，白白地放走了枪决材料，而在那个垃圾堆里还可能长出有毒的花来。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办法。以后的清洗办法，或者是去见杜鹤宁，或者是去“群岛”。
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条文拧在一起，织成一张五十八条的结实的拉网——专门用来干这种捕捞的活儿。捕捞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工程技术知识界——它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实力地位，并且单靠一个“先进学说”很难加以控制。现在明白过来了，那次为奥尔登博格尔昭雪的审判是错误的。（那时本可以揪出一个挺像样的中心！）——还有克雷连科打的那张包票：“在一九二0——二一年已经谈不到工程师的怠工”也说得太急了。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坏——是暗害行为（这个词儿好像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侦查员的发明）。
刚刚明白了现在要抓暗害行为，——尽管这个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业部门、在各个生产单位，这种行为就一件一件毫不费力地揭发出来了。然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发现中还没有完整的意图，执行的技术也不够完美，而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国司法机关的侦缉部门一贯追求的目标。并且我们的法律终于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点真正完美的东西叫全世界瞧瞧了！这东西就是一次统一的、大型的、协调得很好的审判，这一次是对工程师们审判。这样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苏联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维辛斯基（当时还是第一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主要公诉人H·B·克雷连科（意义重大的相遇！好似传送法律接力棒），五十三名被告，五十六名证人。真是规模宏大呀！！！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眼看着就要迈进无阶级社会，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实现平冲突审判（反映着我们制度的内部无冲突性）的能力。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检察长、辩护人和被告都应当同心协力地奔向一个目标。
何况，沙赫特案件的规模——只是一个煤炭工业，而且只是顿巴斯一地，与时代是不相称的。
显然，在沙赫特案件结束之日，克雷连科马上就开始另外挖一个容量大的新坑（连他经办沙赫特案件时的两个同事——社会公诉人奥萨德奇和舍因也掉进了这个坑）。不用说，他得到已经抓在雅戈达的坚强手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机关多么热心和熟练的帮助。需要制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工程界的组织，然后再把它揭发出来。为此，需要搞出几名为首的有影响的暗害人物来。工程界里谁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就是这么一个绝对有影响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纪之初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采矿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整个俄国工业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它在战争进程中弥补了沙皇备�
